杜鹃

禁书是有种种原因的，但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这本书直接攻击了当时不能攻击的人。
在辛亥革命前后，为了推翻清朝，为了打击政敌，一批革命志士在写了呼吁民众觉醒的书之外，也写了一些攻击执政者和政敌的书，其中对慈禧、袁世凯等人也有无中生有的捏造谣言，也有以无中生有的故事激起民愤，这些都是一种宣传手段。
而当时在上海，由于商业的发达，改变了做生意的一些传统观念，广告也要出奇、出怪才能抓人眼球，上海滩的广告噱头一时名扬天下。于是在出版界也出现了以耸人听闻的事做选题出书的现象，当时也称为“黑幕书”，迎合了人的探秘本能。
“黑幕书”有教人警觉、揭人隐私的功能，也有教人耍奸、泯灭诚信的功能，所以在主流社会看来总是旁门左道，不能以此去教化民众。再加上“黑幕书”总有与事实不符，评论随意的弊端，这就更为执政者所难容，借用一下来“妖魔化”对手是可以的，但被对手“妖魔化”就不行，还是要用法律来限制写“黑幕书”者的自由，不能让那些耍笔杆子的人毁谤名誉。于是“黑幕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逐渐减少，尽管因文章引发的笔墨官司还是不少，但这些书在法律限制下是少多了。
到了四十年代，“黑幕书” 改成了“内幕书”，在抗战胜利后更是出了不少，有揭露特务内幕的，有揭露汉奸内幕的，有揭露豪门内幕的，五花八门，引人入胜，倒也没听说有将这些书和它们的主人告上法庭的。
而也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写了不少小说的作家却被传进了警察局，原因是他写的小说“毁谤名誉”。
这个作家叫冯玉奇，是浙江慈溪人，1918年左右出生，19岁时出版了一本叫《解语花》的小说，并被改编成话剧，名扬上海。以后他一直靠写小说为生，八年中出版了小说有近九十种，一时被众人注目。
这时，他又涉足演剧界，创办过一个业余话剧团体，还被朋友约去为好几个越剧团写剧本。他写过十多个越剧剧本，有人说他粗制滥造，剧本不堪一用，把他辞退。也有人说他的越剧处女作《雁南归》，口碑甚佳。是一个“有名的，既快而又不粗制滥造的剧作家与小说家”。
在褒贬不一之时，他又退出演剧界，专人去写小说，又用“金宇珏”的名义开了个文粹书局，自著自出版，到1949年底，据不完全统计，他出版的小说有近一百九十种之多。
正是这样一个个子不高，右眼失明的冯玉奇，在涉足演剧界时，因他那本叫《艺海双珠》的书被告进警察局，罪名是“诽谤”。
这本《艺海双珠》由上海华英书局在1946年1月出版，广艺书局总经售。按时间分析，他当时还在为越剧团写剧本。这本小说是较早描写上海越剧界演员圈子和小报界状况的，也可以说这是最早写越剧演员舞台姐妹生活的文艺作品。
但是，冯玉奇在这本书中把写实与虚构混在一起，又十分明显地影射名人，还发泄了他对这个圈子的不满，这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被影射者的指责。
更不可思议的是，冯玉奇竟然已敢在小说中说“戏院老板姓张叫老帆的，张老帆在越剧界也是一个数一教二的坏蛋，据说以前是流氓出身，后来搭上了一个花旦，靠着花旦的号召力吃饭，慢慢的居然也做起老板来了。”这是在说后来被枪毙的那个逼死筱丹桂的张春帆，张春帆在1946年时是越剧联谊会常务理事，那时筱丹桂还没有死（筱丹桂是在1947年10月自杀）。
由于此书涉及诽谤，据书中被影射的主人公的原型说∶“越剧联谊会控告，这位冯先生就被传到警察局，第一次他本人不到，当局则因为此事与我很有关系，我也到警察局作详细谈话，第二次他传到了，查问的结果，他回答得很妙，‘我和×小姐并无仇恨，这本书中写的确是向壁虚造，但是我写作的动机，一方面消消剧团辞退之气，同时也想借此赚些钱吧？’” 从这段话中可知，当时告冯玉奇的是越剧联谊会，而不是被影射的主人公的原型，当然那时被影射者对冯玉奇也是有愤怒之情的，事后对冯玉奇也并无好感。
这个控告的结局是∶“他既知罪认过，所以也就接受当局调解∶‘禁绝该书，不准偷售，如有发现即行查办，且不准有类似性质书籍出版。’”
然后，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本《艺海双珠》在1947年1月又改名由上海广艺书局出版了，书名改为《千紫万红》，内中被影射的人名全都改过，连被影射的戏院名称也改了。书中把张春帆改名施金城，但原来那段话还是没有改。
我不知道这一年中又发生了什么事，但后来也没有看见那些被影射的人再告冯玉奇的事。难道被影射的人对此无可奈何了？难道冯玉奇另有靠山？
1949年前冯玉奇出了近二百种书，被禁的只有这本《艺海双珠》。到了1949年以后，时代不同了，当时凡涉及谈情的书大多目之为色情书，而写有国民党特务抗日情节的书也是政治倾向反动，所以，他有一百五十多种书被禁。
在查禁书目中，有关《艺海双珠》和《千紫万红》的查禁理由是∶
艺海双珠：写女伶的腐化生活，并把国民党特务写成爱国者。
千紫万红：述越剧演员私生活，有侮辱艺人处。
通过对这本《艺海双珠》的查禁情况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影射得太真实是犯忌的，特别是被影射的人在名字上只有一字之差，人们更为敏感，被影射的人也更计较涉及情节的真实程度。
而冯玉奇也恰恰在这一面上把真实和虚构混淆了，或许他是真想借名人效应赚些钱，但我认为不全是这样，因为当时冯玉奇写小说之名已很大，越剧团也是慕名而请他去编剧本的，所以我认为冯玉奇自己说的“消消剧团辞退之气”是可能的，而在越剧团中的经历又让他有了新的生活素材，这样才有了这样一本敢于涉及名人隐私的禁书。
我现在读过了《艺海双珠》和《千紫万红》，心中也有一番感慨∶如果冯玉奇在《艺海双珠》中就把影射得十分明显的名字像《千紫万红》书中那样全部改掉，如果我们对那些名人的经历一无所知，那本小说会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呢？这些情节会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的多少真实呢？
我的感觉是有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在告诉我那时越剧舞台姐妹的遭遇，她们的心态，她们的不幸，她们的无奈，她们周围环境的恶劣，她们大红大紫后的状态。
或许冯玉奇当时要把他在越剧团中的经历通过虚构告诉我们是为了泄愤，但是这些真真假假的情节还是让我看到了冯玉奇的价值观，看到了他对黑暗与光明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