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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上海的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文革的历史舞台，造反队和赤卫队两大群众组织相继成立。我母亲是纺织厂的工人，共产党员，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她在厂里被动员参加了赤卫队，带回家的一块红袖章就放在大橱右侧的抽屉里。这块红布上印着黄色的字，上方一排小字是“上海市工人捍卫毛泽东思想”；下方一排三个大字“赤衛隊”。
住在我家楼下302室的宋同学与我经常在一起玩耍，宋的父亲在厂里参加的是造反队。宋把他父亲的造反队袖章拿给我看过，也是红布上印着黄字，上方一排小字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下方是三个大字“造反隊”。
因为我母亲和宋的父亲参加了两个不同的组织，所以我与宋在一起老是要抬扛。我坚持说赤卫队好；宋坚持说造反队好，至于好在哪里，我俩谁也不知道。
我们小孩之间的这种争论只是闹着玩而已，大人们则完全不同。他们为了两派不同的政治理念可以斗得你死我活，包括夫妻反目，兄弟相向，恋人分手，同事、同学互相敌对。
我家的马路斜对面不远处有一家上海电焊机厂。某日下午，阴天，我在家里的阳台上看见楼下的马路上走过许多别的厂家来的造反队，都前往电焊机厂，可能是去参加集会。这些造反队们，有的十几条汉子，有的二十多人，领头的高举着造反队的大旗，跟在后面的人排着队，唱着歌。当他们高唱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时，气氛最为悲壮。
按照当时的理解，造反队的这种悲情意识是由于受到“走资派”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和打压而产生的，否则就说不通他们为什么要起来造反。
到十二月底的时候，号称有八十万大军的赤卫队不堪一击，倾刻间就分崩离析。至一九六七年一月，部分赤卫队成员策动北上告状被制止，并被指责想要在上海制造“三停”(即停工、停电、停水)，因此赤卫队被彻底予以剿灭，使之在上海的文革舞台上昙花一现，成为过眼烟云。
事后不久，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我拾到一份传单，共三张纸折叠在一起。打开一看，竟然还是赤卫队刻印的。前面两页是揭露“康平路事件真相”等内容；最后一页是大幅的漫画: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漫画的下方有一行大字，写着:“赤卫队的战友们：让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看了这份传单后，对他们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颇为感动。
赤卫队的迅速瓦解使我大失所望，造反队则咸鱼翻身，奇迹般地壮大起来。我与宋同学的争论也有了结果，我输了，他赢了。为此事，宋在我面前很有些洋洋得意，也为他的父亲感到自豪。
俗话说世界真小，过了七年以后，我在某厂读技校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原来宋的父亲也是这家厂的工人。
我技校毕业后就分配在本厂工作，顺便说一个后来发生的与宋的父亲有关的插曲。
一九七七年仲春，我在厂里任计划调度工作。某日到车间里去公干，正巧看到宋父等二人在与一青年女工争吵。宋父等指责该女工织坏产品是故意破坏生产，而女工则坚不承认。于是宋父等很气愤，决定要拉该女工去“游斗”(即游街示众和批斗合二为一的意思)。宋父顺手拿了一根捆纱头用的绳子就把该女工的双手反绑起来，还把那条织坏的产品也披在她的肩上，然后就押她到车间里“游斗”去了。我亲眼目睹这一幕，真是很长见识。
说到“游斗”，就再来说一九六六年的事。在年末的时候，游街示众和批斗的浪潮愈演愈烈，我曾经见过并且印象较深的有几个场景，简述如下:
其一，十一月的某日，在路上看见几个人正押着一个男的在游街示众。那男的四十多岁，腰间系着一根拇指般粗的稻草绳，低眉顺眼，面无表情。他左手提一面铜锣；右手用棒捶敲锣，一边走，一边敲；一边敲，一边喊:“(当！当!)我是牛鬼蛇神! (当！当!)我是牛鬼蛇神!……”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小孩子，前呼后拥地跟随了一程。
其二，十一月的某日，在我们居民楼的后面正在召开批斗会，这是由街道居委会组织的。被批斗的女的四十岁左右，站在道路边的一张方桌子上，双手高举，做着投降的姿势。
我看她很快就支撑不住了，高举的双手慢慢地就垂了下来。这时，站在边上的一个女里弄干部见了，马上就喝斥她把手举高，这个女的只好重新把手举高些。过了一会儿，手又垂下来，又遭喝斥，再举高些。如此反复，一而再，再而三。后来，这个女的只好借着擤鼻涕、挠痒痒等小动作，来舒缓一下举手之劳。这个女的是个什么罪名，我已忘了，当时只是觉得她很可怜。
过了几个月，那个在台下批斗别人的女里弄干部自己也站到了台上被别人批斗，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后来，报纸上发表文章，要求“制止批斗里弄干部的歪风”云云。
其三，我家马路对面新建的居住区建成后，街道的派出所也驻扎了进去。十二月的某日，派出所的门前来了一帮穿便衣的公安部门的人，他们到这里来开批斗会。领头的是个女的，三十多岁，很能干的样子。批斗会的平台设在一辆卡车的车斗上，车斗上站着的被批斗者是个男的，四十岁左右，也是他们公安部门的人。卡车车斗边上的拦板很低，那个领头的女的怕被批斗的人站在边上有危险，就叫那个男的跪下来，那个男的就跪了下来。我对这一点印象很深，其它的都忘了。
还有两个场景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初，也就此一起说完。
其一，一月初，赤卫队刚刚垮台。某日，我在路上看见有人押着两个男的在游街示众，估计这两人原先是赤卫队的头头，但见他俩的衣服外面都罩着用赤卫队队旗和袖章缝制的长袍，一路走来红红火火的，非常引人注目。走在前面的一个人，左手拎着一只铁皮畚箕；右手用一根棒头敲着畚箕，也是边走，边敲；边敲，边喊:“(咣！咣!)我是保皇派! (咣！咣!)我是保皇派!……”
其二，一月份的马路上，经常有单位里的卡车载着“走资派”在马路上开来开去，游街示众。我有时在马路边看到，有时是在家里的阳台上观看。站在卡车上被游街示众的人几乎头上都戴着高帽子，所谓高帽子一般都是用硬板纸卷起来做的，至少有一米长，戴在头上像一根烟囱似的高耸着。有的还在帽顶上插上一片白色的大鹅毛，很有特色。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十二月份，这是上海局势最混乱的一个月。所谓的造反派、保皇派、走资派三方展开最后的厮杀，也是各自命运的大决战。就在这乱局当中，市面上忽然传闻可以抢房子来住。于是一些大人，特别是住房困难的，信以为真，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四处活动，打听哪里有空关、闲置，或别人家多出来的房子，好趁机去抢一间来住。
这种抢房子的风潮，实质上是前几个月“破四旧”，抄家所引发的后续行为。虽然抢房子的不法行为很快就被及时制止了，但仍有相当多大户人家的宽松住房还是被有关单位挤占去了一部分，并以合法的方式分配给别的人家居住，这就等于变相实现了抢房子的社会诉求。这里面明显包含了文革背景下“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济贫”；“剥夺剥夺者”的意思。
一九七九年的时候，我师傅带我到上级公司的一个干部家里去玩。这个干部的家在河南南路、蓬莱路附近，在他家的交谈中，他说他家现在住的房子将要退还给原来的房主，以落实政策。
从十一月上旬开始，我们小学也放假了，从而使我们的小学史上四年级(上)学期成为一页空白。放假以后，我们就一门心思地在家里玩游戏，或到社会上游荡。
到了十二月份，许多工人都忙于投身文革运动，致使一些工厂的劳动力大为紧张。有些厂家就临时召集社会上闲散的应届毕业生去顶替，并发给他们高工资。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后，心想，停课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到厂里去做临时工，可挣点钱来花。于是我与几个同学一起，沿宁国北路南下，沿途寻找厂家洽谈做生活的事，结果都不成功。最后来到宁国北路、长阳路路口东北角上一家工厂，厂里的一个负责人到厂门口来接待我们。他一看我们都是些十岁左右的小人，同样是一口拒绝。任凭我们怎么求他，他都不答应，我们的愿望最终破灭，只好回家去继续玩我们的儿童游戏。
在一九六六年里，除了从十月份起风靡一时的毛主席语录歌外，还有一些歌曲可以说一下。
《东方红》是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它作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主题曲而名声大振。到了一九六六年，更是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东方红》的歌词里也唱到共产党，但它仍然被认定是歌唱毛主席的歌，而且成为所有歌颂毛主席歌曲的代表作，空前绝后。全国人民很快就都会唱这首歌，任何单位开大会，开始时必定是全场起立高唱《东方红》；任何的文艺演出也都要演唱《东方红》。唱《东方红》成了当时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成了热爱毛主席的神圣的标志，也成了个人崇拜的象征。
《东方红》有三段歌词，唱起来的情感和节奏都有所不同。
唱第一段:“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时要深情地，节奏舒缓；
唱第二段:“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时要热情地，节奏中速；
唱第三段:“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时要豪迈地，坚定地，节奏稍快。
在每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只要毛主席一出场，就会奏响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晨的开播曲是《东方红》；农村广播站每天早晨的开播曲也是《东方红》。一九七0年，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名叫“东方红一号”，它在太空中播放的乐曲也是《东方红》。上海的海关大钟在一九六八年改播《东方红》报时曲，至文革后中止。到了一九八六年，为了迎合英国女王到上海访问并游览外滩，海关大钟重播原配报时曲《威斯敏斯特》。至一九九六年，再改播《东方红》至今。
这首歌的歌名所带来的效应不胜枚举。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取名叫“东方红兵团”、“东方红战斗队”、“东方红联络站”等的，有许许多多，比如上海就有著名的同济大学“东方红公社”。全国各地的地名、路名、单位名，以及公园、影剧院，以及楼堂馆所等等，改名或取名叫“东方红”的，更是不计其数。长江上的客轮也被改名叫“东方红”，直到文革以后才改了回来。
毛主席像章中有“东方红”的图案；在美术作品中，在报纸的题花，在墙报的报头，以及在脸盆、热水瓶、搪瓷荼缸上等等，都有“东方红”的图案。
文革以后，《东方红》歌曲就渐渐地消声匿迹，被打入冷宫。在一九七九年的时候，有人在报纸上写文章说，据考证，陕北民歌《东方红》原来不是歌颂毛泽东的，也就是说现在的歌词是别人编造的。文章还批判《东方红》歌词中的“大救星”是宣扬个人迷信，与《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相违背等等。
进入九十年代后，《东方红》时隐时现，以回归自然的态势开始延续着它新的生命力。
歌曲《东方红》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强音；又是一个代表性的符号；也是一种记忆的特征。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三月份时，邢台发生地震。李劫夫赶往灾区创作歌曲，其中一首根据当地革命谚语改编的歌曲，就是上面这首《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后来这首歌传唱范围很广，家喻户晓，几乎人人会唱，是当时最著名的革命歌曲之一。
男声小组唱《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的心坎里》是我当年很喜欢唱的一首歌，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会唱。里面的歌词写得不错，其中有一段是:
喀喇昆仑冰雪封，哨卡设在云雾中，山当书案月当灯，盖着蓝天铺着地。
还有一些解放军的歌曲也很流行，比如《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比如《毛主席呀派人来》等。
《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这首歌出自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文革开始后也传唱得很广。尤其是红卫兵的文艺宣传小分队在表演节目时，都要唱这首歌，以表现在困境中的信念和坚持: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表演时，男女演员高低不同地坐在地上，由一女或一男领唱，歌唱时节奏要抒缓，情绪要深沉，给观众以感人的力量。
二00六年三月，《新民晚报》上刊有流沙河的文章：“众星不朝北斗”，文中嘲讽上面这首歌闹笑话，是分不清北极星与北斗星，还说这是拜神拜错了庙云云。
其实这首歌的歌词里并没有说什么“众星朝北斗”，只是说到北斗星是“指方向”、“照征程”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并没有错，而是流先生批评错了。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开始传唱于一九六四年，到了一九六六年，其地位和影响急剧上升，成为仅次于《东方红》的经典歌曲。全国的男女老少都会唱，在任何的集会、游行、文艺演出等活动中；在工厂、农村、部队，在机关、学校、里弄等单位里；在商店、公园、影剧院等公共场合；在行驶的火车、轮船上，到处都可以听到《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花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就在这首歌广泛传唱的同时，歌舞节目里也有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创作；美术作品里也有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题材；毛主席像章中也有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设计。毛主席在被人冠以“四个伟大”的称号里，也有“伟大的舵手”。后来林副主席还专门作了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邮政部门特地为林彪题词发行了纪念邮票(文8)一套一枚。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开会前唱《东方红》；开会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已开始成为固定的、全国性的统一模式。那个时候，你只要听到某个会场里全体人员在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你就知道他们快要散会了。而在会场里，唱歌的人心里都很高兴，也很轻松，因为大会终于结束了。连原先在打瞌睡的那些人这时也都兴奋起来，与众人一起引吭高歌，把《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得激昂流畅，一气呵成。
在这一年最火曝的流行歌曲里，《东方红》有其特殊的至尊地位；毛主席语录歌则过于严肃，于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成了各种场合下，最受喜爱，最适合传唱的革命歌曲，其影响力是别的歌曲不能与之相比的。据此，可以把《大海航行靠舵手》评定为一九六六年的标志性歌曲。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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