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县——在安徽省中部，巢湖东岸，淮南铁路横贯。秦为居巢县地，东晋置蕲县，隋改襄安县，唐改巢县。
一一辞海

巢县在远古即为“成汤放桀于南巢”之地，解放后是地委所在地。一九九二年（？）撤县建市，命名为巢湖市，另辖和县、含山、无为、庐江四县。
安徽省巢县在现代出过的名人有：冯玉祥、张治中和李克农。
巢县边上的巢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面积有八百多平方公里，郭沫若先生曾到访过，留下“遥看巢湖金浪里，爱她姑姥发如油”的诗句。
巢湖里出产的银鱼是当地最负盛名的特产之一，不过现在湖水污染日益严重，治理成效甚微，恐怕以后将很难吃到银鱼了。
小时候我们听奶奶说过，说她以前在乡下时，曾经与许多人都看到过一条白色的龙从天而降，把头伸到巢湖里喝水，我奶奶据此一直相信天上真的有龙存在。我长大后看到过一些有关的知识，认为她说的这种龙吸水，其实是“龙卷风”掠过湖面时的一种自然现象。
我们家乡附近有两处名胜，也是奶奶经常对我们津津乐道的。一处是半汤温泉；一处是银屏山的牡丹。这株野生的白牡丹，生长在悬崖峭壁的岩石缝里，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据说以前曾有人试图攀崖采摘，立即就招来风雨交加、电闪雷劈。此花历经千年，既不长高，也不缩小，每年谷雨前后三天准时开放。有人还说，此花如开五朵，则预示当年年景五谷丰登；如开四朵，则是四时吉泰等等，传说得神乎其神。
我奶奶生有两子一女，一九三六年其夫(即我爷爷)因病去世，第二年，我奶奶就把大儿子(即我大伯，时年十岁)托给其夫兄家做养子；把女儿(即我姥姥，时年八岁)送给人家做童养媳，然后带着小儿子(即我父亲，时年六岁)背井离乡，踏上逃难之路。他们是在芜湖对面的长江边一个叫“二坝”的地方摆渡过的江，周围逃难的人也都是在这里过江，所以后来在逃难的人群里就流传下来一句话，叫做“二坝过江，眼泪汪汪。”
我奶奶幼时不裹小脚，性格也比较刚烈，她携子过江后，从长江沿线走到南京，在城里的大户人家做了几个月的佣人，于一九三七年底南京沦陷前，搭乘难民车(火车)来到上海。这种逃难行为当时叫做“跑反”。
到了上海后，联系上先前到这里来谋生的一些远房亲戚，遂安顿下来。之后我奶奶在杨树浦一带的棉纺厂里做杂务工，四十年代初曾回到家乡生活了几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又重返上海滩，并最终定居在上海。
我奶奶最后做生活的棉纺厂也就是我母亲的工作单位，正是有了这种关系，才使我父母得以经介绍认识并最终结合在一起。
一九五八年我两岁的时候，奶奶带我到乡下老家去过一次。从十六铺乘轮船去的，当船在长江上夜航时，周围一团漆黑，许多年以后我只记得在当时的黑暗中，好象见过江上有数点渔火闪亮。
那年头正赶上大跃进，当地人热情高涨，在交通要道上搭建了一个巨大的新式牌楼，取名叫“跃进门”。奶奶后来对我说，当时我经常嚷着要人抱到跃进门那里去玩。她多次在我面前唠叨着说当年的“跃进门”如何的好看，尽管她一再启发我，但我对这个“跃进门”还是毫无印象，一点也想不起来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后来从有关材料上看到，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我家乡边上一个叫司集乡的，是当时全国有名的诗歌之乡，创造了“迎风挂牌”、“望风采柳”的创作形式，即看到什么就唱什么；做什么事就编什么歌。
好景不长，大跃进的第二年就开始了三年“困难时期”。
八十年代里，有一次我与姥姥家的表哥见面时，曾听他说起过当时某些乡村里的一些状况:
因为虚报粮食产量，所以不但把口粮都拿去交了公粮，连种子都拿去凑数。又因为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歉收，村里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甚至一家老小全都死掉。周边田野里的野菜都被挖完，连树皮也被剥了吃光。快要饿死的人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症状:一是皮包骨头；一是全身浮肿。在这种情形下，往往用一口粥汤就能救活一个因饿而垂死的人。有的村干部白天看似与村民一起挨饿，其实到了深更半夜，他们家的烟囱就冒烟了，开始烧东西吃。而一旦有村民被逼无奈，到仓库里去偷粮食被抓，就会被捆绑吊打，弄个死去活来。
我在文革中看到过一份大批判材料，批判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在三年“困难时期”说过一句话:人民公社都快变成“人民公墓”了。
一九六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为严重的一年。这年春天，乡下的姥姥(即我奶奶的女儿；我父亲的姐姐)携一幼子(三岁)来到上海，住在我家。她此行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小孩扔掉，之所以选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里扔掉，也是为了小孩的将来着想。至第三天，姥姥终于痛下决心，在松潘路商业街的一个商店里，趁人多嘈杂的时候将小儿遗弃了。我父亲得知情况后，当即查找孩子的下落，想要把他找回来，最终末果。
二十多年后，八十年代里，我姥姥对这个孩子的思念越来越强烈，好几次要求我父亲帮她找回当年抛弃的亲骨肉。但时光流逝，人海茫茫，失去的将永远失去，此人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到了一九六二年九月，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形势也有所好转，奶奶又带我第二次到安徽乡下去。这次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到了南京后，火车车厢分段轮渡过江，折腾了好一阵子，总算渡过长江。车到合肥后再转乘火车到我家乡，到的时候正是清晨时分，薄雾缭绕，微风拂熙。乡下的大爹爹(即我奶奶的夫兄；我父亲的大伯)来迎接我们，我在火车上已睡过一觉，这时正精神十足，快乐地跑在大人们的前面。我年已六岁半，很高兴来到农村这个新的环境，特别是看到有几头羊在路边吃草时，更是兴奋异常。
巢湖经一条漕运河与东面的长江流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开始在漕运河与巢湖的交汇处建造一座水闸，称之为巢湖闸。据说当时建造水闸的用工都是劳改犯，在建造过程中又恰巧遇上三年“困难时期”，于是连饿带累死了很多人，才将此闸建成。
我的祖居地就在这座巢湖闸的下方，老家故里只有我大爹爹的家还住在这儿。路边有一间我家祖传的木匠店，原来是我大爹爹经营的。他本身也是技艺很好的木匠，我们家里有几件家什就是他打的，都是用榫头连接架构，做工也很古典。早年我大伯托付给大爹爹家做养子后，也是在这里学会了做木匠，从而完成了我家又一代人对木匠手艺的传承。前些年实行人民公社化以后，这爿店就交给了大队所有。
大爹爹家生有两个女儿，都早已出嫁，现在家里只有他们老夫妻俩。奶奶两次带我到乡下来，都是先落脚在大爹爹家中转。
我的老家地处巢县县城的最南边，出了县城边界，再往南二三里处是一片高起的山地，当地人称之为望城岗。岗下有一个三叉路口，从县城延伸过来的一条道路至此一分为二，左边一条通往庐江；右边一条通向无为。
望城岗的前突部被称之为“岗头上”，我奶奶当年的娘家就住在“岗头上”。奶奶的父亲是前清秀才（即生员），后来离奇失踪，不知所终，从人间蒸发。乡里人都认定他是被狐狸精拐走的，我奶奶也相信这个说法，我们从小到大听她讲过N遍他父亲的故事:
话说我奶奶的父亲考取生员后，正准备参加乡试。某年某日，他动身到安徽广德去办事。据乡里的人说，广德是最多妖怪灵异出没的地方。果然，一天深夜，他在客栈的睡梦中就遇到了鬼魂附体，口对口喂他吞下一颗珠子，这颗珠子后来被众人认定是狐狸精投下的迷魂丹。
他从广德回来以后人就完全变了样，经常有鬼使神差、神魂颠倒的表现。
比如某晚忽然刮起一阵怪风，别人房里的油灯都被吹灭，唯独他屋里的油灯没有熄灭，问他何故，他说“女儿”来过了。
比如他身边经常平白无故地多出一些衣物，家人问他从哪里弄来的，他回答说是“女儿”给的。
比如某次他失踪多日，乡人终于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他，问他这些天是怎么活下来的，他说是“女儿”给他弄吃的。
比如某次又失踪多日，乡人终于在一个偏远的县城里发现了他，问他怎么会跋山涉水到了这个地方，他说是“女儿”背他来的。
等等
最后一次失踪后，就永远也没能找到他。
我长大后再听到这些个故事，就觉得这像是我们家庭版的《儒林外史》或《聊斋志异》。
我奶奶为了证明过去的乡下确实有狐狸精存在，她还举了其它事例:
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家乡驻扎过新四军的部队。某日，一战士在山道上见有一狐狸端坐在那里，战士朝它举抢就射，那狐狸翻一个跟头就躲过了子弹；再射，再翻一个跟头，始终打不到它，那狐狸还朝战士做鬼脸来羞辱他。
比如某个夜晚，部队里一个班的步枪枪栓神不知、鬼不觉地全被卸走了，后经乡民烧香磕头，向狐狸精求情，于是枪栓很快就被悉数送还。
等等
到了八十年代初，忽有乡里的人传来消息，说有人在四川峨眉山的寺庙里发现了我奶奶的父亲的踪影。我奶奶对此虽然半信半疑，仍然敦促我父亲能前去查找一下。我父亲则不为所动，置之不理。
距县城西南约五十里地处有个叫散兵的地方，山峦起伏，西向巢湖。我佬佬从小就被送到这个穷山沟的一家人家做童养媳，因此，后来姥姥一直对我奶奶存有埋怨。
奶奶带我到乡下后，都是长住在她女儿即我姥姥家里。姥姥的家在山脚下的一个村庄里，有清澈的溪水从山上流下来，村里人用石块垒起一条水槽，水槽的上游供村民淘米、洗菜等；下游则用来洗衣服等。洗衣服的肥皂很紧缺，当地人就常用皂角来代替。洗衣服的时候，妇女们还要用木头做的捧捶来敲打衣服，引来“一片捣衣声”。
村口有一个小池塘，某日水被逐渐抽干，许多村里的青壮汉子迫不及待地跳下去，在泥潭里捕鱼捉虾抓王八。弄到天黑还没完，继续挑灯夜战，池塘的四周围满了看热闹的人，耀眼的汽灯把他们的脸都映照得亮堂堂的。
村后有一处打谷场，打谷场的南面正对着一面葱笼的山坡。这个山头看上去不是很高，但要爬到山顶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我曾经到过山顶一次，这才发现在山的另一面的山脚下，原来有一个很大的水库，碧波荡漾，波光粼粼。
由于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高山(两岁来的那次不算)，所以到了姥姥家后我非常喜欢跑到山上去玩。有时跟随姥姥家的孩子上山去，用竹耙子在石头缝里耙茅草，给家里的炉灶生火用；有时在山上的树丛里找野果子吃，或找沾有野蜂蜜的松针来吮；有时在山上的溪水沟里捉小鱼和泥鳅，回来后这些鱼获都是专门烧给我吃的。
我最感兴趣的是山上有一种玩物，当地人称之为“偷蛋婆”。现在想来可能是一种虫蛹，此物拇指般大小，挂在枝条上，略有活动。上半截像一个老太婆的脸，鼻眼分明，额头上还有皱纹，黄色的皮肤，红色的嘴唇；下半截则是黑色的身子。传说从前有个老太婆，老是偷人家的鸡蛋，后来就被罚变成了这种“偷蛋婆”，缚在山上的草木丛中。由于这个东西非常少见，也很难找到，所以在我临走前，姥姥家的人，还有左邻右舍的人，一起帮忙，像搜山一样，终于寻觅到一个“偷蛋婆”，把它安置在空的火柴盒里，准备给我带回上海。不料在我们出发时的匆忙中，还是给遗漏忘带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玩意儿。
除了上山的乐趣外，我对动物的兴趣也很旺盛。到姥姥家不久，我就结识了村里的一个小大姐，并经常跟随她到山坡上去放羊。看着那群大大小小的山羊，我心里充满喜悦。领头的羊叫头羊，岁数不小了，胡子一大把，头上的犄角很粗，弯曲得盘了起来。村里人见了它，都叫它“老骚羊”，我想搭理它，但它不愿意睬我。我原以为羊是很温顺的动物，有一次看见它们发起火来也会打架，有两只羊互相用角来抵触格斗，一付不依不饶的样子。
村里的牛有两种，一种是黄牛，头上的角短而尖，性格忧郁，不太容易亲近；一种是水牛，皮毛灰黑色，头上的角长且向左右两边弯曲，脾气憨厚。大人们教我骑水牛的方法是:按下牛头，双脚分别踩在左右两只牛角上，双手抱住牛的头颈，待牛慢慢抬起头就可顺势爬上牛背。水牛的牛背较宽敞，牛毛并不是想象的柔软，而是有些粗糙。当牛行走时，牛背上的筋骨肌肉动来动去，初次骑牛时不习惯，骑在上面会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
猪都养在猪圈里，它们吃起东西来“叭嗒、叭嗒”地声音很响。我看到它们肚子底下长有一排奶子，就觉得很奇怪。某日，有一头在外溜达的家猪在山脚下咬到炸野猪的雷管，被炸得满嘴是血，一路嚎叫着跑了回来。某晚，村子里有人家开刀杀猪，场面火爆，村里很多人去看热闹，把我也带去看。但见一头侍宰的白色的大肥猪绑在一个木台上，尖叫声不绝于耳。
某日上午，我正在秋阳下的打谷场上玩耍。忽然看见周围散步的鸡群像炸开了锅一样纷纷惊到飞起，有的飞到草垛上，继而再飞到屋顶上，甚至树枝上。见此情形，大人们解释说，这是有狐狸下山来拖鸡吃了。由此可见，乡下的鸡飞翔能力比城里的鸡强多了，这是因为它们总是生活在受惊吓的环境里，也算是一种生物进化论吧。
姥姥家的灶披间后门对着后山，某日黄昏，有一条大狗站在门口朝里张望。我在屋里正好看见它，并与它近距离对视片刻。大人们闻讯过来一看，说这是一条狼，就把它给轰走了。后来听乡里人讲故事，说狼下山来抓猪很有办法，同时可抓两头。即一匹狼用嘴分别咬往左边一头猪的左耳朵和右边一头猪的右耳，再回粗大的狼尾巴左右不停地抽打猪的屁股，于是两头猪就这样被狼驱赶着给劫走了。
据说牛眼看人很大，所以对人很驯服；而鹅眼看人很小，所以对人很无礼。村里有人家养的大白鹅，昂起头来比我人还高，“戆戆”地叫着，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一付旁若无人的样子。有时我要去惹它们，它们就会掉头来追逐我，把我吓得落荒而逃。
我到了乡下后，好奇心空前高涨，看到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我提出过许多奇出怪样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一个问题是:我问，为什么有的牛从屁股后面撒尿，而有的牛则从肚子底下撒尿？我奶奶她们把我的这些个问题说笑了好多年。
生活在山里姥姥家的日子里，每天的主食主要是山芋。早餐吃汤山芋，中午吃烘山芋，晚上才吃一顿米饭。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挖有一个地窖用来储存山芋，前几年闹灾荒，姥姥家周围的人都是靠吃山芋才得以活下来。这里的山芋有两个品种，一种是白皮山芋，形状略圆，水份较少，又称为粟子山芋，适合于用来烧汤吃；一种是红皮山芋，形状略长，可用来做烘山芋。把它裹上稻草后直接放进灶头的炉堂里，烤熟后取出，外观黑乎乎的，去皮后露出桔黄色的内容，近似糊状，热气腾腾，极为香甜。
姥姥家的左邻右舍，时常有人把捉到的小鱼、小虾或泥鳅送过来给我煨汤吃。姥姥家很少买肉吃，主要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原因，还有就是买肉要到好几里地远的镇上去买，多有不便。
经济上贫穷落后的小山村，精神上也没什么追求，一到晚上就没事可做。一家人坐在昏暗的油灯下说一阵话，土墙上人影绰绰，然后就是上床睡觉了，中国几千年来农民生活的样式大致都是这样。
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日子过得很快，终于要回上海了，奶奶带我离开姥姥家，从山里又回到了县城边上的中转站——仍然住在大爹爹的家里。
此时已是深秋季节，笫二天早上一觉酲来，发现我们脱下来的衣裤以及绒线衫等都被洗劫一空。据分析是夜里有人趁我们熟睡之际，用竹竿从窗外一件一件挑走的。大爹爹穿了另外的衣服出去报案，我等则坐在床上等待消息。
不久，大爹爹就回来了，把我们被盗的衣服悉数都领了回来。据他说，凌晨时分，那两个偷了我们衣服的人，在经过巢湖闸时被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拦住盘查。正在盘查时，其中一人跳湖逃跑，被开枪打死；另一人则被抓，我们的衣服因此被收缴了回来。还说这两人是越狱的劳改犯云云。
一九八八年冬至前夕，我等送我奶奶的骨灰回安徽老家，安葬在我家的祖坟里，这也算是我最后一次陪奶奶回故乡吧。
这期间我又到姥姥家的小山村里去住了一宿。姥姥的丈夫(我们称他为男姥姥)姓郑，我们以前帮奶奶写信到姥姥家，信封上都是写他的名字。虽然姥姥从小到他家做童养媳，但郑家一直待她不错，男姥姥人也很好，很和气。只可惜前些年他在外打工时被车子撞死了，我奶奶与我姥姥她们母女俩真是命苦，竟然都是中年丧夫。我在姥姥家的表弟带领下，到一处山坡上去看了看男姥姥的坟。
除了三年困难时期遗弃的一个孩子外，姥姥家也是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两男(即我的表哥和表弟)早已成家；最小的女儿(即我的表妹)也早已出嫁，嫁到了县城里，还算不错。
我这次再到姥姥家，距上次已二十六年过去了。奶奶已经走了，男姥姥也走了，据姥姥说当年放羊的小大姐也早已嫁到别处去了。村口的池塘早已填没，后山上早已没有了野猪和狼。在路上遇到的牛羊没有我记忆里那么有趣；到打谷场去看了看，也没有我记忆里那么宽敞。村子里许多青壮劳力都离开山沟沟外出谋生去了，因而村子里人气不旺，显得冷冷清清的，完全不是我小时候印象中那个温馨、快乐的山乡。我很失望，怕再看下去会把我以前的美好印象全都颠覆。往事如烟，不堪回首，遥望村外南边的山峦，不禁深有同感：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这时的山村仍然比较贫穷，饭莱非常简单，连烧莱的方法也很单调，除了撒些盐外很少放油。至于其它的如味精、酱油、醋、糖、酒等调味品，一概都没有。那天晚上正吃饭时遇上停电，他们说这里经常停电，于是就点上油灯，糊里糊涂地把晚饭吃了。
饭后不久电来了，表弟他们非常高兴，说要带我去看电视，还吹嘘说放的节目是台湾的片子，很好看。我就随众人拥到村里一户有电视机的人家家里去看电视，他家的堂屋(客堂间)里很快就坐了一屋子的人，因为我是上海来的，所以他们让我坐了一个好位子。
终于开始放他们兴致勃勃想要看的电视剧，我注意看了电视剧的片名叫《黑猫旅社》。再看下去，觉得内容一般，并不是很好看，而且我认为这部片子也不是什么台湾拍的。由此我又想到这个山村不但物质生活仍然贫困，精神生活也改善不多，唯有民风淳朴、古道热肠尚能有所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