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上,是我国的生育高峰期。在上海,特别是苏北人和安徽人的家庭,很热衷于生小孩,欲罢不能。比如我母亲,在三年半多的时间里就接连生下了我等三个孩子。 广东话里把小孩称作“细佬”;苏北话里把小孩称作“小把戏”;上海话里把小孩称作“小人”。小人生多了,大人就不当一回事,对于小孩都是随便养养,这一方面是受制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可能是信奉农村里对小孩贱养的观念,以为这样小孩反而长得更好。 弄堂里奔来跑去地有许多小孩在一起玩耍,小人如果太皮、不乖、不听话、闯祸、惹麻烦等,都会招致家里的大人对其破口大骂。最初是骂他们讨债鬼、小赤佬、小棺材、小畜牲之类的,后来觉得仍不能解心头之恨,于是又升级为更厉害的,骂杀千刀、枪毙鬼等。还有的大人,创造出用恶毒的咒语来骂小人的话语方式。比如小孩动作过快,就说他急着要去“充军”;比如叫小孩去吃饭,就叫他去“医饭”;比如叫小孩去睡觉,就叫他去“停尸”;比如叫小孩穿衣服,就叫他去穿“老衣”(老衣即是死人穿的衣服)等等。尽管大人如此对小人百般咒骂,但小人对这些话语的含义多不理解,所以并不在意,仍然是快乐成长每一天。 我母亲前面生了三个儿子后,意犹末尽,还想要女儿,于是在六一年的下半年又怀孕了。我父亲的单位看到我家的人口不断攀升,而且还在继续增长,就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分配给我家一间新房子。 那时分到的新住宅都不用装潢,直接就搬进去住。我父母先搬了过去(他们在当地派出所登记的时间是1962年3月29日),家里的部分家什是用“劳动车”(即人力拖车,我们乡下叫“大板车”)拉过去的。奶奶带我及三弟暂时还住在老地方不动,我二弟则从小一直寄养在外婆家里。转眼到了五月中旬,母亲就生下了我四妹。 过了将近一年,一九六三年春节过后,奶奶带我及三弟也从平凉路的新华里搬迁到了控江路的新居落户(户口簿上登记的日期是1963年2月18日)。 新住所地处控江路上。控江路是当年杨浦区区域里最北面的一条横贯东西的交通干道,也是一条解放后拓建的新兴马路,其东与军工路交接;西到大连路为止。五十年代中期,在控江路的北面兴建了四大工人新村,从东到西依次是:长白新村、控江新村、凤城新村及鞍山新村,这是上海俗称“二万户”住宅中规模最庞大的一个建筑群。至六十年代初,区里又开始实施建设“控江大街”计划,首先在凤城新村以南,黄兴路至控江路桥之间的控江路北侧沿线,建造了一排分段连体的楼房。 楼房高五层,一个门牌号里每层住九户人家,房号从01室至09室。每三户人家(三个房号)为一个单元,合用一套厨卫。厨房内有煤气和自来水;卫生间里有抽水马桶、浴缸和水斗。室内是磨光水泥的地面,有的房间还附设阳台和壁橱。这样的民居居住条件,不要说是在杨浦区,就是在当时的全上海来说,也是很先进的。 我们的新家就在这控江大街楼房的某个门牌号里,位于控江路、凤城路路口处。 从楼梯上到四楼,沿北面一条走廊至单元的总门。总门进去即是厨房,穿过厨房是一条室内走廊,走廊的左边是朝南的两个房间:407室和408室;走廊的右边是朝北的一个房间409室及卫生间。另外,408室的南面是一个阳台,408室与409室背靠背各有一个壁橱。 我家的新居在407室,面积约十八平方米。隔壁的408室暂时用作我父亲单位的联络点,里面布置有办公桌、文件柜和沙发等物件。朝北的409室暂时空关着。 当时的居住形态是社会主义化的,像这样条件好的房子,既住着当干部的人家,也住着许多一般的工人家庭,在我们家的楼下(二楼)还住着这时刚出名的工人作家胡万春的家。 我们搬进了一个全新的居住环境,不但生活设施的改善使我们的生活质量有了根本的提高,而且从石库门陈旧、封闭的弄堂里走出来,使我们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改变。 我们住的楼房的马路对面是一大片农田,从家里的窗户望出去,但见绿油油的庄稼在大地上铺陈,呈现出一派田园风光,这是一个农村与城市来不及转换的年代。 下楼后穿过马路,就来到了田间,从城里到乡下,仅咫尺之遥。 开春以后,无论是田里的疏莱还是田边的野草都长势茂盛,欣欣向荣,这里就成了我新开辟的、经常去玩耍的地方。 在草丛里捉“蝈蜢”。我们捉的蝈蜢有两种,一种称之为“青蝈蜢”(真名就叫蚂蚱),全身绿色,伏在青草上与之浑然一体,难以辫认。此虫以弹跳为主;展翅飞翔为辅。从外表形象看,尖头,披着长长的翅衣,很有些像报纸上漫画美国三K党党徒的装扮。一般的体长只有四五公分,也曾看到有人捉到过一只超级大的“青蝈蜢”,长约十公分,极为罕见;还有一种称之为“烂泥蝈蜢”(其实就是蝗虫),泥土色,长相有点像赚绩。此虫的弹跳能力更强,反应也快,比较难以捕捉。 扑蝶。田野里很少见到彩色的蝴蝶,多是一种白色的粉蝶飞舞着。我们有时在地上挖一个洞,把捉到的粉蝶都关在里面,到第二天再去打开看看,看它们还在不在里面。 打蜻蜓。用手捉蜻蜓是捉不到的,就用细竹竿打,很容易打到,但打下来的蜻蜓也就活不了了。 捞“拿摩温”(即蝌蚪)。在水沟里游来游去的“拿摩温”,样子像逗号,成群结队,摇头摆尾。我们把它们捉上来后放在盛水的碗里养着,最多时一只碗里有数十条“拿摩温”,看上去黑乎乎的一片。它们很快就纷纷死掉,命运很惨,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些虫子就是青蛙的后代和儿女。 我等入住新居后,奶奶临时住进了空关的409室,这个朝北的小房间只有八个多平方米,冬天很冷,窗户的缝隙都用报纸糊住,以阻挡寒风入侵。 前面已经说过,我家隔壁的408室是我父亲单位的办公室,我曾经一个人在里面睡过几次觉,睡在折叠式的帆布床上。但我每次都吓得睡不着觉,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提防着随时会有厉鬼出现。我不但怀疑床下面有鬼,还担心壁橱里也藏着鬼,心里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紧张,久久不能入眠。 鬼是什么样子的,谁都不知道,鬼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只是一个抽象的内心恐惧的象征。我这个年纪已经开始在睡觉时偶而做恶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内容是这样的:走进一间屋子,猛然发现门后面的黑暗里藏着一个恶鬼。我惊恐万状,转身就逃,但两条腿不听使唤,迈不开步,怎么跑都跑不动,心里又急又怕,眼看就要被鬼抓住——然后就被吓醒了。 稍大以后做恶梦:梦见一个陌生人,开始不觉得怎样,后来看到他朝我冷笑,这才发觉他原来是个魔鬼。我顿时吓得毛骨耸然,拨出手枪朝他连开数枪,但总打不死他,我心里又急又怕……。 长大以后做恶梦,增加了心理活动的内容,比如我在某个店堂里看见身边有许多人走来走去,后来一想,觉得不对,这时已是半夜三更,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我再细看,发现周围的人都面无人色,连眼睛都不眨,他们果然都是孤魂野鬼。我的心头马上升起巨大的恐惧感,忧虑着如何才能逃离此等鬼域……。 搬到新居的半年后,一九六三年八月十日,我就开始上学了,读小学一年级。 我们学校的校名叫凤南新邨小学,简称凤南小学。学校很近,就在我家的马路斜对面,从家里的窗户可以看见学校的楼房。学校的大门朝西,面对着开阔的农田。校门前有一条小路,北与凤城路相对接;南与凤南新村相通达。在没有读书前,我经常看见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放学后排队过马路的情景,非常羡慕,现在我终于也跨入了他们的行列。 开学后,手捧崭新的课本和作业薄,令人兴奋不已。我们把课本都用专门的包书纸包好,铅笔用刀片或卷笔刀削好。铅笔有两种,一种带橡皮擦;一种不带。笔杆的外形也有两种,圆形和六角形。放铅笔、橡皮和刀片的盒子是铁皮做的,长条状,翻盖上面印着各种花花绿绿、色彩鲜艳的图案,很漂亮。书包的质地是细帆布的,背带可以放长和缩短,我们背着书包上学堂的样子,人见人爱。 我们学校的教学楼是一幢三层楼房,学校的操场在教学楼的北面,操场面积较大,其北面的围墙已接近控江路路边。到了一九六四年间,控江路的边上要造新房子,于是就把我们学校的操场划去了一块给征用了。操场的边上,春、夏季里杂草丛生,我们有时课间劳动就被安排到那里去拨草。操场东面的围墙下有两个秋千架,我们只有在这个时候玩过荡秋千。后来每当读到古人写荡秋千的诗词,我就会想起我们遥远的童年的乐趣。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个女的,二十多岁,叫周xx,戴眼镜,她兼教我们上语文课。 我们上学后使用的第一本语文教科书是“初级小学课本/语文/第一册”,先学习汉语拼音,从a(啊)o(喔)e(鹅)i(衣)u(乌)ü (鱼)的拼音字母学起。每个字母都配一图示,如a(啊),配一小孩张嘴图;o(喔),配一公鸡鸣叫图;e(鹅),配一鹅图等等。我当时就感到学习汉语拼音比较吃力,长大以后更是忘得差不多了,连什么是声母、韵母都搞不清楚。后来要弄电脑打字,就只能重新再学一遍汉语拼音。 学了汉语拼音之后就开始学习汉字,第一课是教“日、月、水、火”四个字;第二课是教“山、石、田、土”,接下去是“人、手、足、口、耳、目/大、小、上、下、左、右、进、出……”。每个字的边上也都配有相应的象形文字或图示,以借助和启发儿童的形象思维。 由单字学到单词,再学到短句,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等。再后面是学短文,其中有一课的标题叫《大雁》: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左、右”两个字是我人生最早学到的汉字之一二,但对于这两个字的概念,我在后来很长的时期里一直模糊不清。比如在做队列操“向左转、向右转”时,我要么搞错方向,要么反应迟纯;又比如在看图片说明时,“左起第x人”或“右起第x人”,我老是弄不懂这个“左起”或“右起”是以图片上的人来定位呢,还是以看图的人来这定位。 我对上语文课比较感兴趣,因此也比较容易学得进。在读到三年级(上)的时候,语文课本第五册里,练习二的第四题是“看图说话”。标题是“抓坏蛋”,四格图的画面内容是:第一幅,一个老头在偷玉米;第二幅,被两名少先队员发现;第三幅,老头向他们求饶,其中一名少先队员去报告;第四幅,生产队里派人来把老头抓走。按照老师的布置,我们都在课外根据以上画面内容写了作文。作文交上去后,经老师批阅,我写的一篇被老师认为写得最好,还在上课时表扬了我,这件事使我很受鼓励。 与语文课相比,我对算术课就不太感兴趣,因而也就觉得算术比较难学。到了读中学后,同样对数学课也不喜欢。好在中学的几年里,数学课教得很浅,使我得以蒙混过去。中学结束后读技校,所幸没有数学课。时间一长,就把中学里学的程度有限的数学忘得一干二净。到了一九七七年底参加高考,我的数学几乎是考了零分,上大学的念头也从此打消了。 文革前,我们小学里的学习成绩采用五分制,即5分最高,代表优;4分代表良;3分代表及格;2分以下代表不及格。0分也叫“零汤团”,又叫“吃鸭蛋”。文革开始后不久,批判“学而优则仕”,批判“分数挂帅”,学习成绩遂不批分数,用“优、良、及格、不及格”代替,或批“好、中、差”。进了中学后,又开始批分数,采用百分制。 刚开始上音乐课的时候,我们的音调很不整齐。音乐老师或拉手风琴;或弹台式风琴,一遍又一遍耐心地教我们学唱歌。我们学唱的歌曲既有儿童的,如: 我家小弟弟,半夜笑嘻嘻,我问他笑个啥,梦见毛主席。 也有成人的,如: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还学一些五十年代流传下来的经典儿童歌曲,如:《让我们荡起双浆》;如:《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等。 二年级的时候每个星期有一节手工课,就是把特制的图案卡纸,通过折叠、裁剪、粘贴等手法,做成一定的物品形状。我对这节课很感兴趣,热情高涨,尽心尽力。 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最后一节课——手工课,天色骤暗,随之大雨倾盆。许多大人都携带雨具赶到学校里来,准备接人回家。只见教室门外不断有人探头探脑、朝里张望,使我们上课的学生很是心不在焉。我家里没人来接,这正合我心意,我盼望这雨下得越大越好,等会儿放学后可以满足一下趟水的乐趣。 小孩子一般都喜欢玩水,这可能是源于出生前在胎盘里的原始体验。在我们刚进小学上学的时候,发过一次大水。那是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强台风带来特大暴雨,市区雨量达258.1毫米(郊区南汇县更达到435毫米)。由于排水无效,加上黄浦江水倒灌,我们家的周围地区一度水漫金山、一片泽国。地面上的积水最深处有六十多公分,几乎淹过我们的半腰,我们很兴奋,都跑下楼去在水中嬉戏。更有人家的小孩把洗澡用的木盆推出来,坐在里面当船划。 除了玩水外,我们还喜欢玩火。最常玩的一种是把蜡块溶化在空的“百雀灵”雪花膏的铁皮盒子里,并且预埋上灯芯。之后都钻到床底下,点亮这种蜡烛灯,把脑袋凑在一起说着话,很有神秘感的样子。 学校大门外的路边曾堆放过黄沙(一种建筑材料),我们放学后就到上面去玩。通常的玩法是挖一个洞,洞口用纸掩盖好,然后诱骗别人来踩这个陷阱。 我家这个门牌号的楼里竟然有八个小孩与我是同班同学,具体分布是:三楼两个男同学,都姓宋,住302室和304室。四楼三个男同学,一姓汪,住402室;一姓钱,403室;一姓何,405室(姓何的后来家搬走了)。五楼三个,一伍姓男同学住502室;;一王姓男同学507室;一康姓女同学508室。我自己是住在407室。 在寒、暑假里,学校要求组织校外学习小组。按照老师的分配,我与同楼304室的宋同学、508室的康同学(女),及家住楼外的刘同学(女)组成一个小小组。 小小组的学习主要是做寒、暑假作业,这种布置的作业都印在一本本子上,每天都规划一定量的语文、算术等题目,图文并茂,形式多样,我们只要逐日完成任务就可以了。做作业的时候,组员之间可以相互讨论和交流。 我们男同学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绰号,有的人甚至有两三个。姓名只有老师才叫,同学之间在平时都直呼绰号。尽管我们起的绰号大多低俗不雅,但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之一,如同《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都有绰号。 我们小小组里的宋同学最擅长于给人起绰号,我的绰号就是他给起的,当然,我也回敬给他起了个绰号。小小组的学习没过几天,宋同学就技痒,想出来给组内的女同学刘某某也起了个绰号,叫她“黑鼻头”。因为宋知道了刘的父亲是爆炒米花的,于是宋就把对于干这一行的人的某种特别印象转移到了刘的头上。 小小组学习的间歇时间,大家就吹牛聊天,说些闲话,其中也说到关于鬼的话题。有一天,刘同学说的一件鬼事最为恐怖。她说,某日半夜醒来时,在黑暗中猛然看见一个白色的鬼在床里靠墙直挺挺地站在她的身边……。刘说的这件事被我牢牢记住,也丰富了我脑子里对鬼的想象,从此以后每当我深更半夜醒来的时候,总要睁眼看看我的床里墙边是否也会站着这样一个白鬼。 我们这个小小组的活动场所都是放在我家里举办,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宋同学又弄出新花样。他对组内两个女同学开玩笑说,以后她俩每到这里来学习一次,都要各交一分钱作为买门票。 这种说法很快就传到了班主任老师那里,于是老师在班上批评了宋同学要在小小组里收钱的言论。当时我们在语文课里刚好学过一篇课文,名叫《半夜鸡叫》,说的是解放前地主周扒皮想着法子剥削农民的故事。老师在批评宋同学时调侃说:旧社会有个周扒皮,现在我们班里也出了个“周扒皮”。同学们听了,都笑了起来。 我们小时候都不大讲究卫生,也不懂什么卫生的道理。只知道听人说,换牙的时候,掉下来的牙齿不能乱扔。上牙床掉的牙齿要扔到屋顶上;下牙床掉的要扔到床底下,不能扔错,如果扔错地方,新的牙齿就长不出来了。另外还要注意,在扔牙齿的时候双脚要并拢,否则的话以后新长出来的牙齿就会不整齐。 上学以后,学校不但关心我们的健康成长,还经常对我们进行卫生知识的教育,培养我们讲卫生的好习惯。有一次老师给我们讲解卫生注意事项,其中有一条是:不要用公共的荼杯喝水。我当时把“公共”二字听成是“公公”,因此就想,为什么惟独不要用公公的荼杯喝水呢?虽然对此不理解,但我后来到外婆家去的时候,还是特别注意不用外公的荼杯喝水。 不以规距,不成方圆。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小学生,从小就要抓紧。在培养我们循规蹈距的过程中,差错时有发生,在所难免。于是班主任老师就对出错的学生进行惩罚,就是叫他们去“立壁角”。“立壁角”的本意应该是起到面壁思过的作用,但我们那时年纪尚小,根本不懂什么叫思过,于是“立壁角”就成了在那儿傻站一会儿而已。 班主任老师对我们学生既爱护又严格要求,因此我们都对她怀有敬畏之心。 有一个时期,学校的周边地区正准备更新铺设下水管道,控江路的边上横七竖八地存放着许多直径两米多的钢筋水泥管子。某日课外,我们几个同学正在外面玩耍,忽然看见班主任老师走了过来,我们像老鼠见到猫似的赶紧逃避到水泥管子里躲起来。 不是每个老师都给我们留下好印象。一九六四年的一天,有公安局的一辆小吉普车开到我们学校,抓走了一个男的老师。听其他老师说,他是因为搞腐化而被抓的。我们当时人小,都不知道这“搞腐化”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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