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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学校上学后不久,社会上的政治风潮就开始明显地影响到了我们小学生的身上。比如在某个早晨上学的路上,我看见有一帮男学生正乱哄哄地围攻一个女学生,朝她吐唾沫、扔石子,骂她是黑帮的女儿。那个女学生被逼到墙角,脸上满是惊恐的神色。 学校里号召我们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学校告诉我们写大报就是给老师提意见的意思。由于我们刚到这个新学校不久,班主任老师也才刚刚教我们,所以不能写他的大字报,要写就只能写我们原来学校的班主任——周老师。于是我们班里的同学都集中起来,讨论怎样给原来的班主任老师写大字报。大家七嘴八舌,说来说去,总觉得没什么好写。最后总算凑了几条,有人说她有一次烫过头发;有人说在外面看见过她与男的一起走路;有人说她对学生管得太多;有人说她经常罚学生立壁角等等。大字报写好后,就派人送到我们原来的小学里去张贴,也算是完成了学校里交代的一项政治任务。 我班里有个同学叫陆×,他的家住在控江大街的百货商店楼上。其父乃某厂的厂长,五十年代初曾参加过志愿军抗美援朝。我们若干个同学曾数次晚上到陆家去,听他的父亲给我们讲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故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受革命的传统教育。我印象最深的是陆父拿出一把用弹头做的刀,陆父说,就是这颗飞机上机关枪射出的子弹,距离他只有十多公分,差点要了他的命。所以他用这颗弹头做了这把刀,并配了一支比胡罗卜还粗的弹壳作为刀鞘,以示纪念。 不料文革开始后不久,陆父在厂里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听到后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这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早已被人遗忘,少先队从年初开始就无声无息地渐渐消亡。我作为少先队员的时间是如此的短暂,童年中最明朗、最纯真的一段日子很快就成了以往。 也正是在六月一日这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从六月份开始直到年底,我在抢传单这件事上花了不少精力。传单是个很特别的宣传工具,撒传单的场面我们以前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如《青春之歌》。没想到现在让我们也会遇上,当我初次在街头看见有人撒传单时,就感到很新奇,很令人兴奋,觉得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游戏来玩耍。 最先出来撒传单的都是大、中学校的一些学生,他们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唤醒民众、揭露黑帮等等,撒传单是学生运动惯用的手段之一。 撒传单的场所一般都选在人多的商业街头或文化场馆前面,每当有人突然往空中撒了一把传单后,必定是引起人群大乱,无数条手臂争相朝上去抓空中飘落的传单。我们小人往上肯定抢不过大人,就往下在众人乱纷纷的胯下、腿脚间抢拾落到地上的传单。因为每张传单的获得通常都要经过一番较为激烈的争夺,实属来之不易,所以把它说成“抢传单”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在抢传单的高峰期里,我与几个同学结伙,每天都抽空混迹于人多的地方,等侍着抢传单的机会出现,窥测时机,以求一逞。我被这种刺激性的游戏弄得精神亢奋,像上了瘾似的,只要一看到有人撒传单,我就非常激动,如同野兽发现了猎物,这种心境过了许多年我都还记得清晰。 我们在抢传单的活动中本事越来越大,还学会了盯人的战术,就是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撒传单的嫌疑人出现。一旦发现,就盯住他,只要他一出手撒传单,我们便可抢得先机。对于个别迟迟不肯动作的人,我们甚至会敦促他快把传单撒出来。 某日,我在家附近的商业区的马路边看见一个年轻人,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过来。停车以后,我注意到他的身上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挎包,神态略有迟疑,我明显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果然,只见他很快从包里抽出一叠传单,朝空中一抛,就迅速骑车离去。抛在空中的传单竟然大部分合在一起,没有散开,“扑!”的一声跌到地上。我早有准备,眼明手快,像猎兔狗一样冲过去,捧起那叠传单就逃之夭夭。后面有一些成年人在追赶我,边追边喊:小赤佬,撒点出来!我只得朝后面扔出去一部分传单,以使追兵止步。回到家后数了数,还有二十多份,收获不小。 我们迷上了抢传单后,对传单上的内容只是看个大概,不是很重视。所重视的只是为了收集更多的传单,为了满足人性中最初的一种拥有感,以及经过奋斗所取得的成就感。我们把抢来的传单先大致看一遍,然后把内容重复的剔出来放到一边,包括像上面所说的一式多份的传单。这些重复多余的传单另有它们的价值,就是可用来与别人进行交换,换来各自内容上所没有的传单,从而达到互通有无的目的。 传单的尺寸大都是十六开纸对折再对折起来进行散发的。纸张的质地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很薄;一种略厚。纸张的颜色以白色为主,也有粉红、淡黄、浅绿和天蓝色等。上面的字迹都是钢板刻蜡纸油印出来的,字迹写得好坏不一,印刷的质量也参差不齐。 传单上的内容五花八门,并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如刊登黑帮的名单以及他们的反动言行;如“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的内容(所谓“十六条”指的是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如“破四旧、立四新”的内容;有本地文教系统批判石西民、杨永直、常溪萍等人的文章;有外地文化大革命的快讯和动态;有从“兴无灭资”到“造反有理”的内容;有“安亭事件”始末、“康平路事件”真相等等。我在一份传单上还有了惊人的发现,说王孝和原来是个叛徒。 有一段时间,传单的内容有许多都是宣传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最普遍、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种“遇到问题怎么办?”的传单。开始是48个“怎么办”,继而增加到72个“怎么办”,不久又发展到一百个“怎么办”,其后再到二百个“怎么办”,最多时达到三百多个“怎么办”。照编撰者的意思,是想要用如此简单的方法就能解决人世间许多复杂的问题。以下举两个例子的开头,来说明这类传单的样式: (例一) 一百个怎么办?——有了问题从《毛主席语录》中找答案: 1.学习毛选用不好怎么办? 查《语录》 (264,265,266页) 2.忘记了阶级斗争怎么办? 查《语录》 (14,17页) …… (例二) 查语录 找答案 1.对别人的思想言论不会分析批判怎么办? 查《语录》 (8,13,14页) 2.看到反动言论和思想怎么办? 查《语录》 (10,14,18页) …… 在十月份之前,《毛主席语录》一般只在解放军部队里发行。这个时期上述“怎么办”传单的内容估计都是部队的政治工作者炮制出来的,然后由民间翻印成传单,广为散发。这类传单后来参与制作的人越来越多,内容也不尽相同。又由于相互攀比,于是有人就挖空心思,不但把“怎么办”越搞越多,把“怎么办”的内容也弄得越来越玄乎。经过这些前期的炒作,客观上为过后不久全国性大规模发行《毛主席语录》做了宣传上的铺垫。 对于我们抢传单的人来说,这类“怎么办”的传单引起了我们特别的兴趣,就是想要把所有不同数量、不同内容的“怎么办”都收集齐全,集成一个系列。 传单的制作者一开始是大、中学校里激进的学生,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大、中学校里的红卫兵组织;工厂里的造反队、赤卫队,以及外地来沪串连的人等,都先后印制过形形色色的传单。其中有许多传单都是翻印的,内容也都抄来抄去,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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