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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月份里，唱毛主席语录歌也开始流行。在九月底至十一月底的两个月里，毛主席语录歌上市的具体日程如下:
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以“亿万人民齐欢唱 毛泽东思想永远放光芒”为题，首次刊登了十首毛主席语录歌:
1.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2.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3.我们应当相信群众……
4.我们的教育方针…
5.工作就是斗争……
6.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
7.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8.分清敌我……
9.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0.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四首语录歌:
1.造反有理
2.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3.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4.决不能让它自由泛滥
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再发表九首语录歌: (略)
十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最后发表九首语录歌：
1.永远学习老三篇(根据林副主席的一段指示谱的曲)
2.完全彻底为人民
3.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4.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5(略)6(略)
7.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8(略)
9.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毛主席语录》第一页上的第一段语录，也是我们学唱的第一首语录歌。这首歌的唱法是，要把上述歌词反复唱两遍，在唱两遍的间隔要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也是连呼两遍)。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这首语录歌的语录在《毛主席语录》第七页上，是我们唱得最多的语录歌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这首语录歌的语录没有收入《毛主席语录》里，后来上海最早、最大的造反队(即工总司)几乎把这首语录歌当成了他们的队歌。兴无灭资、造反有理的口号也被所有的造反派奉为圭臬，十几年后，江青在被判刑时所高呼的口号仍然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这首语录歌在各路人马聚会，或一般群众集会等场合下，唱得最多。
教唱毛主席语录歌也成了学校给我们举办政冶活动的内容之一。语录歌很好学，一学就会，即使是到了四十多年后的现在，我仍然会唱。
语录歌大多是劫夫(李劫夫)作的曲，可以说是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一九九九年播放的反腐电视剧《抉择》，片头歌曲就是采用了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我听到以后很有感触: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的大、中学校按比例推选师生代表赴京。但这个“通知”一出，局面马上失控，学校里的大学生、中学生几乎都跑掉了。或到北京去；或到韶山、井岗山等地去，风尘仆仆，纵横千里。免费乘船、搭车，有的还免费食宿，一方面进行所谓的革命大串连；一方面顺便浏览祖国大好河山。
因为我们人小，尚不能参加其中，但我们对于到外地去大串连真是羡慕得不行，内心一直在蠢蠢愚动，甚至与人讨论过，企图混进火车站，搭火车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转眼到了十月下旬，天气渐渐转凉，皮肤开始发紧。有一天，得到一个消息说，我们小学生如果在市内宣传毛泽东思想，那么乘公交车可不用买票。我们就想，既然外地去不了，那么在市内免费乘车逛一下，玩一玩，也很不错。
于是我与几个同学立即行动起来，按照传说中的要求，用硬板纸剪了几块豆腐干大小的牌子，上面贴一张红纸头，再用毛笔在上面歪歪斜斜地写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字样，胸牌就算做好了。
吃好晚饭后，我们迫不及待地赶到学校去，找值班的老师在胸牌上加盖学校的公章。那个女老师开始不答应，我们几个学生就围在她的身边赖着不走，磨蹭了一会，她终于给我们盖了图章。
我们兴奋地离开了学校，决定马上就去尝试一下，看看效果如何。我们商量后，打算今晚先去乘一下有轨电车玩玩。
我们先到宁国北路去乘60路公共汽车，售票员看见我们几个小人胸前都别着红彤彤的“宣传队”的牌子，果然没要我们买票。我们心中暗喜，一路安然抵达松潘路终点站。随即走到杨树浦路上，不一会儿就如愿以尝地坐上了8路有轨电车，当然也是不用买票的。
有轨电车的车顶上只有一根小辫子，座位是沿车厢两边面对面相向而坐。有轨电车的车速不是很快，鸣笛的声音是悦耳的“叮叮、当当”声。我们乘车一路西去，在卖票员的指点下，我们于三角地路口的这个站头下了车，然后从前面的一条直道朝南走。
我们很快就走到了一座体积庞大的高楼(即上海大厦)的脚下，并且看到了左前方的一座桥，据说这就是著名的外白渡桥。路灯不是很亮，夜幕下的外白渡桥弓着它黑黝黝的身架。我们走到桥边，凭栏向黄浦江眺望，江风阵阵，吹动少年的心。
呆了一会后，我们循原路返回。
第二天是礼拜天，经过昨晚的预演，我们信心大增。今天就要正式外出活动，早上七时许，父亲还没有起床，我来到他的床头，对他说:我要到上海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了，还说乘车是不要钱的。他听了以后，就从放在枕头底下的钱包里摸出一张票面图案是墨绿色火车头的贰角钱给我，算作是我的活动经费，还给了我几两粮票。
我与三个同学各自的口袋里都揣上一本《毛主席语录》，胸前都别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标志牌，然后就气昂昂地离家出发了。
先乘60路车到长阳路，再转乘22路无轨电车。上了22路车后我们就开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所谓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唱毛主席语录歌，或者朗诵毛主席语录。以唱为主，这可是我们的拿手好戏，这个时候我们已学会了十几首语录歌，于是就把这些歌曲逐一唱来，放开喉咙地唱。
礼拜天的早上乘车的人不是很多，我们几个都坐在前后车厢连接处的“香蕉”位子上，这样宣传起来前后车厢的乘客都能听到。车子行驶途中，又上来一支宣传队，也是几个与我们年纪差不多大的男小人。这下好了，当他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就歇一下；他们不唱的时候，我们就接着唱。一时间，车厢里歌声嘹亮，此起彼伏，当时的乘客们对此现象作何感想，不得而知，无从知晓。
到了22路公交车外滩的终点站，我们就下车了。然后在外滩的马路边、街道上漫无目的地闲逛，充满好奇地东张西望。
这天的天气不是很好，阴沉沉的，黄浦江上偶而传来的汽笛声如乌咽般悲鸣。天空灰朦朦的，从外滩的高楼大厦上飘洒下来的传单，看上去真的像是雪片一样在空中漫舞。我后来一想到这天的天气，心里就会产生出一种历史的沉重感。
当传单飘落下来的时候，路面上已有许多路人在等着接单，我们也趁机抢到了几张。从六七月份开始，传单上一些经常出现的人名渐渐地被我记住。先是杨永直、常溪萍等；后是杨西光、石西民等；再后来是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等，这些人先后都成了被人穷追猛打的对象，使我一看到他们的名字就有一种揪心的感觉。
从外滩的马路到江边之间的空地里，停放着许多各种各样的车辆。天上下起了阵雨，我等就逃到停在这里的一辆带遮篷的卡车上去躲雨。接着有两个外地来大串连的红卫兵也爬了上来，他们戴在左臂上的红袖章比我们本地的要宽出三分之一。
他俩的年龄约十五六岁，我们之间就开始闲聊起来。他们说是从江西那边过来的；他们说他们还有很多同伴；他们说打算过两天就赶到北京去。我注意到其中一人别着的毛主席像章很不错，我从没见过，经仔细察看，该像章的材质是黄铜的。我便缠着他要与他交换各自佩戴的毛主席像章，他见我戴的像章实在太差，死活不肯换。
雨很快就停了，我们也都离开了卡车的后车厢。22路的终点站一头在我们杨浦区的长阳路、隆昌路上；一头就在外滩的广东路处。从广东路往北上去的一条横马路(东西走向)解放前叫四马路；解放后叫福州路。中午时分，我们就从外滩的这个路口往西走进去。
在一家大饭店(即杏花楼)的马路斜对面有一条小路，小路的右边有一排简棚陋屋的饮食店、点心铺和大饼摊，热气腾腾，生意很红火。当我们走到这里时，见此情形，就弯了进去，在某个店铺里把午餐给解决了。吃的是什么东西已经忘记了，只花了一角几分钱。
中饭吃好后，我们继续前行，沿福州路西去，一直走到了西头的人民广场。广场的边上有一排石墩子(钢筋水泥的桩子)，每个石墩子之间都牵连着铁链条。我们在石墩子上坐了一会，望着眼前的这条马路(即西藏路)，人来车往的，比刚才走过的那条马路(福州路)热闹了些。不远处的马路边有一个公交车站，我在其中的一块站牌上看见有一个站头叫“大世界”。这时，真正的“大世界”招牌早已在八月二十三日那天被“破四旧”的学生用绳子拉倒了，而站牌上的“大世界”站名却还没有被及时换掉。
沿西藏路往北，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即南京路、西藏路路口)往左拐，没走多远，就见到了矗立在路边的二十四层楼——国际饭店。我对它真是仰慕已久，今日总算来到了它的面前。
之前曾看过一本彩色的图画书，画的是一个乡下的老大爷到上海来玩。当他来到国际饭店的脚下时，抬头仰面朝楼上看，把头上戴的草帽都看落到了地上。
国际饭店的马路对面是人民公园，我父母到这里来玩过，还拍过照片，其中我母亲有一张照片的背景就是国际饭店。
国际饭店西边的马路对面是一家工艺品商店，店里人很多，熙熙攘攘。二楼有个柜台正在出售新上市的毛主席像章，长方形，比手指甲大一点。争购的人群排队排到楼梯口，秩序较为混乱。我们当时人头只比柜台高一点，身上又没有钱，就不去买卖像章的地方轧闹猛了。在店里其它部位东看看、西看看，胡乱地转了一圈，就出来了。
仍然走回到刚才经过的十字路口，在路口的东北角上就是著名的市百一店——上海百货商店的老大。商店外面沿街的橱窗里，陈列的摆设都撤掉了，空荡荡的。我们到该店的店堂里去看了看，特别注意到中间位置上的一部电动扶梯已经关闭了，这可是当时上海的商店里唯一的一部电梯。直到十几年后的一九八二年才得以重新开启，引来很多人排队侯乘。
走出商店后，我看到眼前这条马路(即南京东路)的路边一些骑楼裙廊的柱子下面，东一摊，西一摊地扎堆坐着来大串连的外地人等，男男女女，都很年轻。他们倚在柱子上歇息，眼神里含有面对大上海繁荣景象所带来的羡慕和困惑，他们的形象和衣着也与上海人有着明显的差别。对于上海人来说，市面看上去乱纷纷的，走过路过的行人对此场景都熟视无睹，麻木不仁。
我们不知道这条南京东路就是上海最热闹的马路，而且也可通到外滩，所以我们没从这条路走，而是走刚才来时的原路，从西藏路——福州路回到了外滩。这时大约已是下午四时许，我们打算乘车回家。
当我们走到22路终点站时，眼前的景象使我们吃了一惊。有许多的年龄与我们相仿的“宣传队队员”都云集到这里，等着乘车回家，那场面就像是我们以前过儿童节般的热闹。
见此情形，车队的调度干脆派来一辆空车子，想要把在外滩周围活动后乘此路车回家的所有小学生“宣传队”集中到这辆车上，予以“一网打尽”。
等到差不多了，这辆满载着我们“宣传队”的专车就发车了。在前面的外滩、延安路口车辆掉头，经过外滩，越过外白渡桥，朝沪东驶去。因为一车子的人都是清一色的同党，所以也就不必再搞宣传，唱语录歌。玩了一天，也走了不少的路，大家都有些疲惫，车厢内一片寂静。驾驶员和原来的卖票员很周到地就近停车开门，把我们这些小人儿逐一放下车去，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天都快黑了。
过了几天，有人还打算继续借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名义去乘黄浦江上的轮渡船，甚至想到川沙去乘小火车，我都不愿意去。
我们这些小孩子玩的把戏很快就被禁止了。到了十一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从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停止赴京大串连。十二月中旬再发通知，暂停全国性大串连，从十二月二十一日起，火车、轮船、汽车不再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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