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有种说法，中国的传统，在庙堂讲仁，在江湖讲义。宣扬仁的孔子，力行义的关公，一文一武，皆是圣人，文圣地在山东曲阜，武圣地在山西解州。那日有幸去了曲阜，瞻仰了孔庙、孔府和孔林等圣迹，对孔夫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又多了一番感慨。
我上学的年纪，正是“读书无用论”盛行时期，大多数的书被列入“封、资、修”一类，哪里还有“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乐趣。所知道的孔子，或来于毛泽东引用他的话，如《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或来于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说孔子是权势者们所捧起来的。或来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说樊迟请教学种田和花圃，孔子不耐烦，背后说了樊迟几句。或来于913以后的一些文件，诸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或来于街头漫画，画上老农孔子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其实孔子自认是个教师，以“诲人不倦”的热情传播学说，期望“近者悦，远者来”。而他所处的年代，正是礼崩乐坏的时期，社会发生了转型与过度，过去的行事准则不合时宜了，权力与财产再分配的搏弈变得赤裸与血淋。他怀念过去的好时光，东奔西跑地鼓吹“仁义礼智信”，企图恢复“君臣以立，父子以匡”的秩序，每个人按自己的社会角色及道德规范定位与行事。可是人人都希望能分到更大的一块蛋糕，或者认为他的说法不能与时俱进，在整个社会捷足向前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反步后退，弄得他四处碰壁，连他自己也只得自嘲如丧家犬了。
孔子的显赫，始于西汉，董仲舒向皇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确立了孔子的地位。可是儒术究竟如何，却始终莫衷一是，争吵不休。今文经派与古文经派各执一说，争来争去争的是解释权，也即话语权。直到康有为与章太炎，也是如此。至于帝王们，向来是实用主义的，以此一时彼一时的权宜态度，不时地偏转。对所谓的“仁”或“施仁政”，是不会彻底实行的。曹操带儿子去狩猎，儿子对猎物动了恻隐之心，曹操就认定这儿子不能做接班人。诚如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所言，君主不应该做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做的所谓事情，他要维持统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
对孔子形象的强大冲击，始于新文化运动。虽然前人也有不拿孔夫子当回事的，如李白“我本楚狂人，高歌笑孔丘”，更似酒后诳语。至于李贽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则是针对复古拟古的本本主义。直至新文化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才真正显露出批判的锋芒与批判的精神。然而其矛头所向，还是统治者所造成的社会弊端、思想禁锢及权势者的自以为是，其肌理与龚自珍、黄遵宪、魏源和严复是一脉相传的。
说到底，孔子是权势者们为装门面而捧出来的，也被权势者们给连累了。《论语》里的孔子，就像单位里的老同志或邻家的大爷，既有威严古板的一面，又有和蔼可亲的一面，并不可怕。孔子是圣人，他讲“仁义礼智信”，并倡导立言、立行、立德，不是一种教义，而是行为准则。其目的，是要读书明理。有些理容易懂，如“多闻阙疑”，有些理没有一定的阅历不好懂，如“子为父隐”。清朝的张胜说，无善无恶是圣人，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那日在杏坛多呆了一会儿，想起“有教无类”的话，确实是教育的根本。人无论富贵贫穷，倘能受到一定的教育，必能催化社会的进步。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与他的教育思想不无关系。记得文革时，对“束修”所作的阶级分析法，说一般人家哪里拿得出十只火腿做学费，与郭沫若氏对杜甫“三重茅”的分析法如出一辙，令人发噱。
如今国学又热起来，赶时髦的迫不及待地攀附上去。于是想起一首孔子的诗：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今天之旋，其曷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贸贸，荠麦之茂。子如不伤，我不尔觏。荠麦之茂，荠麦之有。君子之伤，君子之守。
君子之伤，君子之守。这样的操守，不是随便在任何名词前加个孔或儒字就可为的。

南京投宿记

十岁的时候，不小心读到“虎踞龙盘”一词，就自以为是地将“盘”字理解为名词，作了地盘解释。过了几个月，读到对“虎踞龙盘”的注释，才发现自以为是的大缪。那样的年岁，没有老师的指点、没有词典的辅助，哪里知道此四字讲的是帝王之州，而且往往专指的是南京。
对南京的所知所闻，随着年龄的虚长渐渐多了起来，从位列四大古都到三大火炉之一，从书上的《灯影桨声里的秦淮河》到地下流行的《南京之歌》。尤其是有一次借得一本《唐诗三百首》，下工夫从头至尾誊抄了一遍——那时候没有《唐诗三百首》卖，想拥有它并不时地手追心摩，除了抄写，在当时是别无他法的。而当得知此消息后，又有人让帮着复写，结果弄成一式三份。在《唐诗三百首》里，颇多描写南京的，什么“金陵王气黯然收”，什么“夜泊秦淮近酒家”，什么“六朝如梦鸟空啼”……等等。
据说朱元璋的定都南京，刘伯温是很费了一番口舌的。开始的时候，朱元璋打算把首都定在他的家乡，也就是凤阳。刘伯温揣摩到了朱元璋的想法，觉得于公于私都不十分妥。倘若定都凤阳，一旦乡里有什么事，三亲四戚狐朋狗友都来找皇上，皇上不可能没有耳根软的时候，那还成何体统。同时，随朱元璋起事的一帮凤阳子弟，那些淮西党人在本乡本土，在与刘伯温的争斗中，将更是如虎添翼。朱元璋心里不愿理睬刘伯温，但嘴上还说不在凤阳，也要离凤阳一箭之遥。谁知朱元璋一箭射出，被一只鹰当空叼住，往东飞去，直到南京才停下。朱元璋一言既出，只好在无奈中把都城定到南京。
不知是什么时候萌发了南京之行念头的，反正在去安徽宁国工作的第二年，春节回家探亲后再去宁国，绕道去了趟南京。那时候，皖赣铁路刚刚修到宁国，从南京过去也轻松方便，不似乘长途汽车，吃喝拉撒受限制不说，光一天的颠簸就叫人够受。但因为绕道，时间就长了点，还得在南京住宿。那个时候出门在外，都懂一些出门的烦难与规矩，所以临行前特意到单位的办事处开了介绍信，说明是探亲回去路过此地请予留宿。得了介绍信，仔细揣好，才上路。
到了南京，记得是先到一个介绍住宿的地方，由这个地方再开个便函之类的东西转到它指定的地方。接待的是个中年妇女，把递给她的介绍信、工作证仔仔细细看了几遍，再上上下下将人打量一番，又反反复复问了一连串问题，无非是为什么逗留南京，为什么要在南京过夜，离开的火车票买了没有，等等。那种肆无忌惮的话语和眼神，让面对它的人仿佛做了亏心事，唯唯诺诺陪着一万个小心。当时私底下以为，一定是被当成美蒋特务来怀疑了，那种滋味，真的难以言说。
只有浴室！只许住一天！明天走！中年妇女一顿一顿地说。
啪——中年妇女在小便函上盖了个章，顺手将便函递了过来。
现在去没用，晚上9点以后去。中年妇女的话干巴巴的，但听得出话中的善意。
偌大的南京，一天肯定是走不过来的。因此，夫子庙没有去，那时的夫子庙被冷落了；秦淮河没有去，据说秦淮河已经荒芜了；莫愁湖没有去，去了恐怕见不到莫愁吧；乌衣巷没有去，猜想巷子早就成了废墟；燕子矶没有去，实在时间赶不及了；鸡鸣寺没有去，那么大俗的寺名，必有其不俗之处，应该去看看的，可惜了。
然而对南京的行道树，印象还是极深的。那时虽是冬天，但所经的道路，许多的树依然高大苍翠、枝繁叶茂，这就是南京“山、水、城、林”美舆之一的“林”。近年听说南京有些地方的行道树被砍掉了，而且砍得不成什么样子，不知道究竟如何。倘若再遇到喜欢拆城的，喜欢填河的，喜欢炸山的，都来这么一手笔，南京的面目还不定成什么呢。

宁海访柔记

说去宁海，脑子里不由憋出两个宁海人来。这两个人是鲁迅先生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说他们有“台州式的硬气”，一个叫柔石，一个叫方孝孺。 “山谷之民，石气所钟”。所谓的“硬气”，似乎是自然所致。
假如鲁迅先生现在再动笔写此二人，是很难用一句“台州式的硬气”来说话了，至少得多费点口舌。因为现在宁海不在台州治下了，它已经划归了宁波。即使作为地级市的台州，也从过去州府所在地、有江南小邹鲁之称的临海，搬到了原先叫作海门后来又叫椒江的地方。历史上这样的迁变是不少的，所以以前谈家桢先生治历史地理，为的就是弄清历史上地名的边界，免得稍不小心就跨界越位。
不过宁海人的话，还是带有更多的台州方言痕迹。长期以来，由于地处偏僻，台州话保留着一些古朴的语言习惯。比如名词中单音节词仍旧不少，桌、椅、鞋、袜、麦、粽，都没有现在一般用法中有一个后缀的“子”字，筷子更是用一个古字“箸”，叫人觉得既古老又新奇。台州古时属百越之地，据说当时人说侗台语，与如今的侗、水、壮、傣、黎族人的话同宗。华夏语最早的传入，应在春秋时楚灭越之后，受楚齐等地语言的影响，形成了后来的江东方言。再后来，有“永嘉南渡”、“靖康南渡”，移民聚集、文化融合，中原方言作为官话，影响不断加大。又因台州过去交通不发达，受外界的干扰自然较少，一些“中州古韵”得以保留至今。
或许是此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吴越之地的原故，那次在宁海，办事还算顺利，语言沟通上也无大的障碍。每天去一家厂，只顾埋头做事情，几乎总要忙到很迟，因此也无如何打发时间之虞。偏偏不巧的是，有一阵子遇上了限电拉闸，隆隆的车间会骤然间寂静下来，等着“下锅”的“米”出不来了。开始的时候，也没个什么规律，说不来电就不来电了。渐渐地，有通知了，提前传过话来，什么什么时候拉电。如此，便捡得半日闲暇，到城内的柔石故居走马看花般地看了一遍。
将到柔石故居，便迎来一座石桥。这桥就在柔石故居的一侧，是旧时市镇上常见的那种，不仅短，而且窄，刚刚能容小轿过。吸引人的是桥上镌着的四个大字——金桥柔石，不就是原先叫作赵平复的人的两个笔名吗？原来如此。过了桥，转个弯，就正对着柔石故居的大门。进了门，里面很安静，初秋的阳光安详地洒在院子里，给这古旧的宅院增添了些许肃穆的气氛。一遍看过，回到院子里，想到了柔石的《二月》。
很久以来，私底下一直以为，《二月》是很小布尔乔亚的。而就自己的偏好，就喜欢这一类的东西。所谓作品的好坏，并不在于写什么，而是看怎么写。文学作品的欣赏过程，就是对语言的触摸过程，并在此中感受对象的状态。至于合上书本，作追根究底的诘问，比如萧涧秋娶了寡妇以后怎样，就如娜拉走了以后一样，是另一范畴的事。问题虽因作品而带出，却已经与作品无关。
柔石是在1931年被捕后被秘密杀害的，鲁迅写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先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柔石小传》等，纪念这位无产阶级文艺的先驱。关于柔石的死因，早期一直说是因叛徒王掘夫的出卖，近年国内一些文章如《谁是告密者》等以及美国学者翰拜伦的《龙爪》，则把矛头指向了康生以及王明。
又据说俄罗斯方面的资料显示，当时的共产国际国际部副主任米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时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不满六届四中上米夫把既无个人威望又无实际经验的王明树为党的领导人，在他们开会商量对策时，被出卖了。
历史的尘埃，真的能拂去吗。在离开柔石故居的时候，想起了一个无名者的诗句，就写在关过柔石等人的龙华监狱的墙上：墙外桃花墙内血，一样鲜艳一样红。

太原踏草记

连自己也没想到，一块小小的草坪，竟引出了一番诗意的遐想。
那草坪，就在太原迎泽大街旁，在一个邮局的前面，附近有并州宾馆、三晋大厦等。我到太原，在这两个地方住过，所以还记得。
应该是第一次到太原的事吧，那次是从北京乘火车过去。因为有东西急着要带去北京，因此就去绕了个圈。那时火车票不好买，我是上了车后找熟人补的票，到北京是第二天上午。再到北长街还是南长街上的上海市办事处，把事情交代了。傍晚的时候，又由山西省办事处来车送到车站，在开往太原的火车还没上客时，找到列车长，弄了个座位，算搞定了。
太原在我的印象里，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有许许多多的人物。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就是在太原起的家，天下大乱的时候，他静观其变，伺机起兵。宋朝的第二个皇帝赵光义，打下太原，不但点火焚城，而且还引汾河水淹城，把个太原城弄成一片废墟。读中学的时候，常常传达中央文件，有一次读到“烛影斧声”。老师说，赵匡胤背上生了个疮，他弟弟拿个蜡烛假装观看，却拔去了烛台上的蜡烛，把铁扦插进疮孔里，就叫“烛影斧声”。这个弑兄之人，便是赵光义。
其实我在太原，没有十分要紧的事情，因而每日里总有时间要打发。房间里天天送来《山西日报》，报纸上有人批评《来劲》，说创新啊创新，只是假汝之名。电视里有一档节目叫《历史上的今天》，让人知道了些“去年今日”的事，给人一种“桃花人面”的感慨。期间还去过一次西安，那次去西安，没跑名胜古迹，就去找人聊聊而已。即使在太原，也没到处周游，仅去过一次晋祠，看看塔，看看水，猜那水如何浇灌三晋大地。更多的时候，便是在街面上溜达，看人家打拳、唱戏、下棋、斗气。有意思的是，当地把米饭叫做米，这在语言上更接近米饭的本意，相比之下，将米饭说成饭，却容易产生歧义。
季候正是夏天。那个时候，还不能包房。带的东西稍微值点钱吧，放在房间里要担心，随身带着也要担心。有一个同事，到一个宾馆里住宿，正好又来了一个客人，就安排在一起了。一路劳顿，先洗个澡吧，谁知道等洗完澡出来，行李与外套全没踪影了。还有一回，住在一个地方，我每天早早吃了晚饭，与服务员在营业厅里打扑克，有几天总能见到一个四五十岁上的人汗淋淋地往回走，脖子上垂个包下来，还用一双手捂着，不用猜就知道那包里放着什么。眼看他劳力又劳心的模样，总感到不是什么滋味。
熟悉我的人知道，我不怕麻烦，怕事。因此宁愿多跑几次邮局，让单位汇钱过来，也不愿身边携带太多的现金。可是，也有被耽搁的时候，比如往西安跑一个来回，那一段时间就不知道钱该往哪里汇。等到安顿下来，钱就怕续不上了。当时办公室里，习惯在出差前问一声，我去什么什么地方，大家有什么熟人，有什么事情要办。我临行前，同事也给过地址人名，于是就找了过去，想借点钱。
至今我还记得，钱借得分外顺利。到了那儿，要找的人不在。不得已，自报了家门，把自己的难处说了，把自己的工作证给人家看了。人家也没打什么疙楞，说你写个借条吧，就把钱递上了。近几百年来，绍兴师爷、徽州朝奉、山西票号，都留下些美名，其中自有一番道理吧。
再回到本文的开头。那天我路经草坪，似乎被什么召唤着，就脱了凉鞋跑了进去。赤足走在草坪上，柔软的草叶舞动着，在我的眼前连绵成一片。我索性躺倒在草坪上，在草坪绿茵茵的怀抱中仰望天空。蓝天中涌动的白云，像洁白的羊群在欢快地奔跑。
啊，一幅幅图景，不断映入眼帘——牧羊人在策马前行，姑娘们在委蛇的河边打水，老人在星布似的蒙古包前拉起马头琴，鹰隼在更远处的天空中盘旋。
“天苍苍，野茫茫——”我不由念起了那首永恒的《敕勒川》。

罗店学农记

据说很多年前，罗店的三弯九弄十八街，曾有商铺六七百家。金罗店、银南翔、铜嘉定、铁宝山，在当时流行的顺口溜里，罗店是最出挑的。然而我去的时候，正是文革年间，除了自由市场、卖猪崽的广场、以及有说书的茶馆外，并不见以往四方辐辏的痕迹。
文化大革命年间，读中学有一年的时间学工学农。我们班级是先学工，后学农，那一年春节刚过几天，就被拉去学农。学农的地方，就在罗店。在此之前，我去过三次罗店。一次是去宣传样板戏，倒不是因为字正腔圆架式好，而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唱得精气神十足。一次是野营拉练，那时说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在那里宿过营。还有一次是去双抢，班级里去了近十个男同学，分别吃住在老乡家里，是真正当劳动力去的。
这学农，是我第四次去罗店。我们的正班主任，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学校为了毕业分配的顺当，让她继续带班，跟了去。而我们的副班主任，时有时无的，这次学农，又专门配了一个，同学间传说是学校的第二克思。那年月私底下对能说会道的，往往冠以克思的雅号。比方说，我春节刚过就下乡，听说是因为尼克松要来。这副班主任解读尼克松来，是远交近攻的策略所致。又比方下乡第二天早上训话，副班主任说，你们好好干，推荐你们当国家干部，不好好干，撵回去。这位副班主任是学舞蹈的，边说边配合以身体四肢的动作，他说撵回去时，把个撵字拖得很长，同时手腕往里收回后又缓缓往外一翻，柔软中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气度。可惜没几天，他因与生产队队长言语不合，调走了。
而我们的班主任，是不会说普通话的。她也教训人，一口地道的沪语，夹着一些常用的点缀，像“侬吃饱啦”之类，就如同训自家孩子，鞭辟入里，不留情面。她的规矩也多，不能站在门口，不能站在楼梯上，更不能脚不停地抖。衣服不可以敞开，纽扣必须扭上，至少第二颗以下全要扭好。对人高马大、出工不出力的，她没给好脸色，常指着几个卖力的小个子，说你看看人家，老面皮吧。我少不更事，有一回在炊事班外嚷，说饭给少了。班主任走过来，把我叫到她寝室，指着饭匣里的饭，让我吃了。我不忍也不敢，她像逼迫似的，说你别管我，硬看着我把她的饭吃了。
那时吃饭，还要粮票，得匀着用。倘若贪一时的痛快，那就会有更多时间的难堪。我住的那老乡家的老姆妈，在他们家做混沌、年糕、煎饼之类的东西时，总叫我尝尝。有一天出工钟响的时候，老姆妈关照我说，肚子饿的话，篮里有饭，自己吃。她们家的饭，是米和麦片一起煮的，有点像北方的二米饭，只是把玉米片改成了麦片，又糯又香。吃这种饭，不需要菜，从篮子里抓一把，塞在嘴里慢慢嚼，对我等吃厌了隔年陈米的城里人来说，不啻是一种极大的口福。
一个月后，大家回了次家。等再去的时候，油菜花已经一片金黄。那时正是青春少年，对未来既充满憧憬，又带着迷惘。同学们忙过农活，避开老师，偷偷地吸烟，偷偷地打架，偷偷传唱知青歌曲和有爱情色彩的歌。还有些借口到镇上看医生，吃馆子，看影院。个别的还谈起了“靠定”，看异性的眼神也变得直直的。这些哪里满得过老师，她讲的话也噱：不要以为大不了插队落户，现在农村也是机械化、电气化，你们呢，难道只有眼睛“花”。
就在这时，还出了一件事，伙食款少了两块钱。管钱的是班主任和一个同学，自然而然就怀疑到了那个同学，谈了好多次心，开了好几次会，那同学的家里也来了人，可是那同学始终不承认，事情弄得很僵。那是个女同学，既没有以泪洗面，也没有甩手不干，倒是我等不相干的，常常捏着一把汗。
后来，炊事班里米吃完了，留下两个空空的大麻袋，才有人想起买米时付过两块钱麻袋的押金。工宣队的师傅来开了会，说事情到此为着，不要再讲了。
这事，就成了大家踏上社会前，一堂生动的社会知识课。

贵定夜宿记

我原本没打算在贵定落脚。而当我不得已在贵定下车，实在是因为自己之前的一个选择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
那年国庆快到的时候，我去贵阳火车站买回上海的车票。我的一个同事当时出差在金沙，他写信告诉我他将绕道昆明回沪，转乘某一次的火车。那火车是经过贵阳的，我明白他的意思，让我也乘那趟车，路上可以有个伴。可是我在车站踌躇了好久，结果鬼使神差地买了重庆往上海的票，当然它要早到上海几个小时。
谁知当我登上火车的时候，我彻底地失去了将这趟车继续乘下去的勇气。车厢里塞满了，走道上也尽是人，连一号也被占领了。我提着一个旅行袋，可是怎么也不能放下，地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脚，挪一下也困难。打听下来，原来前几个月因为一号病而只进不出的00到遵义一带，这天解除了封锁。那一带上海支内的人十分多，本来就难得回一趟家，被封锁了一段时间，憋得实在慌，趁解禁的机会，全涌上了这辆车。我一直提着个旅行袋，直挺挺地站着，不能动弹。车一到贵定，也管不了什么，忙不迭跳了下去。
依我的如意算盘，就在车站凑合一夜，待天明再搭昆明来的车。当我下了火车，穿过候车室时，正听车站人员在催促旅客，听意思今晚上不再有车在此停站，车站要关门了。我在候车室门口张望，外面一片漆黑，不辨东西南北。怎么办？回头拽住一个工作人员，告诉他我要签明天的票，他说等明天来了签，现在已经下班。又问他哪里有住宿的，他说出站就有。问他远不远，说是不远。我犹豫着，想再说什么，他倒先说了句跟他走。走了一段路，在一个路口停下，他指着又窄又长的路的远处说，第一盏灯亮的地方，转弯就是旅店。那是长明灯啊，我当时想着，谢了人家。
给我的客房很宽大，大得可以放十几张床。那里真的放着十几张床，有几张还抛在房间中央。伙计指向中间的床，说那一张是我的。没有靠墙的吗，我问伙计，伙计说全有人了。环顾四周，没有几个人，空着的床上也没衣物什么的，虽然心有不甘，可还是随遇而安了。躺在床上，总觉得四边空落落的，似乎随时会有一只出其不意的手伸将过来。那个夜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从童年起听过的惊悚故事，几乎全被我重温了一遍。
我是被什么声音给闹醒的。那声音不很嘈杂，就好像在安静的时分，街上传来的脚步声，远处传来的汽笛声，邻家哄小孩睡的低吟声。溯向声音来的方向，只见几个人蹲在那儿，手里握着既长且粗的水烟筒，正在过烟瘾呢。他们吸着烟，还低声唠着，那些话全是我不懂的。等我重新入梦，梦里竟也全成了吸水烟的景象。事后想起来，猜自己也许并未入睡，只是懵懵懂懂而已，而那些人也一直蹲在那儿。
早上洗漱后，就去车站。这旅店没东西吃，说车站那边有饭店。写到这儿，已经离题了，夜宿也宿了，可以搁下笔了。殊不知跳出题目，觅条小路，曲径之径说不定是通幽之途呢。赶到车站，车站已经有人，可饭店还是铁将军把门。那个急啊，火车就快进站了，车上肯定过了早饭的时间，附近又没有其他什么店，总不至于哦肚子吧。
饭店门口聚的人多了起来，还有人像是嘲人又像是自嘲地讲起了俏皮话，大家似乎也变得心平气和，不再气诧什么。好在店门终于开了，火夫将炉膛那么一拨弄，火即刻窜了起来。而且，真的想说而且，而且三下五除二，一眨眼工夫，大家端着碗吃开了。就是挂面，一人一碗。
我去签票的时候，车站上的人不给签，说一个直快一个特快价钱不一样。我说你收钱啊，他说不好算。那怎么上车，没有票。他说不急，他送我上车，让车上给我补钱。
上车后，我找到单位的那个同事，他正与人下棋呢。问我怎么这儿上车，我怎么回答他的——说我也不知道。

无锡探梅记

至今还记得，那一年到梅园，正是梅花盛开的季节。面对花海连天的壮观景色，心中不由得一阵激动，千顷梅树，疏影横斜，朵朵梅花，迎寒怒放。只为尽情地观赏，陶醉于前人“东风吹着便成春”的意境，便忽而登上高轩，忽而迈步曲径，忽而伫足花前。那花儿开得招人，白的如玉蝶，绿的如翠珠，红的似胭脂，嫩的似宫粉。细看那花瓣，尽显坦荡豪放，再看那新萼，蕴含无限生机。置身花丛之间，便觉暗香浮动，人也清高起来。
这梅园，原是荣家的私家花园，据说建园的初衷，是出于“为天下布芳香”之宏愿。说到荣家，真的是一道景观，一个世纪来伴着世事的变迁，历经无数沉浮、无数荣辱。那些艰辛与发达，可以说是风雨遭逢，风口浪尖上的事情全遇着了。东洋人侵略的时候，企业被敌国掠夺，家业损失巨大。抗战胜利后不久，家人又遭绑票，至今仍是迷案。蒋经国打老虎，也拿其家开刀，再次伤了元气。后来申新九厂血案，工人死的死，抓的抓，留下不良的印象。公私合营，主动提出申请，得到政府的肯定和褒扬。凡此种种，不少书籍电影都有记载和描写，像电影《战上海》、《不夜城》等。
说到申新九厂事件，也是时势使然。工人罢工发生在1948年的1月30日。在此前一天，同济大学发生学潮，并伤及了到场的市长吴国桢；在此后一天，舞女闹起了舞潮，还砸了上上海市的社会局。那个时候，真的是动荡与不安，就像福克纳一部小说的名字一样，看着心就会被揪得紧紧的。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后来，又去过无锡好多次，似乎总没有机会再去梅园，或是因杂务缠身，或是季节不适。然而心里总萦绕着个念头，想着何时再去看看那些花儿，看看“别来几度春风换，标格而今似旧无”。那种香雪成海的景致，并不是处处能见到的。
有一年，又去无锡。到了之后，除了工作外，天天有人请吃。而国人的请吃，大多掏财政腰包，又往往好动三点水，那玩意儿一沾口，便由不得人。不知道此种风气，始于何朝何年，但读中学的时候，老师有肉林酒池一说，应该有几千年的传统了。说起对吃喝的管理，也经历几番反复，先是觉得太铺张，发了文件，说酒席必须交税，又规定四菜一汤。然而一些顺口溜说了，四菜一汤，生意跑光。地方上的生意关系官员的政绩，不得已还是开了口子。比如说青菜萝卜是菜，鸡鸭鱼肉也是菜，又比如说碗盆是盆，脸盆也是盆。这么说了，谁还不心领神会，所以有多少红头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说法。至于一干人围着大桌上放了四五个脸盆吃饭的气象，后人怕是很难领略了。
那日下午无事，酒却照例要喝的，不过在喝之前先打了招呼，说午后想去梅园看看，因此就先走了。其实时间已是四五月间，早过了寻梅探梅的时节，自己也明白是见不到梅花了，却一心想去那个地方走走看看，便挟了本子与笔，想着去记点什么。至于记了点什么，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除非打开那时候的日记。还记得的是，仅在很小的范围，那么随意地溜达了一阵，围着刻着“梅园”的石头转了几圈，算是重游。那几千株梅树犹在，虽然枝头绿意浓浓，但少了花儿的点缀，竟然显得意趣全无。
由此想来，人对物的关照，往往蕴含着主观意识，譬如对梅花的认识，往往只在著花时，一挨花枝陨落，便趣味索然。这种审美的趋向，从古到今一以贯之，试看古人的咏梅篇什，着眼处全是花开时节景象，无论是繁茂还是稀疏，反正得有花。因此，开不开花是一回事，花开多开少是另一回事，总之须得有情可抒。比如，似乎是郑板桥吧，就吟咏过两点三点梅花的诗句。又该是徐文长吧，说道寻常的窗前有了梅花便与没有大不一样。
事后自己回想后一次去梅园，只是为了寻找一些旧时的记忆，是对旧时的记忆作灿烂的重文温。韩元吉的一剪梅说，“多病渐非作赋才，醉到花前，探得春回。”
大而概之，有点这个意思。

大连同庆记

那一年，中国足球队战胜日本队，昂首跨入奥运会，迈开了走向世界的一步。比赛那天，正出差到大连，晚上在旅馆里看电视转播。当黑衣裁判吹响比赛结束的哨子，心中的血液沸腾起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有一段时间，单位里的几个同事，一直对国家足球队人员配备及技战术指手画脚，大有恨不得把教鞭夺过来的架势。国家队赴日本比赛前，曾在广州集训，住在省军区。几个同事悄悄挂了个长途电话到招待所，试图找到主教练，对他嘱咐一番。那时的长途电话，是由电话局转拨的，拨通了之后，那边搪塞，不肯叫。
好在比赛开始后，发觉国家队的排兵布阵，正合单位里同事们的意愿，那个教练喜欢的爱将并没有上场。当时就觉得国家队除了教练，肯定还另有高人，出谋划策。教练的难当，不在水平，而在认知。坚持主见弄不好就是一意孤行，集思广益也容易变成毫无主见，因此很多时候教练认识自己比认识队员更重要。1982年世界杯亚洲区预赛中，中国队对阵沙特阿拉伯，先负两个球。下半时换上两个人，这两人一人进一个球，为最后反败为胜奠定基础。多年后有一次在沈阳对伊朗，国家队先打入对方两个球，到了下半场不会打球了。看到此，说了一句，看来要二比四输啦。一起看球的不以为然，说什么时候啦，可能吗？果不其然，下半时被人连灌四球，之后虽然范大将军又进一球，已于事无补。
当伊朗队打入第四球的时候，同看球的拿手指着我，意思是怎么被言中，只能无奈地笑。其实这不是猜得的，只要观察一下气、势、运，输赢就在八九之间了。
再说那晚看罢比赛，按捺住激奋不已的心情，取出电报纸给单位汇报情况。拿起笔，第一句就是祝贺中国足球的话，然后再讲其他事。写好，便出门，往邮局去拍电报。乘了几站有轨电车，到火车站下的车，那里有个邮局。
忽然，就被什么吸引住了。一大群人，呼喊着跑去，好象是庆贺足球胜利的。于是跟了上去，汇入了人群。人是越来越多，还有卡车、摩托车、自行车，一起加入进来，卡车上站满了人，自行车后座上也站着人，浩浩荡荡，不见首尾。路旁有观看的，有的问，什么事什么事。有的说，是球迷协会的。以孤陋寡闻，其时大连似无球迷协会。
锣鼓敲响了，彩旗飘起来了，欢庆的场面让人雀跃，让人振奋，让人热泪盈眶。没有人组织，完全是自发的，发乎中而动乎情。那一年，中国足球3比1胜科威特、4比2败沙特，也是这么热血沸腾，也是这么情不自禁。
电喇叭也用上了，口号更加响亮，响彻了夜空。
“唐尧东——”“万岁！”唐尧东是大连人，在中日之战中射入一球。
“柳海光——”“万岁！”柳海光是上海人，也在比赛中打进一球。
“中国队——”“万岁！”
“日本队——”这么一喊，接下喊的人一时没反应过来，喊什么的都有，也有喊“万岁”的。于是，众人自嘲地哈哈一阵，继续手舞足蹈地随着队伍往前。
队伍一直朝码头方向走，到了一个体育场门口，停顿了一会，再折回。来到海员俱乐部，又停了下来。有呼喊的，有唱歌的，有舞蹈的，大家围在俱乐部门口，尽情地宣泄兴奋之情。有人跃上门口的台阶，扬起拳头鼓动着，为足球叫好。有个小个子，扭动着身躯，呼啦啦举起一辆自行车，大概是用力猛了些，车越过头顶从身后落下了。众人报以掌声，为他鼓劲。他转过身，定一定神，把车高高举起，赢来一片呼啸。
置身在如此的氛围里，兴奋、激动、欢乐，感染着每一个人。伫立在如此的快乐中，相逢何必曾相识，四海之内皆兄弟，不知时间之流逝。
就如此，在大连度过了一个欢庆之夜。再去拍电报时，早已过了子夜。

宁波观雨记

那次到宁波，住在亲戚家。傍晚就要坐船走的，本打算下午到街上去逛逛，寻些未曾浏览过的物事浏览一番，比如那位“文胆”的旧居，谁知一过午竟下起了雨。亲戚家是老式木结构的房子，似有三开半的宽度，离房子十步远近，便是围墙。围墙足足有丈半高，墙顶上有瓦盖着，那瓦是装饰的，在南方常见，似有讲究。那雨呢，滴溜溜湿润润的，就落在那片狭小的天井里。
天井的一边空旷着，平时放放自行车什么的，这时候自行车放到了客堂里。空着的地方，便显得开阔起来，那铺在地上的石板缝里，竟三三两两地钻出些小草。那雨仿佛有意缠上了它，不停地将水珠扑下来，它轻轻地一个激棱，雨珠便抖落下来。它们就这样反复着，像在无拘无束地嬉闹。天井的另一边有个水斗，旁边搁着块大石板，还有一只大水缸。除了这些，还有节节高挂在围墙上，还有竹笤帚倚在角落里，还有木桶瓦罐堆在石板上，还有雨披吊在竹架上，雨伞搁在地上。那雨，落下来，就好听了——丁冬——滴答——扑通——劈啪，那声音似乎永远是不疾不徐、不急不缓。落进桶里的雨，通地跳起来，又伏下去。打在伞上的雨，啪地散开来，再跃到地上。掉到地上的雨，答地往上窜，激起一朵朵水花。
什么时候，一阵风袭来，咿呀一声推开了半扇门。正是春季，春意盎然着，粉墙、垂柳、篱笆、菜园，纷纷地拥入眼帘。刚才似乎还与外面世界隔绝的木屋，顿时又与土地连为一体，成为时间的一偶。那菜园里人影婆娑，像有人在挑菜；篱笆里结果的梅子树，悄悄地探出了头；垂柳呢，正将它受洗的枝条妩媚地摇曳；粉墙下，恰巧有两只雨燕绕着圈子呢喃片刻，又消失了。也许是雨的缘故吧，四周十分的静谧，即使偶尔有人从门前走过，也让人有种山深林幽的感觉。忽然又记起一句话，叫境由心生。人的知性应该可以超越客观性，比如无雨时，可用通感的形式创造雨，又何况此刻正下着雨呢。
也不知道那天如何有此番闲情逸致，竟坐在屋廊下兴致勃勃地看雨，也不顾时光的流逝。其实那一日，丝毫没有挽留时光的殷勤，只是任凭雨影与雨声将思绪带往想望的境域。好不容易抛却了俗世的纷扰，图得暂时的清净愉悦，何必又将纷扰捡回，平添些烦恼。人生的路途，将有永无止息的纷扰来袭，而能够抽身看雨的时间实在不多。尤其是听说，这一带就要拆了，老木屋将会从此踪迹难寻。因此，眼前的情景，当是弥足珍贵的，坐享片刻或许就能给人无尽的籍慰。
虽是闲坐，却也默念起几个前人的句子。“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是感时心情，“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更苦”，是别愁心情，“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是豁达心情，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是惜春心情，“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聚做水银窝，泻清波”，是欣赏心情。不知何姑，随着年龄的虚长，世间的做作与混浊见识多了，反而越发喜爱杨万里一类的自然清新，似乎这一类东西更清爽些。
雨，渐渐的寥落，似停又未停。木结构的房子，经过雨水几小时的浸润，从纹理之间散发出木头原有的气味，清淡又略含芬芳，朴素又带些张扬。深深地呼吸一口，就可以想象某一个历史时段，其间演绎的故事以及出入其间的人物，观看人世的更替变换，体味生活的酸甜苦辣。
这房子，虽然年代远久了，年代远久得记不清了。但只要伸手抚摸它的立柱，它的门楣、它的窗扉，它的楼梯扶手，就可以知道它仍活着，它仍在无言地叙述着。要不，那颜色发暗的木头，那木头散发的气味，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很久了，恍然想起该去码头了。雨还在飘扬着，便打了个电话，让一个熟人来车送一下。车来了，要挽留，没留住。又说这次不算，下次一定来。
待上了船，心间仍被雨浸润着，忙不迭地掏出笔将那些景致记了下来。

鞍山卖房记

大概是十年前，单位里让去一次鞍山，把那里的一套房子给卖了。
这是件有点棘手的事，倒不是因为房子，而是因为人。单位在好几个地方有房子，有的已经空置好些年，一直没听说过要卖。鞍山的房子在用，却偏偏要卖。
但既然得令，就必须出征了。是坐火车去的，行前买了本吴小如的《莎斋笔记》，以打发一路漫长而孤寂的时光。当时，都不景气，唯京城几个老先生火了起来，老先生们的东西浓淡不一却耐咀嚼寻味。吴小如此书，皆是短小篇什，更便于随看随放。
到鞍山，有人来接。这接的人，就用着要卖的房子。单位钱大气粗的时候，在好多地方买房子，出差住人也方便。他是同单位的职工，单位兴旺时忙不过来，分出些分支机构大家分果果，他就去了其中的一个，专跑鞍山。时间长了，认识了一个鞍山的女孩，就在鞍山成了家，用着单位的房。谁知道赶上不景气的光景，单位天天说什么抓大放小，斩断与分支机构的瓜葛，还开始了卖家当。这么一折腾，他肯定没方向，但也说不出什么。
说来，此人第一次出差，还是在下带的，也是去东北。记得在沈大线上，还有杂志可以借，有一本载着李昂的《杀夫》，好些人都在看。当时也去借了，看那个女人杀男人的事，看得人血脉奋张，手脚冰凉。作者李昂，一个大家闺秀，用出如此手笔，是需要些勇气的。当时也曾企图在小说方面试试身手，着实被人家惊出一身汗，自认修炼尚缺时日。而同行的这位，一路安静地可以，也不太愿意与人搭讪，所以在车上倒是将他放在一边。不曾想几年过去，他在外面如鱼得水，全无当初拒人千里的影子。
鞍山那房子，是三室一厅。这一去，劳动人家了，跑菜场买菜，下厨房做饭，请了人一起陪着去唱歌跳舞。唱了一两只歌，有《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吧，或还有“走头头的那个骡子”。舞嘛，不跳了，束手束脚的，总是上不了台面。不过请来陪的两个，歌唱得叫人不得不恭维。说明天再安排吧，哪里还敢。晚上安顿，也就就地解决，同事夫妻已将一室筑巢，余下二室一厅，随我下榻。第二天，人家还给弄早饭，还要指点房产市场在哪个方向。
特意问过那同事，此番房子卖了，他作何安排。回答说已经托人到处看了，不过时间也是紧了一点，言语间总有些无奈。其实也没有立即要他动弹的意思，但是既然上头动了卖房子的念头，好歹也应该有个准备。况且，他在鞍山，一直算公差的，既然单位用得着他，也会给他想办法的。忽然就想，为什么非得卖房呢。
到了房产市场，上上下下绕了遍，看看行情究竟如何。又到交易管理部门问些交易手续和税费的事，对价钱有个大概的估算。接下来就是“to be ，or no to be”了，维特根斯坦说，要把语言放入语言游戏中，当时的情况就是“to be is to be the value of a variable”。
当下拿定了主意，房子不卖了。这么一定，也没了心事，便悠哉游哉地逛起了街，在一处临街的小饭店里坐下，时常只在休息日才吃的蒜薹也毫无顾忌地吃了，平时不敢吃的毛蚶拿水泡泡就吃了，从来不吃的癞尿虾也吃了。鞍山的吃，实在不贵，不过那段时间，拿的是最低工资，哪里还可以在嘴上造次，偶尔打打牙祭罢了。
回到下榻处，告诉那同事，这一次房子不卖了，让他暂时吃颗定心丸。晚上无事，取出吴小如的书，恰巧翻到讲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始知后人多有新解，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呜呼，依如此句读，将古之贤文弄了一番，打发掉两三个时辰。
离开时，请人家吃顿饭，算是对对人家的打搅表示一下歉意。午后乘长途到沈阳，再叫出租到北站。出租车司机耐谈，说起新近报上有该市副市长出事的消息，回答说当地百姓都知道，就是报纸不让登。
好理解！好理解！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如此应付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