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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当我们有了第一本《毛主席语录》后，按照学校的规定，每天上学都必须随身携带。进入教室座位后，首先得把《毛主席语录》放在课桌上，坐左边的人放在桌子的左上角；坐右边的放在右上角。
《毛主席语录》成为我们在学校里经常要学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填补了我们教科书的空缺。时间一长，我们不但能背诵出许多段语录，而且连哪些语录在哪些页上都能记得。比如老师说：请把《语录》翻到第11页。我们不用翻书，马上就知道要学哪一段语录并把它背诵出来: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十月份，佩戴毛主席像章开始盛行。我们这里最早出现的毛主席像章是商店里出售的两款，一种是铝合金质地，圆形，面积比壹分硬币还小，上面有浮雕式毛主席侧面头像，大概是卖五分钱一枚；一种是红色塑料边框与透明有机玻璃芯子相嵌，中间夹着纸质的毛主席像，圆形，面积与贰分硬币差不多，大概卖两分钱，都是上海徽章厂出品的。这种由店里出售的毛主席像章很快就不稀奇了，许多种由其它各个单位订做的，非商品流通的徽章，开始陆续问世，吸引了人们的追求，也使佩戴徽章的风气日盛。
我比较领先地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第二天在上学的路上，走到凤城路、本溪路口的时候，突然冲上来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小孩，当胸用手一抓，就把我别着的像章给抢走了。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往左边的凤城一村里逃得无影无踪，只得自认倒霉。
过了几天，与我经常在一起玩的邻居宋同学，挑动我与他一起也去干抢徽章的勾当。我答应了，于是两人经过商量，把抢劫的地点选在控江路、宁国北路西南角的楼房居民区里。
某晚，吃了晚饭后，等到七点多钟，我与宋就趁黑出动，来到预定地点，埋伏在昏黄的路灯照不到的楼房阴暗角落里，伺机作案。一般路人瞧见我俩，还以为我们是小朋友在玩“白相猫猫”(捉迷藏)的游戏，不会想到我们是两个小歹徒。
我们所要抢劫的对象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年龄与我们相仿或小些；二是当然要戴徽章的。除了对象外，抢劫的时机也很重要，如行人较多，人来人往的，肯定难以下手。熬了多时，终于等到一个佩戴徽章，独自行走，且与我们差不多大的小姑娘。宋早已等得不耐烦，马上就迅猛地就冲了上去，抢她的徽章。那个小姑娘惊慌地闪了一下身子，使宋没有抓住目标，只是把小姑娘给撞了一下。只听她尖叫一声就跑掉了，我被那女的的一声尖叫吓了一跳，与宋一起也迅速逃离了现场。我们这次作案没有得手，属于犯罪末遂，后来我们不再干这种事。
当时徽章的概念包含有两个类别，一类是毛主席像章；一类是没有毛主席像的纪念章。比如“上海一大会址”、“南湖”、“韶山”、“井岗山”、“遵义”、“雨花台”等；又比如后来出品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安亭风暴半周年”等，都属于纪念章范畴。因此，“徽章”的概念比“毛主席像章”的概念大，两者不能混淆。
当盛行佩戴毛主席像章时，在上海最早受人追捧的毛主席像章，是一种与五分硬币差不多大小的像章。金黄色的浮雕侧面头像，周围是红色的光芒，铝合金材质，做工也很好。这款像章的特别之处在于，中间微微凸出，使头像更具立体感。谁佩戴了这枚毛主席像章都会挺着胸脯，觉得格外的神气，我当时非常想得到它。
这时候的国人把相当一部分的聪明才智和人力、物力都用在了制作徽章上，使得徽章的品种和数量迅速猛增，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又随着全国大串连的人员流动，把各个地方产的徽章错综复杂地传布开来。
这时，我父亲对徽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财力来搜集各种各样的徽章，乐此不疲。他路道较粗，许多本地新出炉的徽章，他总能在第一时间弄到手。
在我父亲弄回来的徽章里，某些品种有相同的数枚，这些重复的徽章就被他用来进行交际、交换或馈赠亲朋好友。
新的徽章都是装在一个个白色的小纸袋里，某个晚上，我父亲又在灯下整理新弄来的徽章。有一枚徽章被碰落到了地上，我趁他没察觉，就偷偷地捡起来，据为己有。
这枚徽章做工很精致，图案的上方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国旗；中间是双方的握手；下方是一行字“中阿友谊万岁”。徽章的背面刻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赠”的字样。我有了这枚徽章后，非常高兴，把它别在棉袄上，外面有罩衫掩盖着，我以为不会被发现。谁知没过几天，早上一觉醒来，穿衣服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别在棉祆上的那枚徽章已不见了。我想肯定是在我睡觉的时候，被父亲发现了我私藏徽章的秘密，就把它收回去了。这也算是一场暗战吧。
因佩戴徽章的热潮而引起的制造徽章的热潮，使得徽章的品种层出不穷。仅从徽章的形状上来说就有圆形、方形、横的长方形、竖的长方形、五角形、棱形及多边形等。至于徽章的图案设计，则根据形势的需要不断创新。
比如有反映革命历程的毛主席像章系列(即像章的图案，上方是毛主席头像；下方配一个遵义或延安等的标志图)。这类像章系列还分为“三历程”和“五历程”等等。
又比如有表现以“大海航行靠舵手”为主题的毛主席像章，因为同一主题有许多种设计图案，从而形成了一个类别。这类像章在交换场合里被简称为“大海”。
再比如一九六七年八月，解放军里的李文忠等三人为救红卫兵而牺牲。李文忠的一段话也因此被宣传开来:
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于是又有一批以“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为主题的毛主席像章产生，并形成一个新的类别。这类像章在交换场合里被简称为“大招手”。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宣传画创作出来。后来全国各地的一些广场和大学校园里的毛主席塑像，基本上都是依据“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理念来设计造型的。
在品种繁多的徽章里，一段时间会有若干种徽章成为热门。至于热门的徽章是怎样形成的很难说清楚，领导人的示范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林副主席佩戴的像章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面的主体是五角形，中间有毛主席头像；下面的附件是横的长条状，写有“为人民服务”字样。解放军军人大多仿效副统帅的喜好，也戴这种像章。
周总理佩戴的就是那枚著名的“为人民服务”像章。以“为人民服务”为主题设计的像章很多，也形成了一个像章的类别。由于制作单位良莠不齐，有精心制作的，也有粗制滥造的，周总理戴的这枚应该是属于制作精良的。
虽然市面上有大量的徽章在流传，但它的绝大部分不是以专门生产徽章的单位名义制作的，因此也不是由市场销售的，而是由徽章名义上的制作单位(即徽章的订做方)通过单位和个人进行买卖或赠送。只有极少数的徽章是放在商店的柜台里销售，销售的成绩可能是两极分化，不受欢迎的徽章无人问津；受欢迎的则供不应求。（数年以后盛行的年历片，与当年徽章的流通方式极为相似，如出一辙。）
面对越来越多大量出现的徽章，佩戴它反而成了次要的，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对徽章的收集、收藏上。因此，民间的徽章交换场所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在杨浦区里，靠近我们家的一个徽章交换场所，在控江路、双阳路处的杨浦公园大门口前的空地上。这里经常聚集着很多人，有大人，有小孩，也有来沪大串连的外地人。三五个人围成一堆，商谈着交换徽章的事。我到这里去看过几次，来交换徽章的人，或把徽章别在胸前，或别在围巾上，或别在布包里，或装在纸盒里等等。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年轻人，穿一件蓝色的棉大衣，双手笼在袖管里，似乎并不起眼。但当他把大衣的左边衣襟朝外一翻，乖乖，他的大衣里面从上到下，琳琅满目地别着二三十枚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徽章，金光闪闪，足以令人惊叹。
我们在口语上把交换徽章说成是“调徽章”。后来我听人说在北站(火车站)有个更大的“调徽章”的地方，我就很想到那里去走一遭。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的一天，我与另外两个同学一起，离家前往北站。我们先沿控江路走了几站路，然后乘61路公交车，乘足五分钱车票的路程，到了海宁路终点站。经过数次问路，拐了几个弯，我们很快就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远远就看见前面一个路口(即天目东路、宝山路口)的西北角上聚集着很多人，从人行道漫延到马路边的上街沿，比我们那里的规模大多了。人行道内侧的围墙上，是一排贴大字报和大标语的宣传栏。我们走到这里，马上就融入了“调徽章”的人群中。人们都三三两两地围在一起，议论着调徽章的事，或者是来看热闹的。有的展示自己的徽章，物色交换的对象；有的看来看去，寻找交换的目标。
来参加“调徽章”的人一般都对行情有个大致的了解，我去的时候有一种叫“宫灯”的徽章正在热头上。所谓“宫灯”的徽章，尺寸不大，仅15x15毫米，棱形，图案也很简单:一个红灯笼，灯笼上有“毛主席万岁”字样。因为灯笼的吊杆和垂穗及周边的色彩有好几种搭配，所以这种徽章有三四个版本，但都是浙江产的。
我把好不容易收罗来的四五枚徽章(具体的来路已忘记了)别在一块绢头(手帕)上，到了北站“调徽章”的地方后，就拉开绢头，把徽章展示给别人看，以寻求交换的机会。
经过与多人洽谈末果后，我终于与一个身穿黑棉祆、头戴绿军帽的外地人做成了一笔交易:我用一枚“宫灯”徽章交换他的一枚“原子弹爆炸”徽章(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我国又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这枚徽章就是在此背景下制造出来的，徽章呈横的长方形，尺寸为18x30毫米，正面图案上有毛主席头像和核爆炸图形。背面有“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字样。这类徽章也有好几种图案设计，“调徽章”时都把它称作“原子弹爆炸”)。
回来后，有人说我这次“调徽章”调得合算；有人说不合算。我想，不管怎样，我总归是参与了历史。
后来，我父亲叫我大伯做了两个玻璃镜框，把收集到的徽章一个挨一个排满在里面，看上去很美。尺寸稍大(直径在五六厘米以上)的毛主席像章则放在一个定制的硬纸盒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机械部敬制)。盒子里上下有五个隔层，每个隔层都垫着海绵，像章就躺在海绵上。硬纸盒的外表红彤彤的，掀开盒盖，盖子的内页上印有林副主席的手书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九一三”以后，我父亲又在此处林彪的名字上划了好几个“大叉”。
岁月流逝，我父亲当时收集到的徽章也时有散失。最后尘埃落定，尚留下了一百三十多枚，保存到如今。
从一九六六年十月兴起的佩戴毛主席像章的热潮，到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后就开始逐渐消退。进入一九七0年后，社会上佩戴毛主席像章的现象已基本消失，唯有在拍照片的时候还会戴一下。到七一年以后，已完全没人佩戴毛主席像章。现在的有些电视剧里，七二年、七三年，甚至七五年、七六年的人物还个个都戴着毛主席像章，这明显是把道具弄错了。
十二月里，我父亲在北京的一个同事到上海来出差，临走的那天晚上在我家留宿过夜。因为要赶火车，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他们就起床了。我被他们的声响弄醒了，在朦胧中听他们说着话。
我父亲把收集到的徽章取出来，让他的这位同事挑选几枚，留作纪念。他俩边看徽章边议论着，其中我父亲介绍一枚徽章(杭州产的)说，这枚徽章的设计颇为巧妙，图案的上方是毛主席侧面头像；下方是由白色的“41”两个数字组成的轮船船体，寓意四十一名印尼华侨，冲破阻力，乘船回到祖国这一事件(事件的背景是一九六五年，在印尼“九三0事件”中，苏哈托、纳苏蒂安翻盘得手后，一方面大肆镇压共产党；一方面掀起迫害华侨的浪潮)。徽章的背面刻有“海外传来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凯歌”字样。
父亲的这位北京同事回去以后两个月不到就自杀身亡了。据说是有人揭发他有生活问题，而单位的领导又处理不当，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形势包裹下，全国多如牛毛的各个单位里上演的都是与革命无关的、个人恩怨的恶斗。而生活作风问题，无疑是双方攻防的重要策略和最具杀伤力的利器。
这位逝去的同事曾留过一张他儿子的照片给我父亲，这张照片后来一直夹在我家的一本老的照相薄里。照片上的英俊男孩当年只有八岁，他微笑着的面容，使我们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时都有一份痛惜。
我家里的这本老的照相薄，尺幅如现在的A4纸大小，横翻页，面子上包裹着白底黑色花纹的织绵缎。黑色硬卡纸的内页上，照片都对角插在烫金的三角形纸贴里。照片都是黑白的，底片则放在另外一个盒子里，有两张底片还是玻璃做的。
照相薄里的照片大部分都是我父亲的，其中有一张是他与五个同事在办公室里拍摄的：前排三个人坐着；后排三个人站着。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张照片有了异样，我父亲已把照片上后排最右边的那个人的脸用钢笔涂得一团漆黑。因为政治的原因而把合影照片上的某个人物的脸涂抹掉，是当时人们最常用的处理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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