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小女儿日记的前面

我最亲爱的小女儿：
早上，天刚黎明，我在电话里知道你在昨夜十一点零八分平安地诞生了。我是多么兴奋，因为你早已在我的想象中了。我盼望你已经那么久了，并且是多么不安的盼望！
我现在还不知对你说什么，你是什么样呢？像你亲爱的妈妈吗？现在你在睡吗？小脸上是不是浮动着微笑？让我紧紧把你抱在怀里、轻轻地抚摸你，幸福地注视你好吗？亲爱的小女儿，你是多么甜蜜柔嫩新鲜的小生命啊！
今天是星期日，一个晴朗的夏天，天空有朵朵浮云。我的小女儿，你知道吗？你亲爱的妈妈是在一个什么时候，一个多么艰难困惑痛苦深重的时候孕育了你？当然你现在是难以懂得的。所以我只告诉你，厄运没有摧毁我们，爱情赢得了胜利。是爱情的春天孕育了你，在一个欢乐热情的日子里你投到妈妈的怀抱。那一天是永续的，爱情的力量是这样强大，什么也不能伤害。但记住，永远记住，你得和我一起热爱你亲爱的妈妈，全心全意真诚地热爱，给她幸福。我也会无限地爱你，在你的生命里一定不会缺乏爱的，全家都欢迎你！在你的前面阳光是多么灿烂，前途多么辽阔。你的生命像一张洁白的纸，我会和你亲爱的妈妈一起扶着你开始向前迈步。
我很兴奋，不知道要说些什么，祝福你吧，全心祝福你！祝福你有金色的童年，祝福你的生命充满幸福，祝福你健康成长。现在你睡吧，我的小女儿，小命芽，小宝贝，睡吧，安静甜蜜地睡吧，我轻轻吻你的眼睛。

爸爸
记于小慧慧出生第一天清晨

亲爱的小慧慧：
很久以来，从最初肯定有你存在的时候，从你在腹中跃跃欲动的许多日子里，我就期待着、幻想着你了。而只在和你最初见面的一刹那，在产房，医生把你的小脚和我的手指印到一起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你的存在，感到我们血肉的不可分离。我深深地爱上了你，心里充满了庄严圣洁的感情。在你初生的这些日子里，我眼中不断涌出幸福的激动的眼泪。对你，我没有任何要求，只有无限无限的爱，我将全心全意地抚育你成长，为你创造道路，让你有一个玫瑰色的、幸福的童年时代，有一个活跃的、可以让你多方面探求、蓬勃成长的少年时代，有一个丰富的、充实美好的、有着最广阔道路的青年时代，让你走向辽远的未来！
但是，亲爱的小东西，虽然爸爸妈妈愿意用最大的辛勤与热爱来培育你帮助你，成长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努力，愿你有无限生命力，像初升的朝阳，刚发源的长河，雨后的新笋一样成长，向前，向上。现在你睡得多么甜蜜，多么安静，脸上浮着微笑，愿这张可爱的小脸象征着你的一生：纯洁、明朗、幸福，没有忧虑……让我吻吻你吧，我可爱的小女儿，我的小红花……

妈妈
记于小慧慧出生第十五天

自编自演才子佳人

周国平：童年对人的一生影响很重要，特别是艺术家性格形成和以后的创作。通过《我的视觉日记》，你上大学和出国后的经历已经广为人知，但在这本书里没有涉及你的童年，我想你小时候就一定是很聪慧，一定有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环境，我很想知道你小时候的故事。
王小慧：许多人觉得我小时很不幸，经历过许多，包括父母离异、生病受伤、“文革”受虐待，直至后来的地震。所以我爸爸总说我的童年不是金色而是灰色的。但我自己并不觉得，相反，我觉得我得到了太多的爱，首先来自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其次也来自我周围的人。甚至在“文革”初期我虽然常受批判，但也有许多好老师好同学好朋友……我觉得我有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妈妈，没有他们，没有他们对我的爱和培养，就没有今天。妈妈特别喜欢的一首儿歌是：
你种树
我来浇
快把小树保护好
天天看
天天瞧
你看小树长大了
啊……多么好
你看小树长大了
从哪儿讲起呢？看到爸爸在我初生时写在我日记本上的文字，就可知道我是在妈妈特别艰难的时候被孕育的。在肃反时妈妈被隔离审查一年之久，只有爸爸每天给她写一封信，虽然那信是由“组织”审查后才能拿到。她是在自由后第一次与爸爸重逢那天怀上了我，而怀孕又使她避开了“反右”运动的灾难。所以妈妈常说，我在她肚子里就已经是个“福将”，开始给她带来好运了。
我很小的时候，爸爸每天晚上总是给我念书、讲故事。后来爸爸很忙，没时间给我讲了，我没再想等他，于是自己试。妈妈教会了我查字典，我好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就更有兴趣看书了。我看书挺早的，最早是看“小人书”，即那种白描的“连环画”。估计那时我也看不太懂，可能有好多是猜的，看图片就接着看下去，反正我觉得我懂了。我觉得我当时有点早熟，喜欢看才子佳人的故事，看爱情故事，不喜欢看打仗的。妈说陪我去书店挑书，无论手头多紧，“小人书”总是要买给我的。其他方面我好像要求不很高，昨天她来信还说：“你小时很乖，一个自制的布娃娃，你可专心地玩上两三小时，鞋盒当床，手帕当被，很忙的：要给娃娃穿衣喂饭、要唱歌哄她玩，病了还要去看病，打针吃药……想出很多点子自己玩，从来不烦大人。一本小人书可以看很多次，然后在上面涂色，整本整本的小人书全涂满色彩，成了彩色图画。在幼儿园很早学会自己穿衣服系鞋带，还帮助别的小朋友穿衣服，幼儿园老师总夸奖，每星期带回来得奖的小红旗、小红花。”
周国平：我小时候也喜欢看才子佳人的连环画，最喜欢的是聊斋故事，书生遇到狐狸精，那些狐狸精其实都是非常可爱的少女。我不喜欢看三国、水浒故事。
王小慧：对，我也不喜欢。《西游记》、《红楼梦》较早看，后来还喜欢看《三言》之类的书。但幼年时是看些《陆游》、《七仙女》、《人鱼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儿》……那些故事。记得我特喜欢《人鱼姑娘》，人鱼姑娘的眼泪掉下来就是珍珠，一个很贪财的男人就求她，让她哭。还有《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老渔夫的夫人很贪婪，甚至想当女王，到最后一无所有又回到从前贫穷的日子……我爸爸妈妈喜欢带我去书店，让我自己挑书，我喜欢了他们才帮我买。她从不说“这本书一定要看”，没有那样子。我还特别喜欢涂小人书的颜色，妈妈教我的。那时的小人书是黑白的，我喜欢把它涂成彩色，可惜这些书因为地震丢失了，要不然的话，留下来倒是蛮有纪念意义的，几乎我家里所有的小人书都是彩色的，是我把它们画满了。
周国平：我喜欢临摹小人书里的人物，画了许多。
王小慧：幼儿园里最好的朋友叫唐晶晶，很漂亮，后来还看到她的照片，照片是幼儿园毕业的时候照的。我们是全托，幼儿园流行一种头发的传染病，所以有好几个小秃子，有一个是唐晶晶。好漂亮的小女孩，扎着蝴蝶结，穿很花的连衣裙。她也得了病，因为跟她特别好，我也得了这个皮肤病，后来因为用 X 光治疗，头发全部脱落。我妈妈说是她传染给我的，我们好到用同一把梳子，我们整天扮才子佳人要梳妆打扮的。
周国平：是吗？谁当才子？
王小慧：她个子比我高一点，比较成熟一点，所以她总是演那个男的，我就演女的。别人在沙坑里打仗的时候，我们在鹊桥相会。呵呵！我们很不屑看他们弄得脏兮兮的乱吵乱嚷，而我们在演陆游、唐琬的故事。
周国平 ：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知道陆游、唐琬了呀。
王小慧：我看小人书看的，我记得关于陆游的小人书有三本，看得我都感动死了。我当小编导，讲给唐晶晶听，而她总言听计从，总觉得我讲得好，没任何异议就表演了。那时候，弄点破绳子、破绸子，扎成古代的头发。幼儿园的老师也喜欢我，宠我，让我特殊化，比如不用跟别的小孩跳绳捉迷藏，让我们两个人玩。甚至不必像别的小朋友那样必须睡午觉，我们是有点小小特权的。幼儿园老师甚至帮我们化妆！当然很简陋的，叫“涂红嘴巴”，就是脸上涂点腮红之类的。记得槐树开花的时候，槐树花长了那种须子一样的东西，老师花蛮多时间把须子用手一点点把外面的绒毛摘掉，剩下花蕊像一串串黄色的流苏，戴头上像古代的小美人似的。然后，我们就是一直用“兰花指”拿个手绢在那儿演才子佳人，呵呵！现在想想蛮可笑的。老师居然怂恿我们搞特殊化，搞“小资情调”。她们也是些年轻女孩子，估计自己也有兴趣玩吧。
周国平：有观众吗?
王小慧：没有观众，我们俩自己演。我们很不屑与那些小孩玩，因为他们不懂我们的精神生活，好像他们就知道天天打仗啊、扔沙袋啊、跳房子啊，我们没兴趣玩这些。我们不喜欢集体活动，总是离他们远远的，谈情说爱啊。其实根本不知道怎么谈。现在回忆一下估计都是悲剧色彩的，因为我们好像总是很难过的，总是分开啊，偶然相见啊，我也说不清楚。总之，我编的故事先讲给她听，然后照着我说去说去做。呵呵！就觉得这样很满足，其实现在想想好像这两个孩子不太正常吧。
周国平：这个不完全是从小人书看来的吧，这种挫折、悲剧，有你自己的想象吧？
王小慧：当然有许多自己加进去的细节，台词也都是自己编的。那个滑梯总是我们相会的地点，总是万般不舍地不得不分离……我现在自己想想，觉得有点不健康的倾向，那么点的小孩不跟别的同龄的小孩玩。
周国平：我倒不觉得不正常、不健康，也可能是太健康了，内在生命力的强度比他们强，智育发展上已经超过他们，因此看重游戏要有内容，要有内涵，才能吸引你。一个小孩不合群，人们往往认为是缺点，我看未必，可能是有独特个性的征兆，可能是某种艺术气质的征兆。艺术家内心比较敏感、挑剔，不太会是合群的人，更不会是爱热闹的人。
王小慧：当然，小时也喜欢许多外国书，比如《安徒生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书，我自己甚至也总幻想。还有一段时间我很迷儒勒•凡尔纳（Jules-Verne）的书，什么《八十天环游地球》啦，《海地两万里》啦等等，觉得他真是有想象力。后来，我在法国南部住朋友家庄园的对面就是作者的故居，让我想到许多小时的事。他带给我那么神奇的世界，给了我多少童年的乐趣！

画一个键盘练钢琴

周国平：你学钢琴是从几岁开始的？
王小慧：四岁吧。就是我爸爸妈妈离婚之前，还住在音乐学院的时候。
周国平：你喜欢学吗？
王小慧：喜欢。小时候就爱唱歌。那时广播电台常播放《洪湖赤卫队》，我喜欢跟着哼哼。“洪湖水浪打浪”那首歌尾巴上，有一个特别长的、很复杂的拖腔，妈妈说，会唱这歌旋律时我讲话还不太全，说话的词还咬不清楚呢，但我唱的音特别准。妈妈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在屋里哼哼，有个教声乐的李宝琴老师刚好从走廊走过，突然门也没敲闯进屋对我妈妈说，你女儿音怎么那么准，从来没有听过一个那么奶声奶气的声音，把这么复杂的尾巴唱得那么准。她又让我唱了一段“鄂伦春舞曲”，音乐节奏等都准确，整个曲子唱完，她真奇怪极了。李宝琴说：“最好的电影配音演员和口技专家，什么声音都能模仿，只有吃奶孩子唱得音准的歌，无论如何学不出来。”我妈妈并不奇怪，因为习惯了，她备课，我总在旁哼哼唱唱，知道我音乐素质好，但第一次听我唱整个曲子，又唱那么准音，还是很惊喜。所以李宝琴老师劝我妈妈说一定让我学声乐啊。
周国平：看来你是有音乐天赋的。
王小慧：我在音乐学院的院里住过很长时间，我就出生在那里。曾经教过郎朗的钢琴家赵屏国住我们对门。好像妈妈毕业那两年院子里总共出生了七个女孩，包括做过演员和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方舒，在美国有名的大提琴演奏家严冰等等，都是挺优秀的女孩子，所以大家说我们住的那个音乐学院“后小楼”是“发女孩子”。因为我妈妈她们是中央音乐学院第一届的毕业生，结果一毕业许多人都结婚了，然后好几个人差不多时间都怀孕了。还有其他的年龄相差不大的小孩，所有这些孩子父母都让他们学音乐，以器乐为主。所以我们那个院宿舍楼里所有的孩子都在学音乐。其实我刚生下来的时候，有位钢琴老师就看中我的条件了，说我的手很大，可以够到五度还是六度的钢琴键盘，我忘记了，这都可以问我妈妈，他劝我妈妈让我学钢琴。还有一个吹长笛的老师，说我的嘴唇长得特别适合吹长笛，我不知道是因为上唇中间特别厚还是怎么回事。这一段我妈妈特爱讲，写过好几则文字回忆这一段历史。
周国平：你妈妈写的？
王小慧： 嗯。她写得更细，更生动，甚至把我唱的歌谱写出来。所以从小那个时候，那个氛围，所有人都在学音乐，而且大家都说让我学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很小也在学，主要是学钢琴。有些父母望子成龙心切，逼着孩子学，而孩子不一定感兴趣音乐，所以一些孩子是挨了打的。那时打孩子很普遍，不像现在独生子女都舍不得碰了。每天不练足几个小时是不行的，可小孩子都贪玩啊。我呢，是一种自发的兴趣。
我妈妈舍不得让我学，喜欢玩玩可以，有老师学点也好，真学钢琴很苦。也许我还有更喜欢的东西，按我本性发展更好，不要过早替我决定前途发展方向。那时我太小，哪懂妈妈想法，但我喜欢，她也很高兴。
我从小就很好强的，忽然想起一个小例子，说明我好强。你知道我不是那种死用功的人，可是我要当第一名，这么多年学习念书就是这样。我的钢琴启蒙老师，也很有名的包恩珠老师，是专门教小孩的，她教小孩特别有经验，据说有些很成功的钢琴家小时候就是她启蒙的。开始我跟她学，她说我不好好练，但是很有灵气的。她和妈妈想了一个办法，哄我每个曲子弹十遍，编故事给我说双手有十个指头。每一个指头代表一个小朋友，张三李四的，帮我起了名字。其中有一个是“王小慧”，这个“王小慧”总是最后一个弹，这样我就认真弹，结果呢，当然就是这个“王小慧”总比别人弹得好，这样哄着我去练琴。后来我妈妈说：“如果打能打出个贝多芬来，我也不会打你。”结果她不用逼我打我，但得哄，因为我是条“顺毛驴”。
周国平：现在的小孩被逼的就更多了。许多家长逼孩子学琴是出于明确的功利目的，升学加分或者将来多一条出路什么的。出了一个郎朗，多少孩子因此受苦受难。小时候学一点艺术，多受一些艺术熏陶，对于心智发展很有益处，但和将来是否从事这种艺术毫无关系。你现在是摄影家，不是钢琴家，可是我相信，你小时候受的音乐熏陶一定会体现在你的摄影创作中。
王小慧：我还喜欢作曲。那时候没有录音机，觉得很可惜，经常随口哼出来的曲调就挺好听的，有些记下来了唱给妈妈听，她也觉得吃惊，我妈妈是搞作曲的，但她没特别教过我。“文革”初期，她特别反对我做这些的，她不让我搞音乐，也不让我弹钢琴。怕有红卫兵听见来抄家，于是我就在纸上画了一个键盘，在那个键盘上练琴。
周国平：画键盘啊，这个细节太好了。那时候你大概是十来岁吧?
王小慧：“文革”初期，也就是九岁十岁的样子左右。这个故事，我听妈妈说过，是哪个钢琴家在流放时没有机会弹琴，他只能画键盘练习，不知道是不是俄罗斯的钢琴家。我小时候记住了，然后就画了个键盘，我妈妈挺感动的。
周国平：这说明你真的是太喜欢弹琴了，同时，你还能用想象来修正现实，帮助自己克服现实中的困难，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精神。
王小慧：我很小的时候就能够用精神的东西、自己想象的东西来帮助自己。那时候最喜欢吃香肠就馒头，没有机会每天吃香肠，第二喜欢是榨菜就馒头，最差的时候就咸菜就馒头，但是有时候连咸菜都没有，只吃馒头。没东西就的时候自己就掰下一小块馒头，然后想象小块是香肠，大块是馒头，这样用小的一块送大的一块，吃得很香的，连哄带骗，让自己把馒头吃掉。呵呵！你又会说是艺术在帮助我了，比画饼充饥强点，还有馒头吃。
周国平：对，正是这样，艺术是你生活的一个支柱，在帮助你生活。你从小就是一个爱梦想的女孩，这一点对你后来的创作关系特别大。除了钢琴，你还学过什么乐器？
王小慧：手风琴，当时我已经上初中了，是到少年宫去学的，那么重的琴，我就背着。手风琴分“三排簧”或是“四排簧”的，四排簧手风琴是最大的最重的，是专业人士用的那种。我要骑着自行车去很远的文化宫，晚上回来很晚，没有路灯。无论三九寒冬还是酷暑。天津冬天的夜晚真的很冷，风声大得都可怕，可是我真的喜欢学，一趟一趟地每个星期去上两次课。手风琴是要背着的，不能放在车上，怕把琴簧颠坏了，因为琴很贵很贵的。那个时候，衣服本身就少嘛，总共几条裤子，每条裤子的右边裤腿都磨破了。就是天天拉琴，多的时候要拉上四五个小时，拉得很入迷、很陶醉的，常常是怕太晚影响邻居休息才停下。真的是自己喜欢，不是逼的。后来妈妈对我不那么限制了，甚至陪我一起到电影院记谱子，就像许多中国乐队“扒谱子”那样，他们是根据录音把外国乐队的不同乐器的配器记下来自己再照着演奏。我们记谱没那么复杂，只是我想回家在钢琴上或手风琴上演奏。“文革”后期管得也不那么严了，我们可以弹什么“十大历史革命歌曲”以及“八个样板戏”之类。但我很着迷的是当时很少可以公开放映的外国电影的音乐，比如说有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的“革命”电影，俄罗斯讲十月革命的电影等。印象最深的是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宁死不屈》，那是我当年看到的最美、最浪漫的电影了。其实照现在的眼光看简直全在讲革命。那电影我大概看了十几遍，还有朝鲜的轻歌剧电影《卖花姑娘》，当时那里面的每首歌我都会唱会弹，有时妈妈陪我看电影也帮我拿着小本子记谱。改学手风琴是为了上山下乡，可以不必去种地当农民，而是在“文艺宣传队”演出，轻松好玩些。
妈妈发展出了一种钢琴即兴伴奏的方法，后来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了书，二十年再版二十次，最近又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出了更完整的新版《钢琴即兴伴奏实用教程》，而且是简线对照的，即简谱、五线谱都可学。我学生时代就曾体验过这套教学方法，感到非常简便易学，科学实用。那时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许多歌曲的即兴伴奏，受到同龄人的羡慕。

不用功的跳级生

周国平：你读的哪所小学？
王小慧：天津实验小学。是当时天津最好的小学，是高干子弟去的学校。那年我爸爸的局里只拿到了一个名额，应该给局长或局级干部的小孩，但是我爸爸感动了局长。他工作特别努力，是他们轻工业局里重要的工程师，他有很多发明创造，可惜那时没专利法。总之他对局的事业发展特重要。局长说这唯一的名额就给你女儿吧。你也不容易，又当爸又当妈的。我上幼儿园时，他骑车接我，因为骑车带人常被警察抓。有次他被警察叫到局里训话，我站在外面等他，等久了怕极了，他出来时我哭着说以为他被枪毙了，呵呵。实验小学是很贵族的学校，著名的“十年一贯制”教育，等于五年小学，三年初中，两年高中，从小学到高中都免考直升的。不少同学是有轿车接送的，我们没车的也是有“小包车”接送的。就是那种人力三轮车后面有一个小房子，下雨也不怕的那种车。车夫挨家挨户地去接学生。
周国平：在老师眼里，你一定是一个好学生吧？
王小慧：其实不是。我爸爸总爱讲我小时候不认真听课的故事：那时上课总开小差，不是画画就是跟人说话。开始是跟女同学说话，老师就把我调到跟男同学坐同桌，然后我又跟男同学说话，虽然那时风气是男女同学通常不大说话的，最后只好让我自己坐一个位置，靠窗户边。但我又老看人家操场上在上体育课啊什么的，也不好好听课。最后老师只好把我弄到墙角位子上，一个人坐一个位子，也没窗子好远眺了，我就画画，瞎画，最喜欢画小人头什么的，总之还是开小差不好好听课。
周国平：像那个窗边的小豆豆。
王小慧：后来老师就跟我爸爸讲了，说我自由散漫上课搞小动作，我爸爸还不太相信，他说我挺乖的呀。老师就说，她可能学的东西都知道了，所以不愿意听。我爸爸说我每次新学期发新书后都很好奇，抱上书就去上厕所，一上两个小时都不出来，出来以后腿麻得站不住。然后对大人说课本读完了，一学期的都学完了，看懂了，我估计是语文课本。那时候后来学校就让我连着跳了两级，从三年级跳到五年级，就正好配上了，可以认真听课了，愿意听了。
周国平：这个学校真的不错啊，让你跳级。
王小慧：我当时的所有成绩单都是一百分，好像除了朗诵是 99分，因为声音太小了。哈哈。成绩单我爸爸到现在还留着，他一直帮我保留着许多珍贵东西。经过那么多次搬家，包括地震，居然至今保存完好。
周国平：你爸爸真好，一般爸爸做不到这一点，不会这么有心。
王小慧：他总觉得我的每一样小的东西都是很值得骄傲的，那两本成绩单他常给人看的。他也真的是不容易，因为按我家的条件，我当时是不可能上这个学校的，都是高干子弟才能上的。
周国平：回学校看过吗？
王小慧：1992 年初我第一次从德国回来时，去参观过一次。当时天津市政府的人很热情，让统战部的人带我参观天津。他们问我有什么愿望，我说我想去我过去住过的家、上过学的学校看看，还有地震棚。地震坍塌的地方盖了新楼，小学、中学也不像以前的样子了。最后只有我们搭地震棚的地方才是忽然让我有了家的感觉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垃圾堆、路灯都还在，没变样，其他地方都面目全非了。我那次去实验小学参观，他们有一个类似“神童班”之类的班，学习特别好的就送四川科技大学，很小就开始学高等数学了。
周国平：我很怀疑这种教育方法，小学就偏科，太早了。小学的时候，应该敞开各种可能性。没想到你也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其实应该想到，大凡有成就的人，小时候都不是死用功的好学生。
王小慧：我也有很用功的一面，为了做个乖孩子，有段时间我自己强迫自己每天背多少个英语单词。背出来就有成就感了，其实心里很痒痒，很想玩别的，但又有自律性。现在想想挺可笑的，我自己总觉得，其实小孩应该多一点儿时间玩儿，少一点儿时间学习。
周国平：我完全赞同。
王小慧：小孩有兴趣就让他去学，没有兴趣的话就不要强迫，中国整个教育是有点拧。
周国平：对，兴趣是最重要的，可是在中国现在的教育中完全没有地位，甚至基本上是在做扼杀兴趣的事。其实，孩子都有好奇心和求知欲，只要引导得法，都会对学习有兴趣的。不过，小小的年纪，每天背单词，好像是不容易真正有兴趣的。
王小慧：我也没兴趣，但为了让妈妈高兴，因为有次妈妈批评我不好好学习，总和邻居小孩玩。她舍不得打我，结果她拿一根擀面仗打自己的腿。我哭了，说让她放心，以后一定不贪玩，好好学习。
周国平：那是小学的时候吗？
王小慧：大概是吧，我不太记得了。实际上妈妈的意思是不让我和那些平庸女孩家长里短地在一起，会变得小器的。她关上门打自己是为了让她们以为我挨打，不敢再找我玩了，用心良苦。因为她是绝对舍不得打我的，她心软是公认的。

受屈辱的丑小鸭

王小慧：我小的时候，曾经是个“丑小鸭”。因为我当时头部得了皮肤病，治疗要照X光，头发全部掉光了。在幼儿园快毕业的时候，得了这个病，毕业照上有好多小秃子，男孩比较多，可我是女孩。唐晶晶也染上了。
周国平：那还要放射啊。
王小慧：对啊，照头发部位，要照到发根才能把真菌杀死。
周国平：那伤害挺大的，不应该照，这种皮肤病应该能够用药来治疗吧。
王小慧：当时没有药，只有一种药是一种很强的抗真菌的药，据说那个药如果吃了的话，对血液非常不好，会杀死白血球，副作用很大，风险也大。最后是那位很好的皮肤病女专家，从国外回来的，她说还是这种 X 光照射治疗的办法较好，但可能永远也长不出头发来了。男孩还好说，但女人一辈子都得戴假发了，女孩子没头发是很可怕的事。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是戴假发的，经常被同学们笑话的，因为有一次我还不当心把假发弄掉了，所以同学都知道我是“小秃子”，恶作剧的同学不许我上女厕所啊什么的。很冷的天我都坚持要穿裙子，我要证明我是女孩。呵呵！随时可能有调皮的孩子冷不丁会过来摸摸你的头发，因为很硬，那时候假发质量不好。为了消毒，要经常煮，所以颜色、质感啊都很差的，勉勉强强是个头发在那儿，肯定不好看的，所以曾经就不想上学了，我跟妈妈哭着说我不要上学了。妈妈就给我讲丑小鸭的故事，说你一定要懂得女孩子不是靠外表来取胜，而是用你的真本事，你一定要学习得很好，表现优秀，用这些来赢得别人的尊重。
周国平：后来头发长出来是什么时候？
王小慧：小学二年级就长出来了。也许是人小生长力较强吧，好像奇迹，医生都说没见过。后来重新长出头发来的时候是卷头发，其实我奶奶和爸爸都有点卷头发，是遗传的。到现在我还是有点“自然卷”，每次洗头后要用吹风拉直，再抹点发胶之类才能把小卷毛压顺些。
周国平：你以前不卷？
王小慧：不明显，掉完了以后再长的时候就特别卷，对，以前真的不卷，你看这里边我脱发前后的照片。长出来后，反而所有的人就说像洋娃娃啊，大家就特别喜欢我。我妈妈就说：“你看丑小鸭变成小天鹅了”。哈哈！
周国平 ：安徒生的童话在你身上应验了。
王小慧：当然也不是很卷（指照片）你看这是假头发，这是后来长出来的。
周国平：很明显啊，卷头发。
王小慧：我觉得那个经历可能对我后来的影响也蛮大的，首先就是，在所有人都歧视你的时候，你还能够承受。
周国平：很残酷的。
王小慧：对，很残酷的。你想你憋着尿，你要上厕所，所有人都拦着骂你，说你不许进女厕所，她们也都是女同学。然后呢，男同学就恶作剧，比如想办法偷偷在后面给你把头发揪掉，让你出丑啊。后来，我觉得我们那个校长特别好，有一次全校开大会的时候，他就把我叫到台上，他就说：“你们不要欺负这个小姑娘了，她的成绩是咱们学校最好的，是全满分。她是你们的榜样。”之后确实大家就不欺负我了，还交了一些新的别的班级的朋友。特别是一些比我年纪高的同学，像大姐姐似的关心我，常来班上看我，给我送好吃的零食。我感到很快乐。
周国平：这可能对你的性格影响挺大的，这种童年的经历，这种又好强又屈辱，这种一种心态，屈辱长志气，其实我觉得这是特别大的动力。我自己也有体会，上初中的时候受欺负嘛，那时候就下决心：“我一定会比你们棒！”那时候，老师让班上同学组织课外小组，家比较近的同学组织在一起，一周活动那么一两次。活动的时候，反正我老受欺负，原因呢，就是我太老实了。比方说老师布置任务，当时和朝鲜好嘛，朝鲜友人要来参观我们学校了，所以我们要做纸花来欢迎他们。但男同学不会做嘛，就派女同学去教男同学。那个女生到我们课外小组来的时候，课外小组是在一个同学的家里，他锁了门不开，女生在外面敲门，他硬是不开，男孩子们都在屋里笑。最后，我就忍不住了，就去开了门，他们哄堂大笑。那个女同学教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女同学走了以后，他们一起过来把我按在地上，问她是你的什么人，逼我回答。哈哈！
王小慧：哈哈!
周国平：男孩子们经常搞恶作剧的，我就是比较老实，所以老受欺负。那时候，每次从课外小组出来的时候都是含着眼泪，每次去的时候都像走向刑场一样。
王小慧：但是不去不行。
周国平：不去不行，老师规定的，怕老师说我。我小时候比较老实，胆子也比较小，但是心里有股力量在撑着。我小学的时候功课比较好，但不是最优秀的，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很好了，我那个时候就是要自己有志气，还握着拳头暗暗发誓。
王小慧：对，所以我妈妈总给我讲古人勤学苦读啊，还有什么“闻鸡起舞”啊……
周国平：什么“凿壁偷光”……
王小慧：对，这些都讲了。《丑小鸭》我是记得挺清楚的，丑小鸭跟别人都不一样，所有人其实是鸭子们都看不上它，最后发现它根本不是鸭子，而是个小天鹅，所以呢最后还是比所有鸭子都漂亮，雪白的，昂着高傲的头。我记得我们家很多很多年都没有镜子，只有一个很小的巴掌大的镜子，基本上不照镜子。你看我小时这些照片，哪怕是在照相馆里拍的，好像也没好好梳个头。可见我父母也不在意。我妈妈对我的教育是，女孩子注重外表，特别是自己觉得自己漂亮，这是很不好的事情。经常我和我妈妈手拉着手在路上走，碰到熟人时常常听到别人会夸奖，说小慧的个子长得好高啊，快赶上妈妈的个头了，好可爱好漂亮啊，别人一离开妈妈就叮嘱：别人再说你漂亮，你自己不要觉得很漂亮，一定要用自己的真才实学证明自己。

妈妈重精神

周国平：谈一谈你妈妈，我觉得她对你的影响好像特别大。
王小慧：从很小开始，妈妈就把孩子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性格、意志、爱好，不是附属的。父母的责任就是保护好孩子好好成长，充分引导孩子本性中优秀的一面，帮助他发展成长。
妈妈是非常善良的女人。我的父母与一般父母的不同是我父亲更多照顾我的生活，而母亲则负责培养教育。她的教育方法可以写本书，她也已经写了不少，因为太多人问她怎么教育出这样一个女儿的。她觉得主要是顺其本性，给孩子微笑和尊重，给“最温柔的鼓励”。她说从小把我不仅当成是一颗“掌上明珠”，而是当成“皇冠上的宝石”，那是宝石中最珍贵的一颗。妈妈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父兄影响，热爱中国古代那些极高的文化、诗词、文章及纯朴的道德观，又反对男女不平等封建制度。同时她出生在“五四”运动之后，已知女子也可像男子一样有自己理想，梁启超的文字使她热血沸腾，大姐从上海“中西女塾”带回的歌曲还有外国杂志等等使她入迷，她很小立誓要走自己道路。但时代和命运限制了她，使她浪费了最好的年华。二十七岁才因有点祖传的音乐细胞，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从此开始走她理想的路。但她又经历过人生许多磨难……她的故事太传奇了。
如果我把妈妈的故事写出来，比我的自传故事要精彩十倍。她的命运和社会、和历史人物及事件的交接，个人的生活和整个大时代的联系与冲突，仅仅素材本身已经很有价值了。更不要说还有许许多多催人泪下和惊心动魄的故事。
周国平：很能反映时代的？
王小慧：对。她是 1921 年出生的，从新青年时代到战争年代、解放、肃反、反右、“文革”……经历太多了。她也认识很多历史人物。
周国平：她和你详细谈过吗？
王小慧：不是全部，我现在的精力也有限，我应该去问她、采访她，我就是没有时间。我的一位朋友画家马树青，他也是我妈妈的忘年交，已经二十多年了。
周国平：他在天津吗？
王小慧：他在北京和法国，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在德国。但他比我出去晚很多，我不在，他有时候去看我妈妈。他说其实你写你妈妈的书，比你所有的书都重要，如果不把这个资料抢出来，以后可能就没有了。她身体很差，但是脑子还没坏。
周国平：我看她写的信，绝对不像一个快九十岁的人写的。
王小慧：所以我就说，如果有人投资拍我妈妈的片子，我就放下手头一切全力以赴去拍。
周国平：那要先写出来啊！
王小慧：所以我就说我没时间。
周国平：因为像这种事情，它是不等你的，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王小慧：妈妈把许多都讲给我听，今后也许写成小说体。这里有她许多录音和文稿。你看这是我做的关于我妈妈的影像作品，就是这个 MTV。你要知道，我和我妈妈都是靠精神生活的人。
周国平：你妈妈原来当老师的吗？
王小慧：她是搞作曲的。以前在音乐学院教理论作曲。
周国平：你妈妈文笔也非常好啊，她给我写的信文字非常好。
王小慧：她经常给我写，现在都不敢写了，她说写了我反正也没时间看，其实我也是非常喜欢看的。但我怕她写字太累，太花她精神。你有没有听过《梨花又开放》那首歌？
周国平：没有。
王小慧：我很喜欢的。歌词是这样的：
忘不了故乡年年梨花放，
染白了山冈我的小村庄，
妈妈坐在梨树下纺车嗡翁响，
我爬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
摇摇洁白的树枝，
花雨漫天飞扬，
落到妈妈头上，
飘在纺车上。
给我幸福的故乡永生难忘，
永生永世我不能忘。
重返了故乡，
梨花又开放，
找到了我的梦我一腔衷肠，
小村一切都依然树下空荡荡，
开满梨花的树下纺车不再响，
摇摇洁白的树枝，
花雨漫天飞扬，
两行滚滚泪水流在树下，
给我血肉的故乡永生难忘，
永生永世我不能忘……
二十年前，我曾拍过一张自己在梨花树下的照片寄给妈妈，还抄了这首歌给她，她说歌词太悲伤了，就重新写了这首歌：
每年梨花在门前开放，
妈妈总坐在梨树下把我想望，
不管我在地球的任何地方，
她的心永远离不开我的身旁，
无论我在天涯海角到处流浪，
也忘不了故乡的梨花树，
坐在梨花树下的妈妈，
永远留在我的心上……
她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少见面，这么多年了，我真的是天涯海角到处流浪，而且她想将来总有一天也是要离开我的，她希望是这样的情形：妈妈永远留在我的心上。因为我们都相信灵魂是不灭的。从小妈妈就教育我重视心灵相通，强调“心在一起就永远在一起”，反对“父母在，不远游”，所以她当年支持我去上海读书，俞霖去世她也没要求我回到家乡，但是这么多年她一直从精神上伴随我，从来没有分开过。
在很多年以后，我把她写的歌拍成 MTV，即做成音乐影像作品，作为给她的一个回信，虽然这封回信拖了二十年。后来我在慕尼黑宝马展上的文学朗诵会上，朗诵我写的德文书中她的故事并放映这部片子，观众很感动。没想到那天也正巧是我妈妈爸爸认识五十周年，其实我也不知道，完全是无意的。
周国平：嗯。
王小慧：那天我从德国打电话告诉她：今天晚上是你的晚会，她才告诉我的，我真觉得好像是天意一样的。
周国平：你受你妈妈影响的确大吧？
王小慧：我们都是那种把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看得重得多的人。这种交流方式，这样用歌、用图像、用文字当家信去写的人不多，好像做“行为艺术”。
周国平：（看照片）你妈妈很年轻。
王小慧：其实她显得特别年轻，她比我爸爸大八岁呢。
周国平：是你妈妈大啊！
王小慧：嗯，我妈妈大。
周国平：看不出来。
王小慧：这是我小时候。这件小毛裙子是我妈妈织的。这是我小时候画的画，你看过吗？
周国平：没有。童年的资料还留着，真好。
王小慧：还有一个小纱布手套，是我生下来时戴上怕我自己抓自己保护用的，她也一直留着呢。现在不知放在哪里，她说每次见那小手套时心里有一股暖流通过。我妈生我的时候是三十六岁。这是她生我前拍的。
周国平：真年轻！
王小慧：她结婚的时候，登记的人问她，你有没有满十八岁，其实那时候过三十岁了。当时也没有化妆啊，从来没有人觉得我妈妈比我爸爸大。
周国平：现在从照片上也看不出来。
王小慧：现在看身体弱得多
周国平：很瘦。
王小慧：嗯，很瘦弱，虽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她头发现在也不白，不用染头发什么的，
周国平：你得到很好的遗传嘛。
王小慧：我妈妈是中央音乐学院第一届的学生，他们大概是五年制的，毕业时有中央乐团等大型国家单位要她，但学校希望她留校，她就留下来了。
周国平：后来她就到了天津音乐学院，是吧？
王小慧：最早是“北京艺专”，只有两个系：美术系和音乐系，院长是徐悲鸿兼美术系主任，音乐系主任是马思聪。1949年合并，艺专在王府井后面，后来改为中央美术学院，1949 年11月音乐学院就迁到天津。妈妈也到天津，毕业留校教学。1958 年大跃进，中央音乐学院又被分两部分，一部分到北京，一部分留天津。因为爸爸在天津工作，我也已出生，妈妈就留天津继续教学。从1949年至今，一直在天津 六十一年了，是“毕业留校”，不是分配的。
周国平：你妈妈特别要强吧？
王小慧：我妈妈讲过，她的大姐、二姐，都很漂亮，但都是红颜薄命，从来她都觉得女人要自强。她当年十六七岁时候写的诗，我记住有一句是“愿化江心塔，万古立中流”。你想她那么年轻时就写这样的诗，是很有气魄的。那时候她流离失所，在逃难，抗战时期，所以她要有国家抱负啊。她把那个名句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改为“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女儿发奋时”写给我。还在上小学时她就在我书桌前的墙上贴了一句话：“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她一直教诲我“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道理。那时她就很不开心有些邻居大婶没事来串门聊天，耽误了她读书的时间。她说鲁迅说过：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我想这些多多少少还是影响了我。我们家亲戚朋友都觉得我爸爸妈妈角色有点换了，就是觉得我妈妈是在精神上培育我，我爸爸反而是照顾生活的。我妈妈自己都不会照顾自己吃啊用啊什么的，但是她会给我讲各种故事啊，培养我、教育我。
周国平：励志。
王小慧：对，励志，呵呵。
周国平：还用了“苦肉计”。
王小慧：不管是什么，反正我中计了，而且一中好多年。哈哈。

愿为女儿摘月亮的爸爸

周国平：你有一个慈爱的父亲。
王小慧：对，非常慈爱。我爸爸为我做饭、烫衣服、梳小辫。
我记得有件小事：那时有段时间流行戴帽子，是那种毛线帽子，有点围巾与帽子结合的式样，前面两根细带可以围在脖子上。那两年几乎所有小女孩都带那种帽子，很时髦的。但是那时爸爸总是把钱省了给他所有的弟弟妹妹，供几个人上名牌大学，自己省吃俭用，没有余钱给我买帽子。后来他就给我把家里的一条旧毛围巾剪了，照流行那种式样亲手缝成那种帽子给我戴。密密地一针一线地缝，怕那毛围巾脱线。他不太会给我编辫子，开始总梳得太靠前，戴了那帽子会从耳朵前钻出两个小辫子出来，呵呵！一个人坐公共汽车时，乘客会议论说这姑娘帽子很好看很别致，这帽子的细带像是围巾，比较粗，更好看也更暖和，而且和别人不大一样。但他们说这个小姑娘自己不会编辫子，我说是我爸爸帮我编的，他们说你爸爸这么好啊，还会给你编辫子。我很骄傲地说：他还会洗衣服、烫衣服、做饭呢！我小时挺不认生的，在汽车上总会有人与我搭讪。因为我那么小一般是有大人带的。可我爸爸为省钱拼命骑车在后面追我，怕我坐过站。但骑车带我的话我个子又太高了，警察肯定不许的。不过我爸爸不是那种婆婆妈妈只顾家的“小男人”，在外面他是个刚强豪放，响当当的男子汉，很受人尊重。只是因为太爱我，又责任心强，所以愿为我做一切繁琐小事。那时候生活挺困难的，但是他想着我喜欢吃烤肉，就想法子自己用旧的罐头听做了一个“烤肉机”。不过很费肉的，因为烤熟了肉缩小很多，那时候肉也很少，一般就是买一毛钱的肉，大概也就一两吧。
周国平：我记得那时候一人一个月就是半斤肉。
王小慧：大概是的。那时日常的饭桌上大部分的时候是没有肉的，有一点肉就觉得很不错。爸爸自制的烤肉当时是我们绝对奢侈的享受。但很好吃。现在看起来特别丰盛的宴席，也没有那时候很简单的东西给我的满足感大。
周国平：是的，满足感不取决于物质的多少，而取决于超过期望值的程度。
王小慧：不过爸爸烤出肉只是给我一个人吃的，说他自己闻闻味就饱了。现在想当然他是在哄骗我，闻了味只会更有诱感力。我爸爸这一辈子都是这种委屈自己的人，他绝对是不会享受的人，不懂什么是享受，或者他觉得他唯一享受的是一种自我牺牲的满足感。他永远在为别人生活。为了这个人，为了那个人，为了全家人一辈子他付出得太多了。你想他是最早最高工资的一个工程师，四五十年前，他都能工资一百块钱，这那种工资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大多数人只是几十元钱的时候。但所有人都不能想象，他可以夏天穿你这种圆领T恤衫，晚上洗了，第二天早上还要穿，因为他只有一件，没有换的。你看那张金水桥上的照片，他穿的 T 恤衫是唯一的一件，还是没有领子的汗衫，很多人都是在里边穿的，他就只有一件衣服，所以如果下雨干不了，他就穿着湿衣服去上班。为什么呢？他要供他的弟弟妹妹五个大学生学费。
周国平：他要供弟弟妹妹所有的孩子？
王小慧：不是他们的孩子，是弟妹本人。他是老大，他每个月要给每个人十五元钱生活费。你想他五个给掉是多少钱啊，但是自己留下的钱就没有了，他就很苛刻自己。妈妈大学毕业后留校工资六十二 元，一半给了保姆，其他家用也很紧张。节粮度荒时我营养不良，肝大四指呢。
周国平：四指？那不得了啊。
王小慧：但不是得了肝炎而是营养不良。四指大概有五公分吧？我没概念。
周国平：对的，因为我也曾经肝大一指。
王小慧：真的啊，呵呵！
周国平：因为肝大一指，我那时刚考上北大，半个学期不让我注册，直到指标正常才让我注册。最后还是肝大一指，让我反复检查，让我去北京人民医院去查，查出来肝功能都是正常的，最后只好让我上学了。
王小慧：你想成年人肝大一指都是问题，我是小孩啊，三四岁的小孩，肝大四指呢。
周国平：才三四岁的时候！
王小慧：对，就五九年、六O年的时候。我在说我爸爸的奉献精神，比如说，他真的是对人太好了，我们天津有海河，我家在河东，他上班在河西，乘摆渡要花一分钱，他为了省这一分钱，要走很远很远的路，走解放桥，现在桥有很多了，以前没有那么多桥，走到天津火车站那个地方，但是他要走路就很慢，所以他就跑步，为什么要跑步呢？担心回家晚了，怕妈妈会担心，更怕我们知道他不乘摆渡船。
周国平：他真善良！
王小慧：特别善良，他就是这样子跑，他说吃过饭再回家，为了省下点细粮给我们吃。在单位只能吃到地瓜干，也就是干的、甚至发霉的陈年红薯，又冷又硬，不好消化。他吃了地瓜干再跑步跑回家，结果有一天他就得了“肠套叠”的急症，动很大手术把肠子拿出来清洗，在药水里浸泡十几小时再放到腹腔里去。在这以后他肠子问题特多，病总复发。他先后做过几次大的肠子手术，这种大的手术可能致命的，而且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技术那么差。其实他应该多吃营养的东西、细软的东西，他为了省一点钱，给我们买骨头汤、排骨、鸡蛋，一分钱一分钱地省。还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当时给我妈妈买了一块六十元的“五一”牌手表，他觉得我妈妈当老师，上课需要手表看时间。他当时的一个大的牛皮纸袋里边全是硬币，存了够买一块国产表的整整六十块钱，送给妈妈。信封上面写了很大的一个“爱”字。
周国平：真让人感动。
王小慧：所有人都说，他人心特别好永远都想着别人，总是替别人活。有时候我就劝他，你要为自己活。他觉得他活的意义就是为别人。以前他觉得对我有用，一直料理我的各种事情。过去他总说，他是我的“老秘”。这几年帮不上我忙，好像人生没意义了。他不明白能活着对我就是最大的意义。
周国平：我能理解，我也说我是我女儿的秘书。
王小慧：在德国读博士那几年他觉得我需要参考资料，他给我买了那么多的书，其实很多书我都顾不上看。我有一套《中国建筑全集》的图集，我都没怎么用过。当时好像就是写《龙的故乡》那本书，本来不是说来自中国的一千张图片嘛，写很多的文字，其中也涉及到中国建筑这一部分。后来我的博士论文是写关于“中国古典建筑的精神背景”的。爸爸觉得我肯定用得上这些图纸和彩色的大照片作为资料，所以一口气买了二十几本全套的很厚的大画册，很贵很贵，我都忘记多少钱一本，但肯定每本几百元，总之当时是够一般家庭过日子所需几年的花费了。他当时说，买得起书的人不看书，想看书的人买不起。他也没什么积蓄，然后就得节省，最后托人给我带到德国来。每次有朋友来德国，他都给我带很多的书。他最喜欢书，曾经是天津市的“藏书状元”，他买的书全是为我买的，当然他喜欢看书。后来我送他什么东西他都不要，说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我说那买那么多书不是“身外之物”了吗？他说那不一样，书读过了就不再是身外之物了。
他永远就是围着我转的。我每一个小的成绩，他都特高兴，那些年他走到哪里都拿着一个包，里面有关于我的国外各种剪报，他就特别骄傲地翻给朋友看。他的朋友就笑他说，以后他得开个车装小慧在国外的媒体资料了。2007 年我在天津美术馆大展时总共有五层楼十个大厅展，其中有一个厅是文献厅，放了我二十多年国外各种出版物，其中有几十种书籍画册和几百种也许上千种各种报纸杂志评论以及许多展览的海报等等，我推着轮椅陪他看，爸爸感到很欣慰。假如不是他保留得那么完整，我好多资料都会丢失的。现在他觉得活得没意义了，对我是拖累。前两年他脑子刚动完手术，头上是装了一个玻璃管，有时候情绪低落，他就用头去撞墙，他说如果玻璃管撞碎了，人可能就死了吧，他极端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想自杀，可以不拖累别人。还有就是他要偿还所有的人。
周国平：要报答别人。
王小慧：对，他常说的一句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别人对他如果曾经好过一点点的，他对别人要回报很多。当年在战争的时候，解放前夕他住在北京，有一个叔叔给过他一袋面粉。打仗的时候，一袋面粉很珍贵的。我妈妈说，那袋面粉拿回来，本可吃上两个月渡难关的，但他就马上请客，请同学来吃饺子，呵呵，买肉还加很多香油在白菜馅里边，当然大家都觉得很好吃了，请了几次客，就像现在年轻人办 Party 那样，面粉几天就吃光了。我爷爷对他还挺有意见，他把我爷爷放在他那里的钱全部都花了。反正他特别大方，特别豪放，当时交了很多朋友，总是他请客，而爷爷不是大财主，钱是不经花的。这点是有名的。我妈妈要考音乐学院的时候，他就给她租了一个小旅馆，有钢琴的小旅馆。
这个给过他一袋面粉的叔叔，我爸爸后来一直记着他，对他特别好。甚至叔叔去世多年，他还不顾自己已经体弱多病，坚持去老家看他的家属，并去坟上祭拜，这样他才觉心安。他一定要送给他家属钱，其实他们可能比爸爸富有，都很成功的人，房子也很多很大，也不见得需要这个钱，但是他说我一定要把钱给人家。所有的曾经帮过他的，他都要成倍偿还，我有时候就劝他，你觉得是这样子，但是对方可能觉得你是疏远他。他说不行，我对谁一分钱都不欠。他脑子不好的时候，就是脑出血手术后大脑不太清醒时，说胡话都说“我对谁一分钱都不欠，这样死了心安”。
周国平：但是他没想一下，这样就让多少人欠他的了，呵呵。
王小慧：他觉得这样能保佑我今后生活，他总觉得爷爷奶奶保佑了他，因为他们祖辈总是做许多善事，绝对不欠别人。
周国平：真善良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不愿意给人家负担，他给出去的都忘了，得到的全部都记得。
王小慧：反过来很多人给予我们的都记得很清楚，自己给出去的就不记得了。我真的觉得，我爸爸跟人比有很大的区别。
周国平：这是一个标准，用这个标准能衡量是真善良还是假善良。你爸爸真的太好了，你挺幸运的，有这样一个父亲。

艺术禀赋来自不识字的奶奶

王小慧：这是我拍的 MTV《又见梨花》，你看这个镜头，我妈妈为什么哭？当时我拿到南开大学的聘书，其实就只是一个客座教授的聘书，她很看重，我自己倒不是特别看重。她之所以看重，因为南开大学是我外公特别想去教书的一所大学。我外公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以前在南京的师范学院教国文，很早去世了。他的理想就是在清华、北大或者南开这三所学校教书。这三所抗战期间被称为“西南联大”的大学当时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也是他梦昧以求的地方。我妈妈的姑父，也就是我姑公公叫李继彤，曾任过西南联大教务长、总务长和训育长，后来是内蒙古大学校长。他原来是耶鲁大学毕业的生物学博士，得过很多国际大奖的。外公也没“走后门”去找姑公公去这三所大学教书。我妈妈把我的证书复印了，她要烧给我的外公，让他的在天之灵高兴一下。说到这个的时候就哭了，我录了像，剪到那个片子里了。她真的很在意这些，她说我们家虽然没有男孩子，但是让外公知道这个小外孙女是很争气的，你没有实现的这个愿望，她替你实现了。
周国平：既然说到这里，你给我介绍一下你家族的历史吧。
王小慧：我爷爷的家族是个非常殷实的家族，在山东黄县（现在是龙口市了）的县城里也是很富有的。我曾爷爷开了一个五金店和一个绸缎庄。为什么开绸缎庄呢，他说所有的女儿嫁人都可以有嫁妆了；五金店呢，所有的农活都是靠农具的，因为当时还是手工业时代。他开这两个店就衣食无忧了。家中不仅有店、有厂、有仓库，还有长工、短工，园子、土地……所以我爸爸在读高中的时候，媒人都踩破门的。当时他有个德国进口的自行车，县城里唯一的一个，可能比现在的中学生开宝马车还要厉害，很招摇的。他又长得很帅，白白净净，家境又好，而且是长子长孙，是当地人眼中令人羡慕的少爷。我曾爷爷人特别好，很能治家，有威信，为人也好，可惜后来他有白内障失明了。他对伙计也很好，伙计也很喜欢他，对他很忠实。他可以听人念账本靠心算知道账房先生有无算错。有时他会故意扔一两枚钱币到地上，看看伙计是否诚实，是否上交。爸爸说当时坐着曾爷爷的马车进城逛是很风光的，常有人围观，因为那马和车在当时都很豪华很罕见的。后来革命啊、土改啊，再后来就是曾爷爷去世要下葬，居然村长三天三夜都不让下葬，在夏天，尸体都腐烂了。全家族二十几口人跪在村长办公室的院子里，白天黑夜地跪在那里，求村干部开恩，求了三天才同意让他下葬。
周国平：那是五十年代吧。
王小慧：对，五十年代初。也许村干部嫉妒我爷爷家的财富吧。
周国平：应该是土改的时候，非常残酷。
王小慧：后来更加令人发指。那是大跃进的时候。因为我曾爷爷的棺材特别好，整楠木的，五金件也特别好，厚重结实。大家都知道，他活着的时候老早打好了棺材，放在老家的花园里，白天黑夜派了人看守的。但大炼钢铁时，你知道残酷到什么地步吗，叫我爷爷去亲手去挖他亲生父亲的坟，把棺木和五金件拆下来去炼钢铁。村干部不可能不知道，按照中国的传统，挖祖坟简直是最伤天害理的，如果让民兵或者其他人去挖也就算了，让我爷爷亲手去挖，这实在太不人道了。
周国平：让你爷爷亲手去挖？
王小慧：让我爷爷亲手去挖，荒唐得不得了，把特别好的楠木去做炼铁的燃料，把铁件拆下来作为炼钢原料。这都是后来听说的。
周国平：精神上折磨你，最严重的折磨。
王小慧：我奶奶有严重的心脏病。她很聪明，没有机会读书，就像那里大部分女性一样，但我爸爸说她绣花、画画都特别好，她真的就是无师自通，我爸爸常说我的艺术细胞是继承奶奶的。农家女嫁到大户人家，又是长子长孙，要照顾各种各样的人，给一大家子人做饭，照顾公婆、小姑等等，给全家老小做棉衣，那时棉衣每年要拆洗新缝的。业余的时候绣花儿，她绣花好细好美。她会画画，还剪纸，剪纸像头发丝那么细，我爸爸说那剪刀很笨重的。到现在我爸爸还珍藏了她的剪纸，是奶奶送给我的，她很喜欢我，可惜每页差不多都被我写上了“王小慧”三个字。我小叔叔说，大炼钢铁时，家里头都没有锅了，吃稀粥、大饼、馒头都要到村里去领。我奶奶因为是小脚，走不动，走过去，就算是拿到吃的，回到家里也都凉了，没办法加热了。她吃了胃就痛，又不能不去领，那时真谈不上一点点人道，而且这种做法真得太愚蠢了。奶奶虽然是农村女人，但用现在的话说，智商绝对高。小时我姑姑她们哭闹，她就马上画张小画逗她们玩。你想当时又没玩具，没小人书，没电视，没收音机，她画的小画或剪纸和现在的“动漫”给小孩子看功能是一样的，可她只是一个没有接受任何高等教育的农村女子啊！前两天在报纸上看到倪萍写了《姥姥语录》那本书的介绍，引出她姥姥的一些“名言”，那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表达了一些真正的质朴的、富有哲理的老百姓的智慧。她引的“姥姥语录”让我想起了我奶奶。
周国平：你对你奶奶有记忆吗？
王小慧：记不清了。我就知道我奶奶对我也特别好，你看这张照片，她抱不动我，还抱着我拍。我妈妈记得一个小事情，音乐学院宿舍的走廊里有公用的厨房，我妈妈说，当时我穿着开档裤，撅着小屁股， 大概两岁吧。我奶奶在厨房里想找锅盖，找不到，我不知怎么会知道，跑回屋里找了一个锅盖，我妈妈问我拿锅盖干什么，我口齿不太清楚地回答：“给奶奶送去”，我奶奶很高兴，她觉得我特别机灵，说真是有“眼力见儿”，那么一点儿小孩儿就知道奶奶在找什么。我爸爸最爱我奶奶，但是，我奶奶去世的时候，就是不准他假去凭吊，去料理丧事，这是他一辈子不能容忍的事情。好像也跟政治斗争有关的。
周国平：怎么和政治斗争有关？
王小慧：要开批判会了，批判会中心人物是爸爸，所以不许他请假。
周国平：哦，是“文革”的时候。
王小慧：“文革”前设计革命时，我爸爸也受到冲击，重点被批判。至今我还记得那天爸爸独自在屋里流泪，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告诉我想奶奶了。让我一个人到院子里去画大树。我当时直觉好像出了很严重的事，很乖地一个人拿了小凳子去外面画那棵常常画的大树，画完给爸爸看时，他已经不再哭了，但看到我画的树后他又泪水流得止不住了。我那时从未见过男人哭，更没见过爸爸哭。我哄他，帮他擦泪水，告诉他我也想奶奶，以后一起去看她。当时我还不知道奶奶已经永远见不到了。
周国平：这个细节太感人了。
王小慧：我觉得我家里的人真是挺了不起的，黄县虽然是县城，但是当时全家是住是在村子里头的，离县城学校还是有点远的，几个兄弟姐妹搭伴去上学，不同年纪的一块上课。那一年高考呢，据说总共有五个被录取的学生。
周国平：是整个县里？
王小慧：应当是的。那年县里唯一的中学五个高考考中的，有四个是我家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婶婶，后来当苏州儿童医院的院长，嫁给我叔叔了，呵呵。而且，都考上了名牌大学，北医大、交大、音乐学院，都是特好的名牌大学。我姑姑和婶婶都去学了医。
周国平：谁是音乐学院？
王小慧：这里有一张照片，这一个是我的小姑姑，后来自杀了，因为失恋。我妈妈和爸爸最喜欢的一个小妹妹，我妈妈总觉得是害了她，她不应该引导她读音乐学院的。本来她就有忧郁的情绪，再加上失恋。我妈妈也特别喜欢她，一直培养她，是我妈妈教她走上音乐道路的。

“文革”初期的记忆

周国平：“文革”的时候你在上小学吧？
王小慧：“文革”是从小学到中学，九岁到十九岁。
周国平：从童年到少年再到青春期，是很重要的阶段。对“文革”的开始有印象吗？
王小慧：我就记得“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毫无所知。去学校，一下那“小包车”，有一个男孩看到我穿的花袜子，很漂亮的蓝白格子的尼龙袜，是我爸爸从上海带回来的，那时天津还很少见到。这个高几班的男孩过来就踩了我一脚，没踩疼但把我袜子踩脏了。他大声说这是要批判的，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也不懂。
周国平：他也不懂。当时是所谓“扫四旧”，清教徒主义，先从生活方式上整垮你，让你产生一种罪恶感。
王小慧：你看我脚上有一个很大的疤，这个疤好像多少年来没变大也没变小，但是想想如果在一个小孩子的脚上，这个疤就很大了。刚才我讲过的，我爸爸肠子动过几次大手术，有一次奶奶心脏病突发的时候，正好他刚刚动完大的肠子手术，他带我去看奶奶。当时叔叔姑姑全去了，怕奶奶出意外。本来不想带我的，但奶奶特别喜欢我，怕万一她出事再也见不到我留下遗憾，就带了我一起去。下了轮船，要走很长的山路，“坐二等”就是当地的农民骑自行车运人。我爸爸坐在后头的行李架上，抱着我。那种农村的自行车很简陋的，没有挡泥板，我的脚就是这样被卷进轮子和行李架之间的，碾得血肉模糊的。
周国平：啊，你爸爸心疼死了。
王小慧：对，他总是自责，因为他动完手术抱不动我，颠这么长时间他伤口很疼。我认为不是我爸爸的问题，是我累了把脚就放下来，因为撑不住了。那时大概四五岁，不知道轮子不能踩，腿累了就踩轮子，跟着脚就卷进去了。当时那层皮全部都掉了，露了骨头了，流了好多血。好容易赶到奶奶家，还好我姑姑婶婶都是医生，大概带了医药箱，也没去医院，估计当地也没医院，医生也跟我姑姑婶婶差多了，她们可是名牌医学院出来的呀。到家给我上药包扎吃抗生素什么的。我记得在老家不能走路了，一直在炕上玩。我姑姑婶婶总是拿各种布条、绸子给我梳小辫啊，在床上演戏啊，总之大人想方设法哄我玩，让我忘记疼痛。呵呵，我就记得挺好玩儿的。记得镜子里看自己满头戴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后来到了城里，大夫说得植皮，我爸爸说无论如何不能用我自己的皮，问大夫用父母的皮可以吗，大夫说男人的皮不细致，除非是在腋下的皮，上臂内侧的皮肤特别软、特别好的部分才可以考虑。我爸爸毫不犹豫地说，要植皮肯定用他的皮来植。妈妈当时不知道此事，后来她说，她也一定会毫不犹豫植皮，因她的可能更合适。所幸的是那个大夫特别好，是位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女大夫。在她精心治疗下终于不用植皮自愈了。后来我的头发病也是她治好的。她说虽然不用植皮了，但是会永远长一个大大的疤，盖满脚。我爸爸就对我说：“我一辈子要给你买最好看的袜子。”（落泪）后来，我爸爸真的一去上海出差就给我买特别好看的袜子，天津没有好看的袜子，只有到上海才会有。我的袜子总是被小朋友妒忌，所有的小朋友都会觉得王小慧老是有特别好看的袜子，那时夏天穿凉鞋我也会穿袜子从不光脚。我那时也没炫耀什么，但漂亮袜子的确补偿了一个小女孩脚上大伤疤的自卑。但是“文革”那一天，那个男孩就特意过来踩我一脚，表示他有资格公开把我的好看的袜子弄脏。从那天开始我知道“文革”开始了。
周国平：你的童年还是有很多苦难记忆的。
王小慧：嗯。我有一个特别要好的同学叫李沙沙，住在明园体育场旁边，她爸爸是高干，妈妈是医生。她家里非常漂亮，我还是第一次在她家里吃到橙汁，就是浓缩的那种，当时觉得好喝死了，因为从来没喝过。她家还有好多小人书，我特别爱到她家去。她妈妈对我也很好。后来李沙沙没有来上学，同学们传说李沙沙家被封了。
周国平：父亲被打倒了。
王小慧：对，后来就不上课了，说解散学校，“砸烂封、资、修的苗圃”。再后来就说要就近入学，我就被迁到我爸爸家附近的学校，那个地方当时叫尖山，当时是城市边上的郊区，所以那里住的农民孩子被贬为“庄子”上的人。
周国平：就是“城乡结合部”。
王小慧：对，那里好多同学都是“庄子”人，“庄子”其实就是农村。所以他们中很多人初中毕业就结婚了，高中都不念的。我这种出身在实验小学是不算差的，但是在“庄子”旁的学校，就成了全校三个出身最差的孩子之一。一个同学的爸爸是知识分子，已经自杀了；另一个出身是职员；第三个就是我，知识分子家庭。所以我们三个总是要多干活，打扫厕所啦，扫地啦，生炉子啦，早上很早要五六点钟起床去学校，还要编好抄好黑板报，晚上常常要为生病请假的同学补课家访。每天在外常常十几个小时，带着冷馒头（基本上没有香肠，平日是夹咸菜，好一点时是榨菜），所以要靠“画饼充饥”精神想象是吃夹香肠的馒头。呵呵。
周国平：那两个也是女孩吗？
王小慧：是，我们三个关系挺好的，我记得一个叫简洁，那时我觉得她名字特别好听有创意，她比较灵，还很让人喜欢的，受苦也小些。另一个叫金扬礼，也是跟我关系比较好的。金扬礼人老实，总受欺负。我是不受别人欺负的，我是在这种矛盾情形下长大：一方面受批判、受歧视，但另一方面同学老师又也很喜欢我。我很积极，从编黑板报到写劳动的“决心书”，我一会儿就可写好，干活的时候特别努力，挑土的时候我比别人多铲几铁锹，筐压得很实，土推得很高，换着肩挑，结果两个肩膀弄得都出血，手也都是泡，流血……，我以此证明自己很革命很进步，要入红卫兵，入团，所以做的事情比别人多几倍。简洁也特努力，我其实很佩服她的。像电影《山楂树之恋》里静秋去拉自己拉不太动的车，或是光脚去踩石灰之类的事，我们那时都经历过，而且只有更加艰苦，有时真觉得自己挺不过来了，但咬咬牙还是坚持住了，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努力，表现好，为了得到承认。电影里静秋全家帮妈妈糊信封，做手工，十个信封可以挣到一分钱，当年我妈妈一个人烫塑料袋，编草篮子等等，也比电影里糊信封的活更艰苦，同样花许多劳动也挣不到几分钱，而且还没有全家人帮助她！
周国平：你是一贯好强，小时候就这样。现在你做的事也比别人多几倍，当然你现在更多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体会，一个人要做成一些事，第一靠热情，第二靠毅力，两样都不能缺。我在各领域一切有大作为的人身上，都发现了这两种品质。首先要有热情，对所做的事情真正喜欢，以之为乐，全力以赴。但是，单有热情还不够，因为即使是喜欢做的事情，只要它足够大，其中必定包含艰苦、困难乃至枯燥，没有毅力是坚持不下去的。何况在人生之中，人还经常要面对自己不喜欢但必须做的事情，那时候就完全要靠毅力了。

住地震棚的日子

王小慧：你知道的“文革”时还没有私有房。城市里每个人的房子一般由工作单位“分配”，没有买卖，但可以“互换”。我记得爸爸用他单位分给他的房子和妈妈单位分给她的房子又加了不少钱好不容易换了一个比较大的房子，朝南的，很宽敞明亮，离图书馆很近，大概是步行五分钟的路，给我妈妈住。因为我妈妈要学习，她业余时间就在图书馆看书，我小时候总是到那儿找我妈妈拿钥匙。她可单纯了，“文革”的时候楼上“红五类”邻居说要和我们换房子住，妈妈没敢说不，就同意了。当然没有任何补偿，之前爸爸所有的努力全前功尽弃了。你说中国有法律吗？最后就连家具都放不下！
周国平：那时候哪有法律啊！
王小慧：不过事后想想那时候我妈妈，也许靠胆小换来一些安全，至少躲避了一些灾难，比如说被抄家。她第一不让我弹钢琴，不能出声音，但“扫四旧”时，居委会、户籍警带着红卫兵逼我们把所有的谱子，也就是印有乐谱而且可以放到钢琴上看着弹奏的很贵很贵的大谱子都卖掉，当废纸卖。我就记得小时候抄谱子很苦的，因为那时候没有复印机。所以省吃俭用买谱子，全是进口的谱子。卖的时候还把硬封面撕掉，收废品的说那个太重了。我们从很大的房子换到很小的一个房子后，不能放烧饭的炉子，与邻居搭伙用他们的炉子，我们交煤钱。所以她不怎么做饭，经常吃爆米花，外头有一个走廊堆满了放不下的家具，左右都是露天的，我们的家具屋里根本放不下，房间本身大概只有九平米吧。写字台没处放，就放在床上，脚是放在写字台底下睡的。如果两个人看书写字的话，我就拿个凳子搁在床上去，很艰苦，夏天很难过，西晒，不通风。我平时不在那里过日子，但是周末还是要去的。地震的时候，这个写字台还救了她。所以这就是天意，也许真是有善报，吉人天相吧。后来她家里失火也毫发未伤。

周国平：地震时你也在这个房子里？
王小慧：对。我觉得我可能是有点儿特异功能。我那时从来不会失眠的，也就是说十几岁的孩子通常不会睡不着觉。可是，当时地震之前，我就一直难受，心里头闷得慌，整夜睡不着，甚至我破天荒地到凉台上透气去了，之前从未有过的事儿。就是医院的大煤场上面的凉台，后来我们就都逃到煤场去了。刚回来，还没躺到床上，大概夜里三点左右吧，就地震了，我第一反应就是钻到桌子底下去。呵呵，震的那短短的时间我还喊着告诉我妈妈别睁眼睛，说是原子弹爆炸，辐射会把眼睛弄瞎的，所以就闭着眼睛，这是在学校天天搞防空演习学的招数。后来房子全部都震塌了，我们从废墟里逃了出来。楼梯、弄堂全部都被砖头瓦砾堆满，也就是三层楼变成二层楼，也没灯。有个邻居比较聪明，他拿着手电找到了个斧子，砍开了到后面医院煤场的门，大家就逃到煤场上去了。所以有时真的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妈妈也总说福祸相依。我们以前那朝南的三楼的大房子全部震塌，这个小房间到成为避难所，至少一个墙角没塌，而放不下的写字台也救了命。所以人真的不能只考虑眼前利益，老天还是长眼的。后来有几个小伙子又冒着生命危险把我的钢琴救出来，没有楼梯，他们就大卸八块都拆散了运出来的。不过把钢琴也都拆坏了。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小伙子，瞒着我妈妈。
周国平：地震停了以后的第二天？
王小慧：过几天妈妈知道这事之后说幸亏没出事，我一个人的命根本偿不过来人家几个小伙子的命。他们愿意帮我，都是邻居，是他们的主意，我傻乎乎地跟着忙，因为大家觉得家里唯一最值钱的东西就是这个钢琴了。
周国平：以后就住地震棚了吧。
王小慧：是的。有件事我觉得特别奇怪，地震的时候，我们家都塌了，我们就住在“地震棚”里。当时也没想到多少年以后有机会买房子、那时从未听说房子可以买，可以自己造。也绝想不到读大学、还读建筑系。因为我们家出身不好，好的地方不会给我们的。人家的地震棚在好的平地，我们的在煤堆底下低洼处没人要的地方。我们的地震棚里，下雨的时候，地上都是黑的水，上面漏得一塌糊涂，用多少个盆接水也接不过来。我们只能挤坐在一小块不被淋湿的地方。有天夜里又下雨了，天很冷，也没被子。妈妈流泪了，我就紧紧地抱着她像大人哄孩子一样反过来哄她说：“将来我一定给你设计一个你喜欢的好房子。”
周国平：这话你也记住了，她也记住了。
王小慧：她记住了，我忘了。她当时很感动，但又觉得这个小孩在痴人说梦，因为在当时有自己的房子是不可能的！
周国平：挺神秘的，你后来真学了建筑。你性格中的确有很倔强又很乐观的因素，越是在困难中，越产生更高的决心和希望。
王小慧：后来，我和我妈妈搬到一个马路的拐角上，那是地震后期了，不是最开始住在煤场的时候。因为煤场是医院的，后来好像要给病人用，每天运来许多伤员。但好的地方也被人都占了，只有一个路口是垃圾堆，夏天气味难闻，而且那条路特别窄，因为是拐角，没人要，经常有卡车拐不过来弯儿，就把我们的房子撞坏。经常是早上还在睡梦中“嘣”的一声，房子就被人家给撞歪了，人也撞醒了。那种“地震棚”本来就很小，就一米多宽的地方，基本上放不下什么东西，只是沿墙放了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台子。所以就把钢琴放到我爸爸那边去了，地震棚就没有放钢琴，实际上那时这个钢琴也是空架子了。
周国平：一直是你们一家在那里，没有邻居？
王小慧：只有一家邻居，是我和妈妈多少年一直非常非常感激的一个人。当时捡垃圾的左阿姨，左兰芬，我记得很清楚的。当时她对我们不歧视，不觉得我们出身不好。她不识字，很朴实，她觉得我妈妈是受委屈才到那种地方去的，所以总照顾我妈妈。包括盖地震棚，她也帮我们。当时靠我妈妈和我真是不行的，体力不行，也没办法搞到抢手的建筑材料，砖头啊，木料啊……我爸爸当时是不能公开出面帮我们的，只能悄悄托人送点东西给我们。我就记得，盖屋顶和铺油毡啊，都是我和我妈妈弄的，左阿姨也帮忙。冯骥才在他的一篇小说《船歌》里描写过我铺毡子的场景，好像是非常美，非常浪漫的一幕：屋顶上一群白鸽陪伴着那个少女，实际上我是多么费力才能用一些好容易找来的碎砖和树木枝条把屋顶油毡铺好，不让它们在大雨天漏得太厉害！所以辛辛苦苦搭好的棚子一下子让过路得卡车撞倒，那些司机从不会主动停下来道歉或帮帮你们，你想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来说有多严重。不过我们好像很少哭。所以当时多亏了这家近邻，左阿姨和她的孩子。她当时说了一句话：“只要我们家有口饭吃，不会让你们饿死。” 其实她这句话给我们这样当时总是受歧视的人心中的温暖，是一般人很难以体会的。我妈妈回到音乐学院以后，我们的社会地位完全不同了，左阿姨就主动不和我们来往了，但是我们过年过节一定会送她点什么。后来我出书啊，出画册啊，也送给他们，无论他们是否读这些书，他们也都特别感激。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是本性上的特别善的人。整个社会都在鄙视你们的时候，她同情我们，帮助我们，和我们来往，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更主要的是，她当时对我妈妈，对一个她眼中的知识分子充满敬畏，感觉得到社会太不公平，太委屈我们了。虽然她无力改变现实，只用她微小的力气温暖我们。有一次我就说，故乡对我的意义就是亲人和朋友，还有就让你熟悉的景物。
周国平：你说过，只在重访地震棚原址的时候，你才找到了家的感觉。
王小慧：是的，那次市政府的人带我看了一天的天津，我没觉得像我家乡，一点都不认识了。我在上海上大学，天津也不太熟了，加上在国外待了六年，这样十五年下来，天津变得那么多，好多东西一点都不认识了。最后走到地震棚的时候，正好天快黑了，就是那垃圾场上，街角上有一个电线杆子，上面有一盏昏黄的路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地震棚里没电，从那根电线杆子接的电。看到那场景，霎时间我愣住了，一下让我有了那种熟悉的感觉，终于有个地方让我找到家的感觉了。于是我就在那儿拍照片，好多行人就围观，都奇怪这个人拍垃圾场，包括陪我去的人都觉得奇怪得很。我也没跟他们讲，但是在那一瞬间，我心里对自己说：我回来了。

命运让爸爸自杀未遂

周国平：在“文革”中，你家里受大的冲击了吗？
王小慧：在“文革”中，我爸爸一直是受批判的，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批判。年轻的时候，他是非常好的工程师，好像是当时最年轻的工程师，在技术方面他永远是创新，大约有一百多个发明创造。
周国平：你爸爸是能工巧匠，很善于创新、发明，这一点你继承了你爸爸。
王小慧：呵呵，那要感谢妈妈对我的教育啦！从小她教过我“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双手能做工，大脑能思考”的道理，而且要手脑并用才好。所以妈妈一直鼓励我动手，做手工，给娃娃缝衣服，织毛衣，自己钉扣子，后来帮她也做过一些手工，那是“文革”期间编篮子，烫塑料袋，机器绣花到最后为工艺美术社画地毯图样，画彩蛋，画书签……总之工种越来越高级了，都是动手的工种。再后来是帮爸爸做木工打下手。爸爸“文革”时“蹲牛棚”劳动改造，从为办公室修理桌椅开始，爱上了木工。后来我家的家具大到床、衣柜、书桌，小到茶几、五斗橱全是他自己做的。还很有创意，把家具拉手做成有机玻璃的，用现在的眼光看也是很漂亮的，那时真的很前卫呢。那时为了节约，把一种贴面材料贴到较差的纤维压合板上，我给爸爸当小工学会一些，就带上一些贴面材料帮我妈妈家具全部整旧一新，再换上两个好看的把手，那时真的让许多人羡慕的。甚至到德国后很多年我还这样改造过时家具，不少德国人以为我买的 Design 家具呢。这些都要归功于妈妈爸爸从小让我动手。现在我家还保留了一两件那时他做的家具和我修的凳子。德国家里仍有两件我自己改装的家具呢。
周国平：那你爸爸可不是只会动手的人吧。
王小慧：当然，他创意特多，点子特多，可惜中国那时候还没有专利法，如果在国外每一个发明创造都申请专利的话，就不得了了。在“文革”之前他就被批判，爸爸是山东人，耿直得不得了。像他那么棒的工程师，工资、职位后来很多年都没有提上去，如果是别人早就不知道提到什么程度了。他第一爱说真话，第二就是和上级“对着干”。比如说，节粮度荒以后，中国特别缺油，猪油都不够的，我记得当时鸡蛋、糖、粮食全限量的，买油也是发油票的。他是轻工设计院的工程师，设计出一种肥皂，好像是用一种叫不饱和脂肪酸的原料来做。代替之前用真的脂肪来做，等于都是用化学原料来做，就可以不用猪油了。小时候我都用过圆球的“猪胰子”洗手，好像是把碱面与猪油混合制成的。所以说是节约了，节省了猪油，特别是那时在节粮度荒年代，物资太匮乏了，猪油当时认为是好吃的东西。与此同时也现代化了。但是为了生产这种肥皂，要用两个不锈钢的化学反应塔，那是他设计的。当然建造这种塔是很贵的，特别是那时候钢材是很贵的。同行也是妒忌，说他给自己造了纪念碑，他就是不服气，就顶撞领导，虽然他都是说真话，而那时是不可以说真话的。
周国平：“文革”前就受批判了？
王小慧：“文革”前，六四年“设计革命”运动时就开始了。后来“文革”的时候，就新账老账一块儿算了。人家批判他说，毛主席说“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你这么不节约，造那么大的不锈钢塔。他就说这话是错的，我可以多、快、好，但不能同时又省，要省就可能差和慢，他说不可能四样都顾。“文革”前期，我们家楼底下都贴满了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小朋友都不敢跟我玩了，看到我也会骂“狗崽子”。后来好多时候，他都被关押起来了，最开始是打他，因为他总是不承认错误。他说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活，后来他企图自杀。
周国平：据说你救了他，是怎么救的？
王小慧：其实有好多现象都很难解释的，所以我只能相信是命吧，他命不该死。当年他受不了这些，不是身体上受不了折磨，而是精神上受不了侮辱。他提拔的助手后来就告发他，这个助手批判他，甚至当众把他的牙都打掉了。以前他和助手很贴心，经常晚上一块加班，爸爸常带他下小馆，两个男人一起喝酒啊，可能他有些话，被认为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当时都是随意聊天说的，是知己才说的，何况是酒后。结果都变成揭发材料捅出来了。最近媒体在说一个老画家黄苗子“文革”中的过失，我现在反过来也能理解原谅他了，他也是为了生存。这个助手在那种高压下也就可能首先知道保护自己才不得已那样做的，在陈凯歌电影《霸王别姬》就有这样一幕，最好的朋友之间相互批斗。但是我爸爸他是宁折不屈，把尊严看得比性命还重的那种人。他受不了了，决定自杀。有一天他写了三份遗书：一封给我爷爷，一封给单位，一封给了北京的姐姐小曼。
周国平：前面你也提到小曼，她是谁？
王小慧：这里有另外一个故事。我妈妈抗战时带着她大姐和二姐的两个孩子出来逃难，因为大姐二姐在战争中去世了，这两个孩子是妈妈带大的。二姐的孩子就是小曼。所以小曼等于是我的姐姐一样的，人非常漂亮，学习俄语的，为高干做过翻译，后来在出版社做文学编辑，也是茅盾先生的儿媳妇。当时小曼家里政治条件比较好，主要是周恩来保护了茅盾，当时田汉等“四条汉子”的家里都被抄被砸。我从小寒暑假在她家过，他们都对我特别好，她丈夫是军官，人也是非常好，对人很宽厚真诚。我爸爸觉得自己的政治条件不好，对我也许是一种威胁，我跟着他这样当“狗崽子”将来前途会不好，还不如我到小曼姐姐家里去，政治条件和对我将来发展条件会好得多。所以他就发了电报，让小曼姐姐第二天早上接我。她收到电报的时候以为我爸爸都死掉了，吓得腿都软了。我爸爸跟单位的人也这样说：“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人间……”
有些事情真不可思议，真的是天意，那天晚上，他告诉爷爷说不想活了，我爷爷也觉得无奈。爷爷哄我上床后，他就把电线栓在手指上，当他准备要把电线另一端的插头通上电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当时的确有时会发生停电的事，但在那一个瞬间发生，不是天意吗？那时候天天都有人跳河，天津整天在海河边上捞到死尸。我爸爸也不会游泳，就到远一点的没人的地方往河里走。当他都已经走到河里快要淹没的地方，突然听到我哭，我在喊爸爸，哭得撕心裂肺的。他觉得小慧太惨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爬上岸就湿漉漉地跑回来了。他想看看我。那时候天亮了，他们单位的人也已经到了。知道他自杀未遂，就关押起来了。现在想想还是很幸运的。
周国平：他太牵挂你了。
王小慧：他说那时候好像幻觉一样的。
周国平：他当时的感觉应该是很清晰的吧。
王小慧：他说我很少这么哭，也从来不喊，他说那天就听到我在那里哭喊，喊爸爸，清楚极了……
周国平：的确是天意，是灵魂空间里的喊和听。
王小慧：这次我回天津收拾东西又找到一些珍贵的东西，其中有一摞用很薄的绘图纸复写的信。那纸是透明的，特别特别薄。那时候没有复印机，我爸爸当时写了一封给兄弟姐妹的信，写了很多页。他就是复写了很多页，字迹工整，发给他的兄弟姐妹。有一张他自己保留着，就是自我批判，让他们跟他划清界限。那封信我就觉得特别珍贵，信中写了好多家里的事，几代人的历史，告诉弟妹。要跟他划清界限。那信是他深思熟虑写给别人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所有的兄弟姐妹。他连自己都不想活了，还替周围所有的人想那么周到，不让亲人受到连累。他自杀未遂全家人都庆幸，虽然他为此没少受苦，包括挨批挨打。他的兄弟姐妹都特别爱戴他，像对自己父亲那般对待这个哥哥，这跟爸爸一生的为人有关。所以他的付出也都是有回报的，爱的回报。至今我的姑姑叔叔还都健在，是基督徒，他们都真诚祈祷爸爸能健康长寿。

妈妈能靠梦想生活

王小慧：我妈妈一直是特别爱党的，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党。她觉得这三位是一体的。她觉得毛主席和共产党让中国站起来，不再受列强侵略了，女人也有权利了。你想她会写血书要求当女兵去抗美援朝啊，她是非常赤诚的一个人。她跟我爸爸观点不一样，我爸爸有时候就不愿意跟她讲这些。他说我只爱祖国爱人民。当然，当得知爸爸家乡那些村干部对他祖辈所做的那些不人道的事之后，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他那样说。
周国平：“文革”中还这样吗？
王小慧：“文革”时他们早已分开了，但妈妈到现在还这样。我觉得她有很多宽容的性格。也许这种性格让她经历了苦难之后，还能用微笑来面对人生。这也是我一直觉得佩服她的原因，她经历的苦难比我多好多，怎么还能把一切仍看得很美好。
周国平：天真的理想主义者。
王小慧：对，我曾经问她你怎么那么受苦受难，受到不公平待遇，还那么平和。我说她至今还“热爱党”也许有点夸张了，但她很宽容。她觉得中国那么大，顾不上几个被冤枉的人，还说现在已经很好了，我们应该满足。呵呵，她还是想着要报效这个国家啊，特别宽容，不管自己受了多大委屈。她是没有仇恨的。她也不怨，也不悲哀。
周国平：她很阳光。
王小慧：你说“阳光”，也许还不是特别合适的词，我更喜欢用那句话：“八十如明月”来形容她。我觉得我妈妈有点像明月的那种感觉。她也亮的，但是不是那种强光，特别安静、清远的那种光。我们家的好朋友希平大哥总喜欢说，他愿意到妈妈家里坐一会，好像从浮躁的世界进入一个沙漠绿洲中，人一下子就能安静下来了。妈妈总是很静很平和很积极向上。我觉得她很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周国平：真的不容易。
王小慧：有的时候，常态的人笑话她，觉得她太迂了，太傻了，生活上又不会照顾自己。比如说人家农民来卖山芋，别人要跟农民讨价还价，她却要多给人家钱，她总说农民不容易。她的邻居说，你傻死了，他们挣得钱比你工资高。
周国平：你妈妈是很天真的人，始终天真。
王小慧：有一件事特别可笑，我有一次告诉她，种花的花盆底下有一个洞，因为花草植物的根也要呼吸，最好是能架空起来。过两天我看书架上的花盆架起来了，还夸奖了她。可过几天花盆又落下来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回答说：“我是切了几块茄子架起来的。”（大笑）特别可爱，你想她还要科学种田呢，还买了一堆农业书，搞了满屋子试管，但她一点不懂科学，我觉得连一些生活常识都不懂。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其实是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书呆子，很幼稚很马虎，说我有“慈父稚母”。
周国平：天真的妈妈，善良的爸爸。与生俱来的东西，骨子里的东西，什么苦难都不能扼杀掉，那才是真天真，真善良。
王小慧：“文革”的时候，很多小孩家里没受到冲击，也许他们就没有特别深刻的记忆，或者没有直接的切身之痛。我不一样，像我爸爸的自杀啊，或是我只能悄悄地去看我妈妈啊，还有许多许多，都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我妈妈从一个受人尊重的音乐学院的老师沦落到社会最底层，干最苦的最脏的活儿，在街上扫垃圾和抬垃圾箱，一般人真受不了，心理上都承受不了。而且体力也不行，她根本就抬不动，很重很重的，天津的那种“土箱”。
周国平：木头做的？
王小慧：木头的，前面两个把儿，后面两个把儿，两个人抬着。她抬了晚上饭都吃不动就得躺到床上，因为她太瘦了。还好左阿姨帮忙说话，因为她会写字，就让她收“保洁费”，挨家挨户地收钱，一毛钱两毛钱地收。经常好多人都不愿交的，因为当时的人没有这种意识，不像现在的物业管理。
周国平：两头受气了。
王小慧：再加上她出身不好，又是内部控制的“特务嫌疑”，所以是很惨的，真的被打到十八层地狱，沦落到社会最底层。但即使是在最底层的时候，我妈妈也很重精神的。那时候她不敢交朋友，表面上也没有朋友，很多人不敢跟她交流，至少明着不太敢。为了保护我，也不敢让我跟她生活。星期六晚上天黑后，我才偷偷地去看她。没有电话，无法通知她我几点能到，交通又很不正规没准点，所以她周六晚上总是提心吊胆的，怕我出事。因为出身不好，总是在学校里要做很多的事情，打扫厕所啊什么的，放学时间也不定。那时候，天晚了，小女孩一个人在路上经常被强奸。我运气蛮好的，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不过，我想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果碰到坏人怎么办。后来，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我这辈子唯一一次碰到这种事儿，还好对方没有得逞。我跟他搏斗的时候，摔倒到地上，一只手的所有指甲全部磕断了，胳膊也全摔青了。事后我想，如果“文革”的时候碰到这种事儿，那就糟糕了。恐怕所有设想的反抗都敌不过一个大男人……
周国平：真是万幸。
王小慧：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记得有一次中秋节，她约了两个好朋友来我家。一个是陈之燕阿姨，可惜她得了癌症，较早就去世了，是另外那个牛辅仁叔叔后来给我讲的，他还健在。那次妈妈买了一只苏式月饼，是带酥皮儿的。我妈妈说，你就切成四块大家吃，结果我把月饼掉的那个渣儿也分为四份，呵呵。当然大人让我把酥皮的渣一个人吃了，我好像吃什么美味那样，事后好多天还意犹未尽。“文革”的时候受监视，你与朋友聚会都很怕，一不小心哪个邻居告密，什么“黑五类”碰头啊，居委会代表或者民警就会来查了。那之后又要很久没人敢与你打招呼讲话了，那时草木皆兵的，气氛紧张。我妈妈有个打字机，他们就说是有人给敌台发报，就上报了。那时我妈妈是属于内部控制的特务嫌疑，因为抗战后国民党高官陈立夫给她写过推荐信，财政部把她从重庆调到北京。因为这封信，就有说我妈妈是他的情妇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谣言，其实跟他们根本没有见过面。因为是中秋节所以那次没在外面约会，请了这两个好友来家喝茶，以茶代酒。当时四个人玩行酒令，那个闲情逸致啊。因为我小不会和诗，所以让我先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开头，随口就说：“今日得宽裕”。
周国平：毛泽东的诗词。
王小慧：我也不会别的什么诗词。他们两个的句子是“老友来相聚”，“月色无限好”，牛叔叔说特欣赏我妈妈说的最后一句：“且饮一杯无”。他说这个“无”字用得特别好。因为“文革”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所以精神更为重要。能把这个“无”饮下肚，是多么潇洒，多么豪放的气概。在那种时代，那种处境，很少有人特别是女人还能有这样的心胸气度，讲出这样的话，虽然是“玩”。 最近我找到一本当年妈妈抄的一本《易筋经》，工工整整的小楷，一个错字也没有，还手印上去一个个红色的句号。她说那时当年差点要逼成精神病了，都管不住自己不断说胡话了，所以她总戴上口罩，别人不注意她嘴在动，那时得精神病的人很多。她就自己在家抄写那本经书！每天写一些让自己心情平静些舒缓些，那年她 52 岁，1973 年！“文革”快结束了。还好她没得精神病。我妈妈这种人是可以“画饼充饥”的。对她来说，精神的力量太重要了，其他都是可以无所谓的。所以她可以很多时间用一口袋爆米花充饥，用水冲冲就当稀饭吃了。她不知道那一大口袋的爆米花只是用一小把米爆出来的，人怎么能吃饱，营养怎么够？很多年都这样，营养不良，又要体力劳动，她身体很瘦弱。后来大城市要疏散人口就要她到农村去，妈妈为了保护我，把我的户口迁到了我爸爸这边。因为农村不要她，嫌她太瘦弱没有劳动力，但是她的女儿呢，再长几年就是壮劳力了。呵呵。所以那段时间我就跟爸爸住，只在周末偷偷去看妈妈，幸亏那样使我们没下到农村里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周国平：是农村的那种生产队里面？
王小慧：对，但我妈妈打算去为农村作贡献，“不在城里吃闲饭”。她当时就把手表、衣服……反正当时家里稍微值钱的，都卖到了委托店。
周国平：就是当铺？
王小慧：不是当铺，它不是当掉，是卖掉了。直接换成钱，所以她总说三文不值二文地去卖。当铺还可以赎回，自己连吃饭都不够，你知道她换了钱买什么吗？她买显微镜、很多的试管，还有农业书，要做科学试验。
周国平：你妈妈？不会吧？
王小慧：就是我妈妈，她要帮着农民去科技种田，志向很大的。她学音乐的，根本不懂的，化学还没我懂呢。我和她一起学习育苗，家里有好几十个，也许上百个试管都有的。她还说，农民能学她也能学。
周国平：在家里？
王小慧：那时候还没下乡呢，她想等下乡的时候，不要给人家当拖累。
周国平：多单纯的人啊！欺负这么单纯的人，真是作孽！
王小慧：当时这种情况，家里总是她一个人，没有炉子，和别人搭伙，就总是等人家不用炉子的时候她再用。那时候用蜂窝煤，人家家里六七口人吃饭，一家人烧好饭菜一块蜂窝煤已用完，再加一块新煤烧得慢，又要等上半小时一小时，所以她只好用热水泡爆米花顶一下。但实际上没饱，就血糖低，脑贫血。我知道好几次她都晕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有两次倒在门槛上被邻居看到，有两次是我去看她时发现的，还有次是小陈阿姨。她命大，所以连几次煤气中毒都救回来了，当时条件真太差，房间用煤炉取暖，一但“反风”，烟筒里煤气出不去，就有可能反到房间里，而冬天北方是把窗缝用纸条封上的，房间小更不通风，很危险的。后来还发生过一次火灾，但她能在浓烟中摸到门，找到防盗门的钥匙从里面开门也不容易。那时她一点都不会照顾自己的身体，绝对不会去买营养品，连买点奶粉，她都舍不得的。但是她买显微镜，超过她几个月的工资，呵呵，她就是这样的人。她工作也很苦，各种各样的体力活，比如在制鞋工厂啊，就是皮鞋厂，一大麻袋的皮子，很重很重的，根本拿不动的，要搬到几层楼上去，本来这些活儿都是男工做的。她是非常文雅的人，非常不习惯听粗字儿的人，你想在那种社会的底层啊，那些人不只是讲那种粗话，而且全是脏口，全是黄色的那种，跟性有关的各种笑话，她说这些男女工人每天的乐趣似乎只在这些粗俗笑话中，你想她那么温文尔雅的人。
周国平：这个我知道，因为我中学下厂劳动，那些工人说的都是这些，而且男工人、女工人都说。哈哈大笑，高兴得不得了。
王小慧：她觉得特别奇怪，也听不惯，她是唯一的知识分子，人家也觉得她格格不入。不过她是很温和的人，又夹着尾巴做人，就像《山楂树之恋》里妈妈那样。从废品收购站出来之后，她还做过编草篮子，烫塑料袋那些活。我这些活都干过的。她拿回家，拿很多编好的草条，要编得很紧的，因为是要出口的，所以质量要求也高。不合格工头退货又要返工，材料也全浪费了。在上面缝那种花，尼龙的那种绳子，要绣花儿，一朵一朵的很费力才抽出针来。编那个篮子，把她的手全都搞坏了，很粗糙，常扎破。虽然不敢弹钢琴了，但毕竟是弹钢琴的手啊!后来又烫塑料袋，很薄的像保鲜膜的一张张薄膜先费很多工夫一张张揭开对折叠，再要用手工去熨左右烫两面的边变为袋子，有时还烫上两个角变成有厚度的那种更复杂。完全用手工，一天要烫几百个、上千个，很费力气的。忙一天挣不了几毛钱。别人领了活儿，一大家人帮忙，几千个要一夜烫出来。我呢就帮她叠一叠，她还不太敢让我动熨斗，一个很小的像电焊枪似的小的电熨斗，很烫的，不当心也会着火的。就是拿一张像糖纸的那种玻璃纸，拿一把铁的尺子，沿着尺子很快地烫下来。我会帮她翻页，一张张地叠起来，是很简单的劳动但也极无意思，一张也就几厘钱，反正一个月就二十元钱工资，也就可勉强糊口了，但是你没休息日而且经常要通宵去做这些事。
后来又做过“机绣车间”就是用缝纫机绣花，也是全新的技术要学的。那时候我妈妈最苦，是精神几乎要崩溃的时候，也就是在机绣车间那时期她是要戴口罩的，因为她控制不住自己说胡话，她就觉得快到精神病的边缘了。
当时对她来说，唯一的乐趣就是每个星期日能够见到我，而且她觉得我是那种报喜的小孩子，像只小喜鹊。她回忆说每一次永远首先有一张笑脸冲着她。我们门口有个楼梯，她一直等着我，听到楼梯有脚步声了就赶快开门，当然有的时候看到的是别人。每一次在我上楼梯的时候，总是先看到我的一张笑脸，然后第一句话就是“妈妈，报好事”。我告诉她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好事，比如说我得奖了，学校考试的分数最高了，或者在学校当选文艺委员了，或是在哪里演出受欢迎了……我所有的都是好事情。她总是听我一个星期的事情，这就是她当时最大的人生乐趣。
最后，“文革”快结束时，她所做的最好的工作是到工艺美术书画社，画那种出口书签，还有画“彩蛋”，即掏空的鸭蛋和鹅蛋。很大的蛋壳画，中国的仕女啊、花鸟啊、蝴蝶啊……放到玻璃罩和红木架上给外国人圣诞节做礼物的东西。我现在也找到了几个当时画的书签，我觉得挺珍贵的。
周国平：你妈妈画的。
王小慧：包括我画的，但我画得不好，只能帮她画些不重要的部分打点底色之类。那些画龙点睛的部分只能她画，比如叶筋、小亭子小鸟，还有山水画桥上的老翁之类，很难画的。因为我妈妈的眼睛越来越不好，在机绣车间一年换了四副眼镜。虽然我画得没有她好，但我有兴趣，比编篮子、烫塑料袋有意思多了。我们还画过地毯图案。
周国平：那都是最最伤眼睛的活儿。
王小慧：而且他们当时没有好的灯光，为了省电，都用十五瓦的电灯，昏昏暗暗的。还要赶活，所以许多活得夜里干。平时又不在她那儿，那两年只有周末的时候才能过去看她嘛。所以我特别着急。她一般不跟我诉苦的，她尽可能不让我帮她做这些事，在周末她愿只陪我说话，开心大笑。
周国平：你妈妈一个音乐家，一个作曲家，受这样的折磨，撑过来真不容易。
王小慧：好在她还有朋友，有精神生活。我就想到一个人，我跟你说过的，中秋节四个人在一起吟诗的。其中有一个，我叫她小陈阿姨的，当时可以说是我们家最好的朋友了。真的是很偶然相识的，也许是物以类聚吧。她其实是房管站收房租的人，那时没有银行转账一类的，也都是每个月她挨家挨户收钱。就在我妈妈特别苦、身体特别不好的时候碰到她的，有一次妈妈发高烧，又没吃的、喝的，小陈阿姨就觉得她特别可怜。她父亲是个老中医，也就是出身也不好，挺同情我们的，同病相怜吧。那次她就帮了我妈妈，不知道给她弄了吃的，还烧了水，后来她们就成了朋友了，反正每个月都来，每次来她都待很久，交往很密切，也成了我的成年朋友。我经常都睡着了，她们很晚很晚还在聊天啊，属于无话不谈的那种。她偷偷给我带来她家里存的几本老的画册，不敢让人知道的，俄罗斯的一些风景画，黑白的版画，还有摄影。那时候有一些黑白的风景摄影，我觉得太好看了太美了。我们也不敢放在我家里，看完她就拿回去了。我觉得她们就是有一种嗅觉，于是就聚到一起了。现在有人会说：站着说话不腰痛，没有经济的负担，当然你可以空谈艺术啦。可是，那时候我们连温饱也没有的，她们在一起就是谈法国的文学啦，德国、奥地利的音乐啦……像贝多芬、莫扎特、肖邦、达尔文和米丘林，或是俄罗斯的“五人强力集团”等等，这些名字都是我从她们谈话中知道的。她们常常一谈几个小时，我想谈谈这些能满足她们一些心理需求，可以平衡一下日常生活的种种无奈、无聊和无人沟通的苦闷。那时的我总是听得很入迷，她们常要逼我睡觉，因为小孩子不能睡得太晚，可我很爱听。要么她们在一起谈去农村用自己的文化帮农村怎么作贡献啊。这种精神，其实根本和温饱没有直接关系。我倒不觉得她们多天真，而是觉得她们挺有理想的，所以当时我觉得我也应该好好学习，报效国家。你说这叫“闲情逸致”吗？所以我觉得我妈妈很特别的。
周国平：是很特别，我听了很感动，很佩服她。我相信人是有精神本能的，在不同的人身上，精神本能的多少非常悬殊。你妈妈是一个精神本能特别强烈的人，是一个能够靠梦想生活的人。她又有一颗孩子的心，所以无论遭遇多少苦难，总能相信和看到生活的美好。
王小慧：我想我自己那时也属于那种彻头彻尾的“文艺青年”吧，前几天，在广州颁奖时碰到那个写“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的邵小毛，她说“文艺青年”就是那种血液里都要“文艺”的年轻人。现在有些人不是真热爱艺术而搞艺术的，觉得艺术家可能会有名有利，甚至是大名大利，把艺术作为谋生手段和出名的阶梯。而那时搞艺术搞文学，都可能遭到批判，有危险，尽管如此还不放弃艺术，那才叫真正热爱艺术。

父母的离婚

王小慧：（翻本子）这是我在画自己在哭，脸上成串的泪水珍珠似的流下来，因为爸爸妈妈离婚了嘛，我就站在屋顶上用大喇叭呼救：“发大水了，快救命啊！”
周国平：好玩。那时候你几岁了？
王小慧：五六岁吧，离婚时大概五岁。因为是画在本上的，没有特别写日子，前面应该有个时间。他们整天开会讨论离婚，我记得他们总是让我到院子里去，他们大人谈话不让我听，就让我拿纸画大树去，我画完了，他们说再拿两张纸去画吧。不过我还好，就是怎么画也画不腻，我妈妈说我小时候特别的乖，不会烦人。她喜欢我玩东西着迷，说这样可以培养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她说孩子是在“玩”中长本事长能力的。昨天妈妈来信还说到我小时不羡慕别的孩子过年穿新衣服，从未向妈妈要过钱。旧汗背心改改当游泳衣给我穿，我不计较别的孩子穿五颜六色的泡泡泳衣，地摊上买副旧冰刀钉在旧皮鞋上，跟妈妈走很远的路去天津大学湖上溜冰，不乘公交车也不抱怨，因为能去溜冰已经很开心。芭蕾舞鞋也是从天津歌舞团朋友那里讨的旧的别人不穿的，妈妈缝缝改改给我穿。从不羡慕别人的漂亮游泳衣，冰鞋，新玩具。
周国平：在我的印象里，你爸爸妈妈感情挺好的，为什么要离婚？
王小慧：太复杂了。
周国平：你就告诉我一点，是谁要求的？
王小慧：是客观要求的。
周国平：都无奈吗？
王小慧：都无奈，真的，没有办法，各种各样的因素叠加成造成了家庭悲剧。
周国平：当时他们的离婚给你的影响大不大？冲击大不大？
王小慧：我感觉不是很大，因为父母给我加倍的呵护，加倍的爱。但是，现在看到小时候的画，我感觉还是有些什么，我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画？当时她们一切都背着我谈的。我应该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周国平：当你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你感觉这件事实在太大了，是一场洪水。
王小慧：呵呵！我流泪了，我画了发洪水，我画在日记本上，不会无缘无故的。反应当时我的心理。当时我画这些，他们应当都不知道，都顾不上我。
周国平：你竟然还保存着。这很珍贵，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留下来的。
王小慧：这也是前些日子整理天津家时偶然发现的。因为本子还留着，如果不是本子，是纸张的话，可能早就没有了。
周国平：他们离婚后，你跟谁过？
王小慧：主要跟我爸爸，但也常到我妈妈那里住。离婚后，我妈妈曾经有一段时间挺苦的。她分到一个叫大直沽的地方，也许是音乐学院的房子吧。大直沽当时是天津最老也是差的一个区，都是平房，下雨的时候，经常积水，有很大的垃圾场，住在那里的都是穷人。所以那时候邻居的小孩会因为我妈妈不打我而奇怪，他们觉得大人打小孩是天经地义的，经常问我妈妈，“你为什么不打小慧？”妈妈心那么软，怎么可能舍得打我。但住在那里的邻居特别是小孩们觉得怎么这个小孩没有挨过打，太奇怪了。呵呵！后来我爸爸把他自己的房子让出来，给我妈妈换到和平区，那是天津最好的一个区，更主要的是让我的环境要好一点。
周国平：搬家、换大房子是你父母离婚以前还以后？
王小慧：离婚以后。所以我说我爸爸一直对我妈妈特别好。把自己房子让出，与妈妈房子一起换了大房子给妈妈住。他们还偷偷约见谈事儿，那时候打电话很困难，又没有咖啡馆，只能在外面。因为说不准时间，只能等。我还记得我和妈妈等我爸爸，看很多很多的自行车，我用小眼睛搜寻成群驶来的自行车把手，找爸爸自行车的车把，因为我爸爸的自行车把有点弯，有时候一等就等一两个小时，等得很着急的。我爸爸来了，就能见半个小时，说说话，主要也是交代一些事，我的事。
周国平：难怪你小时候那么喜欢演陆游和唐琬。你爸爸妈妈就这个故事中的人物，一对爱侣被迫离异。离婚后你爸爸怎样了？
王小慧：他是后来才再结婚的。他把他的房子让给我妈妈了，之前几年都是住朋友家，总是流浪。所以我小时候经常跟我爸爸流浪的，因为不好意思在朋友家吃饭，就是在外面吃完饭再回去。我爸爸不愿总麻烦朋友，虽然朋友家有多一个房间可以让他睡觉。记得常常我已经睡着了，他把我背在肩上背回去，他喜欢边走边哄我说猪八戒，背媳妇……

苦难见证爱

周国平：原来我只知道，你在年轻时遭遇了车祸丧夫的灾难，没想到你的童年也有许多苦难，父母离异，“文革”冲击，等等。你的气质中有一种忧郁的美，看来是有原因的。我一直认为，童年的经历，童年的内心感受，对一个人的一生都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不过，我觉得你已经很不错了，和你的经历比，已经很阳光了。
王小慧：所以我爸爸总说，你的童年不是金色的，是灰色的。但是，虽然有很多苦难，都是和那种浓浓的爱交织在一起的。我爸爸妈妈真的是给了我加倍的爱来补偿，比别的孩子得到的多得多。很多正常的家庭，父母就没有那么在意孩子。正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变故，他们就特别在意我。一开始你问我父母离婚对我有没有影响，我觉得没有影响，我心里觉得一直是有一个很美丽很完整的家庭。
周国平：是的，并没有因为离婚，他们对你的爱就没有了，你仍然得到了很多的爱。我想，关键是他们互相仍有很深的感情，这个感情也都投到你身上了。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你的作品还是和你的经历有关的，不压抑，不阴暗，忧郁而又异样的。因为这种经历，在你的心里面有忧郁的一面，又有温暖的一面，这在作品里面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
王小慧：这爱让我一想到就特别特别感动。当然有很多父母也都爱孩子，但是你想，有几个爸爸能做到这一点，为了让女儿听音乐会，自己在门外等两个小时，偷偷去捡人家丢了的烟头抽。小时候我学钢琴和手风琴，他让我去听音乐会，买不起两张门票，他就让我一个人听。天津音乐厅对面是天津有名的西餐西点店“起士林”，我听完音乐会，他让我自己进“起士林”吃冰激凌，那时我小，自己一个人买常常害怕。记得一次我忽然想不吃冰激凌，想试试喝橙汁。服务员给我一个吸管，当时的吸管是用蜡纸做的不是塑料的。我一不当心给折断了，结果一口没敢喝就逃出来。爸爸没责怪我，又给我买了一杯喝。他很宽容的，那时喝一杯起士林的橙汁可能可以够全家吃一大桌饭呢。他也是在外面等我。音乐会的门票，我不知道价格，但是买一盒廉价的香烟总是能买到的，也许能买好几盒。一个有钱的人，给女儿买音乐会票，买冰激凌也许无所谓，但是一个没钱的人这样做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是抽烟的，你知道抽烟的人没有烟是很难受的，他又是很有尊严的人，但是买不起烟。我觉得父爱真的了不起。
周国平：他就捡烟头抽？
王小慧：对。天黑没人的时候，悄悄地把地上的烟头捡起来，他有个烟斗，把烟头里的烟丝取出放烟斗里抽。当然不让别人看到。我特别感动。
周国平：父亲爱女儿到这种程度，真不是一般的父爱了。一般的父爱是本能，你爸爸的父爱简直是信仰，你爸爸可以说是一位父爱的圣徒。从你说的你爸爸的克己和慈爱看，他也真有圣徒的气质。
王小慧：我妈妈对我也特别爱，现在想想真感动。现在她总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我说与她与爸爸对我的好真的没法比。那时妈妈每月拿到那二十元辛苦钱时，都把钱一份一份分出来，买粮的，买油的，买菜的……但每月一定要留出五角钱，绝对雷打不动，是给我去吃“起士林”的浇巧克力汁冰激凌，我特别喜欢吃。但那时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也就是月工资的四十分之一！那时每份冰激凌两个很小的球，她买两份，总是给我吃三个半，自己吃半个，陪我的。有的时候舍不得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单程大概只要五分钱吧，两个人要一毛钱，我们就走去，再走回来。许多人许多周围的亲朋好友觉得我现在对父母太好太孝顺了，但想想父母当年对我的好，我觉得现在做的还不及他们对我好的千分之一。那么多年的养育之恩，我对他们的这点好是远远不够回报的。
周国平：你小时候的确得到了很多爱，我觉得这特别重要。苦难再多，只要有爱，心就是暖的，亮的，就会善良和向上。没有爱，苦难真可以使人心变得冷漠。
王小慧：我还想到一件小事，我出国后，第一次回来，飞机晚点了四个小时，为了早点见到我，他们还早到了。他们就不敢离开接人出口处，那时没手机，错过了会找不到的。因为机场这个地方太大太乱。我妈妈要上厕所，可是怕等不到我，就一直没去。所以他们在机场等了整整四个小时，又憋着尿，也没有吃东西。我后来再也不让他们来北京接我了。
周国平：当父母的往往是这样的，我特别能理解这种心情，因为我自己当了父亲就知道，为了孩子真是什么苦都可以吃，而且决不觉得是牺牲。对孩子的这种爱真是没办法，一种强大的本能啊。
王小慧：我爸爸觉得帮我做事，他就很幸福。
周国平：对，对，是非常幸福的感觉。
王小慧：我爸爸是特别悲观的人。现在他年纪大了，更低沉更失落。他觉得他活着没用，只给我添负担，生病了住院，又要花我这么多的钱。我就说，你活着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你活一天，哪怕躺在床上，哪怕不认识我了，都是对我特别大的精神支持。他总还是说我是你的拖累，我不但拖累你，还拖累了一圈的人。
周国平：他是很自尊的人。
王小慧：对。他还总为别人考虑，比如那个小兰，前前后后已经二十年了，他就怕耽误她。虽然现在她有男朋友了，也要结婚了，但是仍在陪他，他就觉得他总是在拖累别人。我就说，反过来想你多幸福，有这样的人这么全心全意地陪你，而我没有时间陪你，我始终觉得这是天意。那个小姑娘还总是说她是在报恩呢，觉得我们对她好，改变了她的生活，使得她能有今天，有完全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眼光看世界，接触很高的层面的人。她可以看很多书啊，比如她特喜欢看于丹，整天捧着于丹的书在看。对我父母都好得像亲人。我觉得也是不容易，都是缘分。
周国平：她在你家很久了吗？
王小慧：本来在我家做了十几年，后来回老家绵阳开了一个茶馆。她挺会经营的，很聪明，账目也都很懂。后来我爸爸病了，当天夜里，大概一点钟，被送到医院抢救，我当夜一点半给她打的电话。第二天早上，她从绵阳赶到成都，第一班飞机就赶到北京，再坐大巴到天津。下午四点钟已经坐在我爸爸的病房里了。一待就又待了好几年！这样的感情，真的很少有的。她一直说是来报恩的，她叫我爸爸伯伯，总说伯伯对她太好了，周围人包括医生护士都说许多亲生女儿都没像她那样周到尽心的。
周国平：加起来在你们家待了那么多年了，真不寻常。
王小慧：所以说像自己家亲人一样。许多亲生女儿也不那么有爱心有耐心照顾一位老人。她二十四小时服侍他。我自己做不到这一点，我也没有时间，就算有时间，我也没有她那么细、那么懂，包括怎么吃药，怎么喂饭，比专业护士都好。她曾经开玩笑说：“伯伯全身从上到下都是病，又是肺气肿啊，又是肺感染啊，肠子也有问题，血管瘤、动脉硬化、脑子、肝啊、前列腺……全身哪都有病，但只有一样：心好。”
周国平：这真是善报。其实，善有善报，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好人遇到好人，好人之间的互相感动和报答。
王小慧：我对你说过住地震棚时的那个邻居，那个清洁工的左阿姨，她自己家里也不够吃的，她就说“只要我们有一口吃，也不能让你们挨饿”，她是这样说的。当时阶级斗争躲都还来不及，我们和她不是同一个阶级的，是她那么有同情心。小兰也属于那种特别心地善良的女孩子。
周国平：人品就是有好坏的，大善和大恶都是少数，多数人处在中间，不是太善，也不是太恶。像这种特别善良的，品性特别好的人，真是让人感动。

在文化沙漠中

王小慧：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文化沙漠，那时候的生活多枯燥啊，没有电影。当时看到像《卖花姑娘》这一类的电影，就是最大的娱乐和享受。
周国平：朝鲜电影。我也看了，全国人民都看，都感动得流眼泪。想想也可悲，朝鲜也是一个专制国家，可是人家的电影里还有一点人情味，我们一点也不准有，所以看了很容易感动。放映《卖花姑娘》好像是在“文革”以前吧？
王小慧：应该是在“文革”后期吧。前期还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等等电影。上中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叫《宁死不屈》，是我特别喜欢看的，我看了无数遍，这是当时能看到的最好的电影了。它是讲一个女孩闹革命，最后被抓到监狱里去了，然后她经常会有些回忆，回忆跟她男朋友在一起的情景。那个电影在那个年代看是非常温情的。
周国平：有情感的因素了。那时候看到一点儿情感的东西，真是像冬天里看到一点儿绿草一样。
王小慧： 对。我看列宁的电影其实有时只为看那里有个喜欢的片断，是芭蕾舞《天鹅湖》。看小说《林海雪原》，看到白茹那段，我都得看好几遍。其实也根本没讲什么，但那是当时小说很少见的描写男女之间的关系的，虽然现在看看真的没讲什么。
周国平：我看《青春之歌》也是这样，林道静恋爱的情节，反复看，心神荡漾，充满想望。
王小慧：上中学时也没有机会，不像你有郭沫若的儿子偷偷借书给你看。我周围的环境很不好，当时借了一本《牛虻》，还被我的班主任没收了。
周国平：也是“文革”的时候吧？
王小慧：对，“文革”的时候。当时有一些文学作品是手抄本，很偶然的，我表哥从济南来，带给我一个手抄本，好像是《第二次握手》，也是很激动的，连夜看完的。
周国平：你看不看样板戏？
王小慧：我当时不喜欢京戏，喜欢芭蕾舞，在学校在家都跳。我有个邻居女孩，她也特别喜欢芭蕾舞，我们就一块儿练舞蹈。记得有年过春节的时候，年初三有个中央芭蕾舞团在天津演出《白毛女》，她跟我一块儿去排队。为了买到票，我们排了一整夜的队！大雪天，至少零下十几度吧，冷得不得了。到早上才开始卖票，轮到我前面几个人的时候，票卖完了，我们这么十三四岁的初中女生有多失望啊。我们又冷又饿又沮丧。后来真是托她妈妈的福，她托人弄到两张票，我就跟她的女儿一块儿去看了那个芭蕾舞。我激动死了。看《白毛女》演出的过程中，画了好多图，记一些喜欢的动作，看人家怎么跳。因为我们都没有正式学过芭蕾舞，我们音乐老师给我们排练，但他也不是特别懂的。我就这样画了一些图下来，回来后就学着跳。
周国平：你是真喜欢。在文化沙漠里，太渴了，一滴水就是甘霖。
王小慧：很可怜。
周国平：真的很可怜。
王小慧：唉！我觉得“文革”对整个这一代人的摧残实在太残酷了，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的摧残。
周国平：死的人也超过那个时候了，太多了。
王小慧：不但是死的人，还有对人的精神折磨。很多事情已经根本没办法说清楚了，这种对文化的摧残和破坏。
周国平：说到底是对人性的摧残。人性已经成为人们很陌生的东西，所以出来一点人性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鲜，原来人还可以这样生活。

压不住的艺术能量

周国平：“文革”的时候，一方面是文化沙漠，另一方面，你妈妈也不愿意你搞艺术。但是，你仍然偷偷练钢琴，看了《白毛女》就自己编舞蹈。
王小慧：对，当年我父母对我的艺术爱好也是非常限制的，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保护我，因为妈妈说那种政治高压下搞艺术就是浪费生命，不如去搞些对社会有实际用途的，比如科学技术之类。可是我对艺术的爱好像是我本能一样，怎么也压不住，就是要从哪个地方去想法冒出来。当时社会上没有什么机会，我就自己去编舞，去编戏剧，编话剧，当然很幼稚了。还自己作曲，用手风琴伴奏，独奏，还有二重奏，我都写过，也都上台表演过。
周国平：压不住的生命能量，艺术能量。
王小慧：好像就是觉得那种用不完的能量。我特别喜欢我的教授的一句话，我住在他家里，一个收留了我七个月的美术教授。他当时说：“你要是选择艺术做你的职业的话，就是选择一种释放你的能量的方式。”我就说：“小时候我虽然不是艺术家，除了整天劳动啊，背红宝书啊，写那个宣传稿子啊，多余的时间就搞这些文艺活动，它能使我就觉得特别满足，特别有释放我的能量的那种乐趣。”
周国平：你是在什么场合表演？
王小慧：“文革”时那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啊，我们就跳《白毛女》，其实是最简单的“北风吹”那段，没高难动作。我也很有兴趣自己编，后来托人借到了一本《红色娘子军》芭蕾舞的总谱，好厚的一大本，没复印机，就把所有能跳的动作都画在本子上，编到我们的舞蹈中。我那时候还作曲，小歌剧、小话剧、小舞剧都编过，都演过。
周国平：都在学校的台上？
王小慧：中学生汇演啊。我也表演手风琴，给别人伴奏。我记得当时给东方歌舞团的歌唱演员张振富的妹妹独唱伴奏过，所有同学已经很羡慕我了，因为张振富是明星，能与他沾点边好荣幸啊。那时明星少。
周国平：一个中学生，很荣耀的了。
王小慧：我妈妈总是担心我，因为我在家里拉手风琴常常拉错，她就总担心，说：“你上台怎么办？”后来她看过我一次表演，就不担心了。我在家里练的时候总是精神不集中，一到了台上，底下有几百人啊，我就马上精神集中了，反而一点不会错了，我妈妈偷偷去看我演出了，说我很从容，很有风度，好像久经沙场那样的，演下来一点都没拉错。前几天她来信还提到呢：“你弹伴奏真的很帅，自然熟练，一点也没有生手的样子。这是‘台风’，别人也说你台风好，你记得吗？当时我就说你总让我吃惊，那么悠闲，那么高雅，又毫无傲慢。一丁点也没有。我最讨厌实际不怎么样却摆出架子的人。”
周国平：上台就进入状态了，没有观众不行啊！你自己编的是怎样的舞蹈？
王小慧：很幼稚的，三个人的舞蹈讲知识青年怎么样到农村去，那里风景怎么美啊，连曲子好像是我写的，词也是我写的，什么好山好水好风光，到农村怎么美，怎么高兴。整个舞蹈动作全部都是从《红色娘子军》里面挑出来的，那些我们能演的动作，再自己胡串一下中间动作。包括写外语的小话剧，那时候忽然要学英语了，我们编的小话剧里还有外国人，有人演外国人，我是演翻译，还有人演中国人，都是很幼稚的宣传剧。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天津的中学汇演到处演啊，挺满足虚荣心的。觉得我又是编剧，又是导演，又是演员。
周国平：你玩摄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小慧：我从十三岁就开始拍照片了。一开始经常去“水上公园”拍，相机最早是借的，后来爸爸送给我一个。所以有人说，小慧如果想要月亮的话，她爸爸就会到处找梯子。这个说法特别典型，特别形象。我妈妈陪我去“水上公园”拍照片，拍一些风景，我们那时候觉得那儿唯一的风景就是有湖。从我们住的地方一直走到“水上公园”，当时乘公共汽车是从终点站到终点站，这样走过去再走回来，要走很远很远的路。但是我俩总是感到很有乐趣的，因为她看我很喜欢观察，很喜欢拍照片，她总是尽可能顺着我的意愿让我自由发展。当时有个她机绣车间同事的小孩可找到很便宜的处理的胶卷和相纸，就是相纸的边角料什么的，人家不要的，可以称分量买来的，我就拿那个边角料去洗照片。我还发明了很多小技巧。现在想想幼稚可笑，但可见我那时也不是很安分的。当时大家的看法洗照片是越清楚越好，但是我呢，在洗的过程中间故意把照片动一下。
周国平：为了特别的效果？
王小慧：基本上知道是什么效果，比如说底片上一个人，像这样动一下，眼睛就变大了，双眼皮，呵呵，它重影了嘛。或者人变高了，细长了，就成瘦高了，诸如此类的，那时候就开始玩这些小花样。总之，觉得很有乐趣。不过，经常也会浪费，所以我糟蹋过家里很多底片和胶卷。那时候不懂，不拿手套，也没有拿镊子，都是用手，手指纹搞得到处都是，底片全都弄坏了。不搞坏反正后来也可能会丢了，地震的时候好多东西没有抢救出来。我妈妈虽然反对我专业搞艺术，但我的这些兴趣爱好，他们都还是很支持。我爸爸给我买了照相机，我爸爸真的对我溺爱。别人说会把孩子惯坏了，他总说：“真正好的孩子是惯不坏的。”
周国平：和我的看法完全一样。
王小慧：念大学之前，高考什么的，我都不在乎，我主要的时间都用在发疯发狂地去拍照，然后整夜不睡觉，泡在暗房里洗照片。
周国平：看来你是注定要成为摄影家的。你那时候只是疯狂地喜欢，只是乐在其中，压根儿没想到有一天会以摄影为专业，而这恰恰使你会成为了一个优秀摄影家。我相信，一切货真价实的成就，都既不是偶然获得的，追溯起来一定会发现有漫长的前因，又不是刻意求得的，这些前因只是悄悄发生着作用，导向某个结果，处在过程中的自己往往意识不到。
王小慧：实际上就是在整个文化沙漠里，被压抑的艺术欲望用各种方式想办法去找到出口。好像岩石缝里有时也能长出小草来一样。
周国平：满足自己在艺术上的欲望。
王小慧：当时没有条件，既没有环境，也没有指导，其实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就在想，任何一样东西，比如说绘画也好，作曲也好，或者钢琴也好，如果有好的老师，好的教材，好的条件，如果好好学，都可能学成才的。我完全是自己摸索。当然那时大部分时间都还是接受各种政治宣传，还有学工学农学军的劳动，还有很多的阶级斗争，都在批判或接受批判啊，所以浪费的青春真是太多了。如果那时候有很好的土壤、阳光和水分的话，就不是现在这样子了。
周国平：的确是这样，在“文革”中，老的艺术家受摧残，许多可能的新的艺术家则是被扼杀了。不过，艺术本能真正强烈的人，还是挡不住的。这种艺术的要求、能力、才华，压在很多石头下面，还是压不灭啊，总要想方设法曲曲折折地伸出头来。我相信，欲望是才能的征兆，为什么有的人这方面的欲望特别强烈，就是压不灭？还不是因为真的是有这方面的天赋。所以，一旦条件许可，就会获得成功。

朦胧的青春期

周国平：你高中毕业后是直接上大学的吗？
王小慧：不是，那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
周国平：那时候你多大？
王小慧：也就是十七岁吧，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十九岁。
周国平：中间有两年，你做什么事？
王小慧：我有过两个暂短的工作。前面一个是百货公司的文体用品批发部。那个百货公司的大头头比较欣赏我，而且他是我爸爸的朋友，相当于现在的一个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了，他那时在天津的权力可是现在一个董事长不能比的，那是物资匮乏的时期。比如买缝纫机之类都得要证的，许多人得求他”办事“的。那时结婚没有多少条“腿”是不行的，也就是要多少件家具，包括缝纫机等等，但他批个条就可办到。那时像电视机、冰箱、洗衣机那样的东西，好多人见都没见过呢。所以那时很多人，包括很多领导也都求他托他“办事”呢。他主管不仅几个最大的国营百货公司，还有许多小型的商店和批发站。他当时帮了忙，也就是走了后门才把我分到这个单位的。因为我喜欢乐器啊、拍照片啊，文体用品其实就是卖照相机、卖体育用品、卖乐器的这种地方。他认为是一个很轻松的单位，很轻松的职业，又能跟我的爱好结合起来。其实是一个很没意思的单位。我觉得年轻人还是忙一点、累一点、多做些事，才能多学到一点东西。当然在那里我熟悉了照相机，还有不同的乐器，比许多工作要好玩得多。1976 年地震，批发部建筑整个震坏了，之后大家好像总是在修房子啊，搬家啊。我爸爸的一个朋友在水利部的设计研究院，他们有全国的汇演，当时我拉手风琴好像还不错的，就让我到那儿参加文艺宣传队，同时在晒图室工作，很轻松，其实也是非常没意思的单位。晒蓝图有一种很怪的硫酸味儿，还有三个年轻女孩子，有个女师傅带我们，晒好的图是像布匹那样的一卷图纸，我们拿一把很快的剪刀，用一只手“唰”的一刀就把纸“切”下来了。所以，我的刀功练得特别好，可以裁得很直很直的，只要一秒钟。
周国平：不需要其他辅助工具？
王小慧：不需要。有时候一天裁几百张图，完全的手工劳动，就觉得很无聊的。但是，最大的乐趣是可以去演出。在演出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拉小提琴的男青年，他给我讲过很多的故事，左拉的小说啊，莫泊桑的小说啊。我记得他给我讲了《项链》的故事，一个女孩因虚荣借了一条项链去参加晚会，成为当晚最美的女人，很满足她的虚荣心，但结果她丢失了，花很多钱还给别人一条一模一样的项链，为还债做了一辈子苦工。多年之后人家偶然告诉她，那借出的项链是假的。
周国平：莫泊桑的短篇。
王小慧：他讲过很多外国的、特别是法国的小说。我是很着迷的，总是泡在他那儿听。还有一个是很帅的男孩，拉手风琴拉得特棒，所有我们汇演的女孩子好像都爱上他了，他就是大家心中的“白马王子”。呵呵！
周国平：你呢?
王小慧：我就觉得他挺帅的，而且挺佩服他，他拉手风琴拉得比我好。当时还有两个男孩，我都挺佩服的，一个男孩后来去日本了。我觉得那个两个男孩后来也挺喜欢我的。这个被大家看成“白马王子”的男孩在青岛，我考上大学，他想考上海戏剧学院，好像没考上，至少第一年没有考上。后来大概因为自尊心，他就没有再跟我联系了。在全国汇演的时候，他经常到我这里来，回去后还总给我写信，但我一上大学他再也不来信了。我们宣传队所有的女孩都对他崇拜得不得了，真的是很帅、很漂亮的，如果是现在就可能是小明星了，那种青春偶像派的，台风也好。那个后来去日本的男孩很洋气，也长了一头卷发，穿着喇叭裤，那时候喇叭裤还受批判呢。他指甲都修得很漂亮的，还教我不能用剪刀剪指甲，也不能指甲钳剪，只能用锉磨，刚长一点就挫掉，这样很光滑很好看，也好拉琴。他是天津最好的专业团体“天津歌舞团”专业演员，每次开无聊的政治会议时，他就锉指甲。他们两人手风琴拉得好棒，都能拉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我觉得后面的一段特难拉，我不能从头拉到底。我就特喜欢听他们拉，每次拉我都觉好听，很着迷。那时候我觉得有一种朦胧的男孩女孩的感觉。还有一位音乐学院老师的小孩对我特别迷恋，我第一次被异性拉手的是他。当然我不让他拉了，觉得他太过分了。但我父母与他父母都是好友，就没有告他状到大人那里。那个青岛拉手风琴的帅哥也拉过我的手，就像咱们这样坐在对面，隔着桌子，我当时也觉得他很过分，又不愿意把手拿回来，心里其实是挺甜美的，虽然把手抽回来，因为觉得那肯定是不对的。我们那时候根本想不到拥抱、接吻这些。
周国平：当时拉手已经算很大胆了。
王小慧：我当时就想他怎么这样子，我要不要告诉他爸爸，呵呵！那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懂的。单位里还有一个男孩总尾随我，我特别讨厌他，因为他也不敢大大方方跟我讲话，但是每天下班后就骑车跟着我，跟到我家门口。我就总骂他“臭流氓”，他也不说话，就跟着我。后来女同事就说“你对他好点，他快要神经病了”什么的，我连他名字都记不住。
周国平：因为你不喜欢他。
王小慧：我想好多人不是用语言的，是凭第一感觉，他给你的信息，外在的信息你就不喜欢他了。上大学的时候，在食堂吃饭，有的男同学就跟你搭腔说“能不能认识一下”，我就回答说“不能”。呵呵，上大学了，不会骂人家臭流氓了。以前在“文革”的时候，那种男孩主动搭讪的，都被认为属于不好的，不正派的男孩才这样，所以都不要理他。大学的时候不好意思这样，但是一般都不跟他们说话。他们主动跟我说话，我仍觉得他们肯定不是好孩子才这样子的。
周国平：但是你喜欢那个讲法国小说的男孩。
王小慧：他比我大几岁，可能快二十了吧，其他的是同龄的。他似乎比我们大很多。和他在一起，那种朦胧的感觉就在那儿，但是都没说，一个小女孩听他讲爱情故事，就觉得很着迷。其实也没说你爱我，我爱你什么的，大家都规规矩矩地坐在那说一晚上。最后两个人都觉得挺晚的了，得回家了，甚至他骑车送我回家，我不拒绝他，就觉得非常美好。或许是爱情的萌芽状态吧，我妈妈一直说，一定要大学毕业才开始谈恋爱，都是我妈妈给我灌输的这种思想。其实从初中开始，有同学就写日记说夜里梦到我啊。大概 90 年代早期吧，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来天津采访，我正在给我妈妈住的房子装修的时候，当时有个中学同学在我家，蛮帅的，体育特别好，电视台的编导就非得逼着他问，你当时到底爱没爱上王小慧。有一个细节特别好玩：工地的地上土特别多，他就一只脚蹭另一只脚，蹭了半天，地上的土被他的脚划出痕迹，最后他轻轻说：“想爱不敢爱。”呵呵，这个女编导后来告诉我的。
周国平：你不在场？那怎么找到他的？
王小慧：这个人也是搞建筑方面工作的，他帮我找的装修公司，他在场地监工。中央电视台来天津采访时，说要采访老同学，就找了他。
周国平：很可爱。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爱不敢爱呢。
王小慧：我妈妈说我：“你这个人太温情，所以有人对你有求爱这种表示的话你得像田华那样。”当时有个电影，我现在忘记叫什么名字了，是讲一个女警察的故事，田华主演的。妈妈说你看人家的眼神很冷漠的，你要跟女警察这样子的话，人家就不敢对你说求爱的话了，假如你太友好了，太温情了，他们那时候叫我“温婉少女”嘛，就危险了。她总嘱咐我“千万要冷一点啊!”
周国平：冷若冰山，冷美人。
王小慧：美人她也不让我做，她不是一再告诫说你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好看，好像最糟糕的就是认为自己好看嘛。妈妈一再嘱咐我记住四个字：“客气、冷淡”，这四个字保护我很多年。妈妈表面低调，凡事不强求，其实心里很明白。她一生经历了许许多多艰难困苦，最后能走到今天，有很多自我保护的人生经验。在我身上她能预见防止，其实是真正保护了我。所幸的是后来我也没有遇到强烈示爱那类型的男孩，我碰到的男孩好像都比较含蓄，很懂事的。
周国平：那个年代是那样的。其实也挺好，真感情的表达都是胆怯的，太随便了，假的就多。

违心考入建筑系

周国平：恢复高考后，你考进同济大学建筑系。为什么选择建筑？
王小慧：当时我是只要艺术学院就都行，不管是美术学院、音乐学院、戏剧学院还是电影学院。当然我最喜欢电影，但电影学院没有招生，那一年全国艺术类院校都没有招生，而我就是想学艺术。我爸爸妈妈很反对我学艺术，我妈妈跟我说了一句话：“搞艺术就等于浪费生命。”唉，她老说在中国不要学艺术。
周国平：你妈妈是学艺术的，她有切肤之痛，深知当时在中国完全没有艺术创作的自由。
王小慧：高考的时候，我爸爸妈妈说，你什么都可以选择，就是不要选艺术专业，我只好勉强妥协。因为我的那个做建筑师的姨父说，建筑学是艺术和技术的结合，你学建筑可能对你的理想有帮助，我才选了建筑学专业。后来我发现，建筑与艺术的联系还是太有限了，技术的东西太多了，也有太多功能性的限制，所以不能完全自由地发挥，其他的艺术就自由得多。
周国平：你最后还是回到了艺术。
王小慧：所以我当时高考就是一定要考电影学院，第一年不招生，就很想考第二年的，那没准和张艺谋、陈凯歌他们成同学了。结果我就试图逃考，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逃考的事你不知道吧？
周国平：我不知道。
王小慧：七七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爸爸当然希望我去考。因为好几个亲戚，那个教我摄影的建筑师也是建筑系的教授，他特别希望我学建筑学。我另外的一对亲戚夫妇是南开大学教授，先生是教高等数学的，他的太太是教化学的，他们也都希望我能报考他们自己的专业，可以指导我，辅导我。那时候都要补课的，我们中学整天挖防空洞什么的，几年没有好好念书，很短的时间里要补很多的课，白天还要上班，每天裁那几百张图纸，还不能让人知道你在复习功课。南开大学的那位，他觉得我的数学好，其实我的数学不好，只有对几何还是比较有兴趣的。他让我做了一个题目，我记不得是什么题，总之是个有个类似标准答案的东西，我就给他求证，得出了另外一个结果，其实是对的，他觉得我是错的，后来他还做了好几遍。
周国平：你用了另一种证明方法吧？
王小慧：总之也许正规的做法和我是不一样的。开始他认为我是错的，结果证明我是对的，他就对我爸爸说我是个很难得的人才。南开大学有个很偏专业，叫“天体物理”，听上去很高深的，他建议我学这个，能很容易考取的。那时我小也不懂什么。但直觉就不想去考这种专业。我楼下有个中学的化学老师，他跟我一块参加高考，挺好的朋友，经常一块复习，他住二楼，我住三楼。后来我跟他说我不去考了，因为电影学院没招生。如果我要去考试，是一定要拿好分的，而我是要面子的。如果我没去考试的话，就没有分，不被录取也不丢面子。所以我告诉他，高考的时候，我就逃考。没想到这家伙就给我告密了，是我爸爸后来告诉我的。当时我觉得好奇怪，我爸爸每天请假早上送我去考场，然后在考场外等我出来，中午带我到小饭馆，在那订好菜，安排得很周密，也不让我排队等的，到那儿就可以吃。然后陪我翻书准备，下午再送我进入考场。几天都是这样，全程陪同，根本就没法逃。但我也比较傻，进去交白卷好了，我没有，呵呵。太要面子了。
周国平：哈哈！那就太伤你爸爸的心了。
王小慧：没办法，后来就选了这个建筑学，就是艺术与技术稍微结合一点的专业。
周国平：你好像学得还不错。
王小慧：上海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人在上海》，好像那节目开播第一个节目，给节目定调的那种，做了我的专题，好像很成功。那次节目采访了当时所有教过我的老师，每个人说一段对我年轻时候的印象。特著名的女建筑理论家罗小未院士就说我特别有悟性，有灵气，不是那种特别认真的学生，但提的问题很有想法，她印象很深的。不过，我最糟糕的是夜里开夜车，那时候不是早上八点就上课，六点半就要起床嘛，要跑步晨读什么的，而且不是所有的课都可以逃的。
周国平：大课可以逃，小课不能逃的，逃了会被发现。
王小慧：我记不清了，反正政治啦、党史啦什么的我最想逃。
周国平：那是大课了。
王小慧：对，大课。有的课不用逃，可以睡觉。比如说建筑史课常常是看幻灯，一关窗帘黑乎乎的，你睡觉也没人看见，呵呵，所以建筑史睡觉最多。我特别困，总想下课的时候好好睡一觉，但是一下课就精神得不得了，跟同学说说笑笑，一上课就又打瞌睡。结果就恶性循环，白天打瞌睡，晚上熬夜，等到考试的时候再去临时抱佛脚。
周国平：我上大学时也这样，大课就逃课，小课就在课桌下偷偷看自己的书，考试前突击一下。问题是大部分课你根本听不下去，太浪费时间了。其实，我看那些后来有作为的人，没有一个在上学时是课堂上的好学生。从同济毕业后,你就去了德国？
王小慧：没马上去，接着又在同济读了三年研究生。我是室内设计的研究生，应当算是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因为当时这个专业在中国还很新鲜，没人这样提的。也因为那时候它还不是一个“专业”，所以我没有参考书的，我写的论文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周国平：读研究生期间，你出过一次国？
王小慧：也不算出国了，那是在广州进修时短期去香港、深圳学习室内设计，当时觉得那边的五星级宾馆豪华得不得了，后来去了欧洲见得多了，反觉得香港设计过于炫富，真正高尚品质的设计并非那样金碧辉煌。真正意义上的“出国”是在研究生毕业刚刚留校工作时。对，是一个团队，那时候有党小组长领队的，我们那个小组有十个人，大的小组有三十个人，其中有大学生、老师和高中生毕业生。
周国平：是公派的留学生吗？
王小慧：公派的，但我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留学生，是很特殊的一个团队，团队分三部分人，回国后要在同济大学成立室内设计公司。当时三分之一是老师，三分之一是大学毕业生，就是留校的年轻教师，还有三分之一是从社会上招的高中毕业生，要做高级装修工人的。德国的装修业特别好，让他们去学。这样一个综合的团队，所以课程不是很正规的，我们有很多机会去各个国家旅行、参观，看很多的建筑。这是非常好的，比一个正规的一年的访问学者，或者一年的旁听生，收获要大得多，见识要广得多。
周国平：你们在那里的课程和活动是自己安排的，还是东道主安排的？
王小慧：他们安排的，非常棒！我们三部分人的安排不同，也不在同一个城市，最好的是我们教师组，在慕尼黑。大部分老师都四五十岁了，比较最资深的一个组。前半年有很多的课就是学外语，然后大部分是参观建筑，弄了个大面包车，去法国啊，意大利啊，奥地利啊，荷兰啊，比利时啊……反正去了欧洲很多的地方，去看一些著名的建筑，包括室内设计。那时还没有“生根”国家一说，每去一个国家要办签证，但他们是完全是邀请单位出面，所以办省力得多，那时很少有大陆的中国人去那么多国家观光的机会，而且他们派教授陪着，每一个地方就派我们建筑学院的一位教授带我们，他们给我们讲解，比如一个好的室内设计为什么这个地方这样打灯，为什么这个墙面要毛糙，为什么这个地方用皮料，那个地方用棉麻……室内设计学我是蛮专业的，我很系统地学了三年理论，之后又在名师指导下看了很多作品，说心里话我还真挺喜欢这个专业的，我是真正的“科班”出身。而且，这专业也特别适合女性去做，特别是有建筑学专业背景的人去做。许多所谓做“室内装饰”、“室内装潢”的人并不懂真正的设计，至少思维方式不同，许多搞装潢的人只讲“装饰”而不去“设计”，而学过建筑学的人可以由大到小地思维，考虑的问题更宏观，是从空间感、氛围营造等等出发而不是从一些小处着眼。就像一个拍过大故事片的人，一定能拍好一个小的广告片，反之未必可以。我的导师王吉螽老先生是当年同济建筑设计研究院的院长，他也曾惋惜我不做此行了，我当年的论文多年后一直被学生当做经典读，在出版成书之前学生复印甚至手抄，他说当年还没有博士生，后来许多博士论文没有我那硕士论文完整、丰富。我的同学们有时也开玩笑，说我和俞霖如果都在做建筑行当的话，他们就多了很强的竞争对手了，呵呵。

纸折的小贺卡

周国平：你在大学的时候肯定有很多追求者。
王小慧：新婚时有天不知怎么想到列了一个名单，五十二个人的名字，在从天津时的邻居的孩子、中学同学、两个工作单位、到大学研究生以及各种场合认识的人中间，对我表示爱慕的人的名字。我开玩笑给俞霖看，我说你打败了这五十二个人，呵呵。
周国平：五十二个人，倾城之恋啊！
王小慧：并非我和那么多人谈过恋爱，只是许多人表示爱慕而已，而且我基本都用妈妈教诲我的大原则“客气、冷淡”来应对，所以并没真的与什么人发展，大概除了俞霖以外还有两三个走得比较近的吧。不过，主要也是那时对许多人的示爱不懂得珍惜，得来的比较容易。他们之中不乏很优秀的，也有些人让我心动过，但最后还是顺其自然，和最不追我的，好像最要好的同性朋友那样的俞霖走到一起了。追我的男孩中有一个男孩喜欢送我礼物，比如说那时 T 恤衫很时髦，一件鳄鱼牌 T 恤衫，要五十港币，那时候读研究生一个月的助学金也就是 五十块钱，我觉得太奢侈了，穿上的确比那时我们平时的布衬衫显得时髦，照当时的话说，“回头率”高。尤其是我很需要、很愿意看的书，那时我喜欢电影，他们会从香港买来介绍国外电影的一些书送我，那些书每一本书都超过我的工资，有彩图的要两三百港币。我当 然也喜欢，俞霖送给我纸折的小贺卡，没花钱的，就一张白的卡纸，他折折弄弄，很别致，一打开是立体的，我也特别喜欢。都是生日礼物，一件名牌衣服和一个手折的生日卡，对我来说用心思手制的分量就比在店里花钱买的显得重。我真正爱的人用心做的东西，它的价值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在我的心里，一样东西的精神分量是来得更重的。我想，这是从我妈妈那里继承来的。
周国平：根本的原因是你爱俞霖。
王小慧：后来我年纪比较大了才觉得，我也不能用自己的好恶来判断别人。其实不管俞霖送我小纸片也好，别人送我一件名牌衣服也好，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一种爱。并不是他送你买来的东西爱就不真、不纯，他也是花了心思的，他知道我喜欢西方电影又没机会看到，也许他只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就像我爸爸只会以省吃俭用给我和妈妈买东西来表达对我们的爱，比如说刚才说过的漂亮的尼龙袜或一只手表。我爸爸和我妈妈都只会用自己各自的方式，但两种都是用真心付出爱。妈妈说过，物质包含了爱就更珍贵。所以我不应该苛求别人，这是不公平的，虽然我跟他们的缘分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我仍应该珍惜他们对我的这份情谊。那年代没有什么大富翁，当时送我衣服和书的那个男孩子，他辛辛苦苦挣的钱，也得省吃俭用才能买的，很不容易。近几天看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那里那个男孩子野外作业，在当时也算工薪阶层，比农村的人当然有些钱，他送给女孩钢笔、运动衣，也是用了心想到她的需要的。
周国平：应该这样想。对于一个爱你的人，你可以不爱他，但要领情。
王小慧：别人会觉得很奇怪，现在的人可能更会觉得奇怪，我那么不在乎物质。现在看到中国电视相亲节目的那些物质女孩，我真觉得太可悲了，这样也许她们一辈子都得不到真爱。那些男人如果知道这个女人是他用物质吸引来的，那和用钱买有多少区别呢？所以我在德国早年读书时期的朋友中间的真正富二代，是非常避讳别人知道他们的家底的，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他们最怕别人是为了他的家产而并非为真爱而追求他们。事实上我两个极好的女友都是犯下了让她们后悔一生的错误，她们轻信了追求者，而结婚后发现追求者更是为了她们的家产而来。另一个中国画家朋友曾碰到过一个非常爱他的女孩，很漂亮，以前是跳舞的。当年她来德国看望这位画家时总感叹为什么他那么穷，最后她嫁给一位日本商人。我的画家朋友说，她得到她想要的房子和车，但未必得到了幸福。假如这女孩知道若干年后这位画家事业成功，可能比她当年嫁的日本商人物质上更加富有，不知作何感想！
当年我和俞霖两个人，在巴黎的大街上，真的是吃不起餐馆，那时候连吃麦当劳都舍不得，我们自己买一点面包，有时候夹一点火腿或奶酪，有时时候什么也不夹，觉得刚出炉的面包棍也香喷喷的。但是心里觉得特别甜蜜，两个人在马路边上坐着，他有时会搂搂我，亲亲我，也觉得十分浪漫。
周国平：当年俞霖是怎么追你的？
王小慧：跟他在一起是自然而然的，没有那种所谓“追求”，照一般人眼里的这种“追求”来评判的话，他真的没有追求过我。你问到“追求”，我忽然想到跟我很要好的另一个同学追求我还挺有创意的，因为我俩关系也非常熟，常常一起复习功课，所以其实我并没有在意他的一些心理变化。有一天自习结束快熄灯时对我说，他最近心情不好，爱上了一个女孩又不知怎样表达，我是他的最要好的朋友，所以他想听听我的意见。然后他给我递上一本书，说那女孩的照片夹在书里。说完他就先走了，教室里只剩我一个人。我打开书，发现里面夹的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面小镜子。后来我妈妈背后戏称他为“小镜子”。他也非常优秀，后来在美国发展得非常好。他爸爸是上海著名的外科医生，很赞成他追求我。有次他应当给我动一个小手术，但他让他最得意的助理医生做，他在旁边看，一直拉着我的手，因为他说下不了狠心在我身上动刀。我其实也很喜欢他，但更多的是觉得他像好朋友，但不能托付终身，也许可靠感不够吧，我也说不清。总之，我是跟着感觉走的。当然，我爸爸、妈妈还有那个老同学“老大哥”都极力赞成俞霖，说其他人与俞霖没法相比。
当时班上还有个男同学的成绩非常好，但总比俞霖差那么一丁点儿，也许就是一两分吧，俞霖永远是最高分。他也是努力的学生，但他从来不是那种拼了命为了争分的才努力的学生。这个男同学总憋着劲与俞霖比，有次他忍不住把我在走廊上拉住问我，是不是因为俞霖分比他高一点我才喜欢他？他说自己不比俞霖差，只不过老师都喜欢俞霖，他人缘好才多给他高一两分。我感到好可笑，我交朋友又不是选状元，虽然榜眼、探花未必比状元差。不过这同学也是非常出类拔萃的，学术上很有建树，后来在美国做教授。当然我觉得俞霖不仅是聪明绝顶，而且人好。他永远在帮助人，这也是公认的。我们做建筑设计，要花很多时间，他帮别人设计啊，不管男孩女孩，总是来者不拒的，所以他的人缘的确特别好。我们班上有些高材生蛮自私的，别人问他什么问题他不大讲的，俞霖就是有问必答，而且特别耐心，包括那种耍赖的女孩，死乞白赖求他帮忙的那种。有一件好玩的事。我们做建筑设计要画草图的，都是透明纸，建筑设计的考试是从早考到晚的，要一天内设计出一个东西来，考试的中间没有那么严格，也没有监考之类的，因为这个东西像作文考试似的，立意在先，很难抄袭的。有一个女孩，她非得让俞霖给她想个方案，但他自己考试画图没时间了，就把他一个不要的设计方案草图给了她并嘱咐她自己一定要修改一下。他自己反正重新换了一个方案。结果那个女孩的分数那一次就是特别高，高到大家都奇怪。建筑设计的考试好像作文考试，没有 100 分的，满分也就是 95 分，基本上能到 90 以上的就很高了。俞霖不是 94 分就是 95 分，总是最高分，然后另外两个较高分的同学就是得个 93、92 这样。我一般也是 90 分以上，我也记不清了，总归比较高的，但不是最高。那个女孩得到的评语是“一切都好，就是朝向做反了”。我们就都笑了。
周国平：她把俞霖给的图改了？
王小慧：没有，她没有改，因为是透明地草图纸上画的嘛，她偷懒把图反了个，就在反面描了一遍，哈哈！
周国平：她看不懂啊。
王小慧：她看懂了，但是不敢全部照抄，怕与俞霖自己交的设计太相似。她就把朝南的改成了朝北的，朝东的改成了朝西的。老师就说那个朝向不够合理，可能厨房朝东边，变成朝西边。她那时候还得了个87 分，85 分以上的已经可以展览出来了。我所有考试的设计图也都被展览，然后被存到系档案室了。同济百年校庆时我参观建筑学院时又看到我和俞霖当年的设计图，保存得还挺好，真想要回来自己做个纪念。那年那个女同学的图被展览出来，大家都说这是俞霖的设计。
周国平：大家都知道吗？
王小慧：同学一看就知道，因为她没有那么好嘛，又在一天之内设计出来的，那风格那创意很明显是俞霖手笔。我讲这笑话的意思就是说俞霖不会吝啬的，甚至在考场上。这点特别难得。他不会去追你，但他让你由衷地喜欢。我记得一个女演员说，一旦谁追谁，那就不是真正的爱了，真正的爱是相互吸引、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而且是两厢情愿的。
周国平：分不清谁追谁。
王小慧：所以我觉得我跟他根本就没有谁追谁的过程，基本上都是在一起工作学习，其实他就是一个小书呆子。
周国平：很书生气。
王小慧：书生气。如果我们去看电影啊，他可能会主动去买票的，如果我想要吃块冰砖，大都是我去买两块，一块给他，呵呵，算谁请客呢？反正我们没算过。他不大会这些，不会说我今天请客啊什么的，不过那时我们好像也没“下馆子”的习惯，好像也没时间。我从小到大也从不要求别人请客，送我东西，更多的是拒绝别人请客送东西。但是俞霖对人特别真诚，我对他说前面那五十二个人是被你打败的，他说我愿意跟他们打，呵呵。
周国平：聪明而又朴实的一个人，很难得。
王小慧：我们班上的同学总笑我，我以前班里有两个北京人，我们三个北方人画图无聊了，总和上海同学互相调侃，相互挑错，总在数落上海人的毛病。后来同学们说我挑花眼了吧，挑来挑去最后还是挑了个上海人。我就对那些同学说，你们自己说说，俞霖有哪一点上海人的缺点？上海人的优点他都有，上海人的缺点他一样都没有。
周国平：他做事非常认真、耐心、细致，这也是上海人的优点。
王小慧：比如我们画设计图，那时候没有电脑，都是手画的。一张桌子大的图纸裱到绘图板上，一张纸可能画一两个月，一张白的那种水彩纸很容易吸脏的，许多同学后来的图纸都黑乎乎的了。他真的是每次都坚持洗手，一个月之后，图纸仍像崭新的纸一样的。画图是用鸭嘴笔蘸墨水画的，如果尺子一不当心，线条就变粗了就很难看。一张建筑图可是有无数这样的线组成的。也就是说，出错的概率很高。他可以拿那个刮胡子的小刀片把宽出来的线刮掉，笔直的一条线，细得不得了，几乎看不出痕迹，特别严谨。那时我们很苦的，冬天天冷没有暖气和空调。朝北教室特别冷。别的专业学生可以手揣在怀里看书，或是抱个热水袋什么的。我们专业一直得绘图，趴在那个大大的图板上，因为太宽太大，只能“趴”着画图，不是坐着画的还不能揣手，也不能抱热水袋，甚至不能带手套，因为精细的线条会画不准确画不好看。不少同学手生了冻疮，黄黄的脓水流到图纸上染脏了图，可能几个星期的工作前功尽弃，又要重打鼓另开张。俞霖想出一个好办法，他把我们通常画的草地、树木等等的绿色干脆改为黄色，顺便把脓水遮住，令人耳目一新，很漂亮，很有创意。所以同学们开始流行画黄草地，并称之为“俞霖黄”——这是我班上最要好的同学老大哥郑孝正起的绰号，他的双关意思是说我，我是“俞霖王”，因为上海人是“黄、王”不分的，把“王”叫“黄”。
周国平：天妒英才，上帝不公正，不应该让他有这样的遭遇。我看你的书就很感动，我特别喜欢他这个人。
王小慧：我们的同学、朋友都特别喜欢他。包括德国的朋友，包括我们的教授、女老师啊，现在说到他有人还会掉眼泪。我觉得我们母校同济大学对我特别好，包括领导、老师、同事、同学都对我很好，我觉得是他们把对俞霖的那份感情都给了我，使我得到了加倍的情谊。我以前的同学现在当领导了，说起他来都是很有感情的。俞霖在德国的博士导师说只能这样安慰我了：“上帝把他最喜欢的人早点叫到了他身边。”
周国平：拜伦的诗里也说过：“上帝钟爱的人死得年轻。”为了不让他在人世间经受那么多平庸的痛苦。也许只好这么想了。
王小慧：车祸之后，大概有七年的时间，我非常的沉沦，完全是自闭状态。我其实没有停止创作，不过那都是给我自己创作，所以我早期的作品完全是个人化的。比如我写日记，写梦，或者拍摄的“梦境中的寻找”啊，“洗去血迹”啊，“关于死亡的联想”啊，“关于自己孩子的梦”啊，这些系列作品其实都是给我自己的，我怎么想到有一天会给别人看或印在书里。当时我完全不参加展览，也不接受书的约稿。
周国平：有忧郁症的倾向吗？
王小慧：我觉得没有，但我也不知忧郁症人的表现，反正就是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也不想出去。那时候朋友邀请我出去，比如说周末出去郊游，我都不去的。后来他们也不邀我了，说反正邀了也不去。我宁愿在家写日记，一写就几个小时，也不吃饭，反正就像自己和自己说话一样。
周国平：那几年你真是命运多舛，之前有安斯佳的事情。安斯佳自杀在哪一年？
王小慧：出国的第一年。
周国平：对，在你准备回国的前夕。俞霖和安斯佳是两种很不同的男人吧？
王小慧：嗯，不同。
周国平：怎么不同？
王小慧：俞霖应该是比较实际的一个人，他不是那种实际，像很多上海男人精明啊什么的。他是少说多做，动手能力很强的人，我妈妈就特别喜欢他。半天的时间，用坏了要扔掉的破木箱给你做了一个碗橱，挂在采访墙上，既不占地方，又非常实用，可以装下不少东西。大小不同的格子，甚至考虑到哪里给你放案板、哪里给你放菜刀什么的。德国朋友用一句玩笑话形容他：“霖什么都能做到，就是怀不了孕。”
周国平：人也很温和。
王小慧：他不大说话的，给人的印象甚至是有些腼腆，除了喜欢跟我无话不谈，不熟的人他话很少。他不会夸夸其谈，不会谈天说地，不会和你谈哲学、谈文学。所以从这角度我说他“实际”，或说“务实”更妥当吧。他总是要帮你，我记得我要考研究生，他自己不考，他如果考的话，我绝对考不上的，我觉得他就是成全我。当时的名额特别少，整个一个专业，好像第一年只有一个，他不考对所有人都减掉了一个大威胁，你想他所有课都是最高分，他不用功都能考取。他全心全意地帮我复习，希望我能考上，考上的话我就能再在同济大学也就是说在上海待三年，这样不是就能和他在一起了嘛。否则如果我分配到外地工作，那我们就分居两地。因为他是确定留校，给中国建筑界元老、中国建筑界绝对的权威人物冯继忠做助手。众所周知，他是冯先生当年最得意的门生。后来我开玩笑地说，他那是“曲线救国”，其实帮我是为了他自己。因为那时我俩关系尚不那么明确，我自己是想去考北京的中央美院研究生的。他和我父母都反对，说在同济考试较有把握，当年的研究生可是凤毛麟角，是高考恢复后第一年的大学毕业生考研，主要是大家也没经验，不知深浅。只是最顶尖的人才敢报，因为名额太少了。他帮我复习功课，我就特别明白，他能用我的语言，就像很复杂的哲学问题，你能用浅显的语言讲给我们听。后来在德国复习博士资格考试，也是这样子。摄影的技术，也是他看了书讲给我听。他就是给我这些很实际的帮助。他不会去和你空谈什么十九世纪的文学啊，俄罗斯的音乐啊什么的。
周国平：如果安斯佳和俞霖同时出现在你面前，以前都不认识，哪个对你的吸引力更大？一个完全是艺术家，俞霖我觉得他是科学家的素质。
王小慧：建筑师本身就是艺术与技术混合型的人才。他是有点混合型，艺术的天赋也蛮多。不仅他不善于用语言来表达，而且我觉得他挺像小孩子的，不像那种成熟的男人。到他去世之前，经常有很多天真的地方。安斯佳完全是特别成熟的男人，像我那个时候的年龄，对我的爱好和兴趣都最有吸引力的那种类型的。包括形象，我这个人也是很看重形象的。所以我做心理测试时说，最喜欢的饮料是草莓奶昔，草莓首先是好看，然后好喝，心理学上讲就是对外形要求高。我一直喜欢用这个比喻来说：安斯佳那种爱像火焰，他会把你烧化的，你没办法的，你会不由自主地被他烧化；俞霖这种爱就像空气，你也摸不着的，他一直在那儿。在的时候你也许不在意，但失去的时候你会觉得窒息，才发现离了它一分钟也不能呼吸。与俞霖那种情感是青梅竹马型的，日近日亲，亲到后来好像是自己的一部分，因为没距离，不陌生，所以那种所谓的“吸引力”也许相对小些。但真的过日子，一定不是建立在是否有吸引力的基础上，更是要能朝夕相处，而且天长地久。

燃尽的蓝蜡烛

周国平：想听你谈谈安斯佳（Ansgar Schmid）。你的“视觉日记”里对事情本身好像写得不多。
王小慧：我觉得真发生过的事情也不多，但是那种感觉，或我们刚刚说到的所谓“吸引力”，不需要很多时间，它要有了就有了，也许是一瞬间发生的，或说它就在那边。德国人有句俗话叫“第一眼发生的爱情”，其实中国也有，叫“一见钟情”。所以，曾经有朋友问过我，假如没有俞霖的话，你会跟他在一起吗？我觉得爱在那儿肯定是有的，假如没有其他因素，后面发生什么都有可能。但我一直在压抑自己。我这个人常常用理智自律，节制自己，多少次总是仿佛我心中两个人在打架，这两个人儿就是“理智”与“感情”。我是双子星座的人嘛。有一些细节，比如说有一个晚上我们整夜在聊天，聊到天亮，话特别投机，想停都停不住的，到早晨的时候就很疲倦了，人已经晕晕乎乎的了。他们开玩笑的时候还说，某某著名导演的惯用伎俩就是先不谈爱情，只谈电影、文学，谈到你晕，谈到早晨，然后到公园散步，已经被他弄得晕头转向了，五体投地了，然后他开始求爱，哈哈，一般女人就没有理智了。
周国平：就没有判断力了。
王小慧：特别是这个女人很佩服这个男人，很崇拜他的时候，我自己原来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因为特别崇拜，就盲目了，很多事情都不想的。我的电影剧本里描述的那样的情形都不是我虚构的情节，是真事！比如那天住在我一位德国朋友的家里，朋友是室内设计的女教授，房子特别漂亮，在市中心的河边上，可以说是慕尼黑市区最漂亮的地方了。她去度假了，让我帮她看一个月房子，浇浇花喂喂猫，没什么事的。地方也大，有很好的音响啊，房间里挂了很多画啊。安斯佳平日抽烟，一天至少要抽一两盒吧，但是跟我在一起一根都不抽。我说你不难受吗，他说我跟你在一块就忘了烟了。一夜下来我就说你到阳台上抽烟吧。天快亮了，而且就在那个河滩白色卵石和缓缓流动的河水上面，罩着一层朦朦胧胧的那种光，天还没有完全亮，空气特别清新。我站在阳台欣赏那景色，以为他也拿烟了。结果他突然从后头抱住了我，很冲动。你想，积蓄了一个晚上的那种相互吸引力，那种能量，突然可以爆发，有了一个缺口。那时，不是有点定力的人是很难把握住自己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但往往一旦你把握不住自己，就可能有不可设想的后果。我相信许多婚外情发展到后面不可收拾，甚至成为“千古恨”的，都因为那一瞬间不够理智。那一刻我也特别犹豫，但还是把他的手拿开了。我说：“我们可以做朋友，我是结了婚的人。”每次，包括那次最后的告别，我都把手放到胸前，不让他碰我，其实我内心总是在矛盾，虽然表面看上去我挺坚决。
周国平：我看你书中说，他自杀是因为你马上要回国了，他感到绝望了。
王小慧：那个时候我要准备考试，我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觉得很难、很深，好多门要考，全用德语，当时我语言并不太好。你想啊，刚去留学不到一年，那时其实连日常课程也没上过，就要参加博士资格考试，有很大的压力。中国这边也有很大的压力，领导谈话啊，处理让我回国的信件啊，当时有个副校长来访问，我还想去找他，也许去了，我都忘记了，至少写过信给他，问能不能例外让我留下来。因为俞霖是有博士奖学金的，我是随团去一年就必须回国的，虽然团队应当一年回国，但那时已允许“陪读”了。而俞霖的态度非常坚决，如果我回国，他也肯定回国。我跟安斯佳见面都很短，半小时呀，一小时呀，总共真的没几次。我不否认被他的气质吸引，他真是很有魅力的一个人。光是他的声音就很有魅力，不做作，很低沉，很有磁性的。眼睛特别深、特别蓝又有点绿，还有他看你时特别专注的样子。他又很喜欢和你谈电影啊、戏剧啊，好像我们谈的都是那种很虚的东西，都是我感兴趣的题目。
周国平：他自杀后，你反而留在了德国。
王小慧：因为他的死，所有人都认为我真走不了了，那边的警方也说我不能走，要接受调查，因为俞霖在场，不排除“情杀”的可能。出了这样的事情，我当时也觉得没办法回中国了，在那个年代回去，仅仅风言风语恐怕我也会受不了的。这个事情耽搁了我的行程，留下来就成了既成事实，后来学校也同意了。
周国平：你跟安斯佳是怎么认识的，你开始就有感觉吗？
王小慧：安斯佳说他见到我就是那种“一见钟情”。认识他的第一天，真的很戏剧化，我写在我的剧本里了。如果我拍电影，一定是非常美的镜头。剧本弱的地方是对话，你想那剧本是一个星期写出来的东西，因为是自己的经历，所以是一气呵成的，没多推敲。很多人在跳舞。我现在忘记了，是我的女老师四十岁生日还是订婚派对，总之她丈夫出车祸去世了，又有了新的男朋友，同事都被请去了，我算她的外国学生嘛。这个安斯佳，不管隔着多少人，一直在看我，我没去看他，但是我知道有人一直在注视我，我是很敏感的那种类型。不管你看他还是不看他，凭感觉就可知道他在看你。而且不管隔着多少人。我觉得第一天就是这样子，这种体验我从来没有过。后来他走过来和我说话。当时我穿着一件这样的衣服，因为中国的衣服土得不得了，有一次我就买了一块皱纹的、亮亮的布头，我最喜欢皱纹的布，因为是零布头所以打折扣很便宜。在一个中国朋友家，他太太有一台缝纫机，我缝了一夜，缝了一件小外套。那就是我的礼服了。刚出国时除了特别隆重的场合穿我带去的唯一一件粉红缎子旗袍，其他的场合我就穿这件上衣，反正别人都觉得挺好看的。他并没有特别的非分的举动，欧洲人相互问候拥抱，亲两下、三下脸颊等亲热举动都是很正常的事，身体接触我觉得也不是过分的事儿。他跟我聊了一会儿之后突然说：“你这件衣服很美。”可是他说的时候呢，就用手轻轻地掠过我衣服的袖子，我当时的感觉是完全过电了，感觉真的很强烈。也许我一生也没碰到过几次。要是一般人夸奖，你的耳环很好看啊，你的项链很好看啊，或者你的衣服很好看啊，真的是经常的。但是他的夸奖，还有那个眼神，再加上同时轻轻这样一个动作，我就觉得被他征服了。我一直觉得他和演蝙蝠侠的那个演员长得太像了，是不是叫乔治•克鲁尼，就是给浓缩的雀巢咖啡做广告的，演了很多电影，最早演的是不是叫《蝙蝠侠》我忘记了，反正他当年挺像那个演员的样子。就是很有魅力的、很漂亮的、很出色的，在整个晚会上非常抢眼的那种类型。就是第一瞬间的感觉。我觉得理智不让我和他亲近，但是我愿意和他聊天，特别是他这么专注地和你说话，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是我自己的错，如果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和他交往，便不会有后来的事情发生。我觉得那个女老师也有错，她带我去他们的戏剧文学的协会一块听朗诵会，之后还要喝酒聊天。他的朗诵会我根本听不懂，一句话都听不懂，那时我的德语也不是那么好，人家说简单的话我能听懂，但是这种文学的语言我听不懂，包括他给我讲哲学什么的，我听不太懂。有时候不见得你听懂了哪句话，但大感觉上你觉得你全懂了。反正我觉得这是一种魅力吧，这种相互的吸引力。
周国平：对，这个时候说的内容不重要了。
王小慧：我不断拒绝他的时候，他也挺痛苦的，他就对他的一个画家女友诉说。后来我和她也有交往，他自杀的那天，是他俩一块儿来的。那个女画家爱他很多年，他们一块儿去度假，最后一次度假在希腊海边，他特别喜欢希腊。他家都是蓝色的，门框、地毯、桌布、窗帘，所以蜡烛也是蓝色的。我现在还留着他装蜡烛的盘子，日本的盘子，他一直以为是中国的，他说他很喜欢中国的陶瓷，后来我告诉他这是日本的青花瓷，上面画着梅花，很薄很精致很脆弱。他在度假时，他把这些痛苦都讲给这个女朋友听。其实我觉得她女朋友也是非常痛苦的，你想她爱着的男人不断跟他讲爱着别人还失恋，她怎么能不痛苦。所以我觉得那个女人蛮大度的。后来她跟我算交了朋友吧，至少她跟我讲了这些事情。我感激并钦佩她，我想我做不到她那样，这里有许多自我牺牲精神，一定是她爱安斯佳超越了爱自己才能承受这些，甘心情愿地承受痛苦。
我有一段时间很想采访安斯佳所有的朋友，还有他的兄弟姐妹啊，父母啊，想写一本书，大家对他回忆的一本书，太多想做的事情最后都没实现。他非常希望我留下来，他知道我当时为了不能留下来非常焦虑，他要给我做经济担保啊，我拒绝了他。当时的政策公派可以改为自费留学，但是要有一定数额存款在银行里的，或者有一个经济担保。那时中国人有钱的太少了，八十年代！后来他就要把汽车送给我，让我卖掉，他们叫“自保”。他就觉得按照希腊那种民俗，希腊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拒绝朋友的赠予，就证明你不要这份友谊。他一再跟我说，你不要，我真的很生气，你不看重朋友，你拒绝我。但我不可能因为他去背叛俞霖。
周国平：他是德国人，是吧？
王小慧：他是德国人，但他特别喜欢希腊，去希腊的各种小岛度假，在慕尼黑也经常去希腊餐馆吃饭，他的哥哥和弟弟到现在还和我有联系，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律师，姐姐至今仍与我联系。
周国平：他自己是个演员？
王小慧：对，很有名的话剧演员。在那边看演员有没有名，一般看你在哪个剧场演出，有私人的小剧场也有市或国家级的大剧院。他就等于在慕尼黑最好的剧院和柏林最好的剧院（国家级的）演出，一流的剧组和演员才可以在那儿演出。在柏林大剧院演了半年的《浮士德》，一般的戏不会演那么长，就是因为演得太好了，不断地续演。他告诉我演《浮士德》对他是很痛苦的事，他很投入，演完就特别累，他就去放松自己，晚上就要去酒吧喝酒，总是搞得太晚才能休息。他觉得这样对身体不好，但是必须这样，他演那么长时间的戏，实在是太累了，体力和精神双重的累，因为是太重的戏。
周国平：《浮士德》的确是很重的。
王小慧：他年轻的时候演《罗密欧与朱丽叶》，他特别想演罗密欧。他父亲是很有名的外科医生，反对他做演员。他姐姐最近还来上海看过我，他姐姐也是研究戏剧的，也做过演员，他姐姐也非常漂亮的，长得和安斯佳很像。有时候命运真捉弄人。年轻时她被维也纳的电视台台长看中，要让她做女主播，那时电视台很少，不像现在那么普及，等于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台长就说你的牙齿稍微不够标准不够整齐，要去做一下。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那时候技术可能不太好，为了做这个牙，所有的牙都要做一下，很贵的，他丈夫就支持她，而且是自费，结果这个决定害了她一辈子，做了以后上下牙不和，又做了一次，总是头痛，大概牵动了什么神经，一直痛苦得不得了，换了无数的大夫，到美国，到英国，到现在还没有折腾好，真是害了她一辈子。
周国平：去没去电视台呢？
王小慧：我就说命运捉弄人，当时做好了牙再去电视台的时候，台长换了。新台长就跟她说，你是前面那个人选的，不管你好到什么程度，我也不能用你。因为两个台长是有矛盾的。
周国平：安斯佳和你年龄差不多？
王小慧：不，他应该比我大十岁。
周国平：从你第一次在老师家见面到后来悲剧发生，有多长时间？
王小慧：不多的，那是夏天，我记得自己是穿了个白色黑点薄薄的真丝的大裙子，飘呀飘的。我们要离开德国的时候应该是十月底吧。
周国平：只有三个来月。你的剧本就是写这个事的？
王小慧：也许最多四五个月吧，我给那剧本取名为《燃尽的蓝蜡烛》。我觉得他像蓝蜡烛，很早就熄灭了，淡淡的、忧郁的、唯美的。事后我回忆，他真的很多次和我说过死。他没有演罗密欧是太遗憾的事情，他说我演罗密欧就没人能和我比，他觉得他特别能理解罗密欧。但导演一定要让他演罗密欧的好朋友那个角色，说以后有机会再让他演，而他就觉得以后年纪大了就演不了了，演罗密欧要很年轻才可以。后来他说过很多次“为爱而死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死。”我事后才回忆起的，以前都没联想，也没思考他这些话的意思。他写过一个剧本，讲诉了四个女人的故事，都是他以前有过爱情关系的女人。他给我讲过他们之间的事情，他总是失望的，他说现实和理想距离太大，但说我的现实和他心目中理想的是统一的。其实他也不太了解我，我们接触的时间太少了，他心目中的我实际上更多是他想象他虚构的那些东西。我们之间只有几次短暂的交谈，没有在一起过日子，他没有机会真正了解我。他有好多黑胶大唱片，我去他家的时候，有一个他曾经的女朋友，我觉得是亚洲人，我不知道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韩国人，是一个小提琴家，应该非常棒，要不然不会出那么多唱片，封面上有她拉小提琴的剧照。我印象非常清晰，黑头发，很长的披肩发，很漂亮的女孩子，也很年轻，二十多岁吧，现在的话应该被称为“美才女”了。但是他说她也让他失望而归。几个爱情都让他失望，他完全是理想主义的那种人。他喜欢亚洲的东西，喜欢亚洲的女人，不是因为我，而是之前也很喜欢的。
周国平：他不但是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极端理想主义者，真正是单方面的殉情，这在现在的时代太罕见了。对于你来说，我觉得不仅仅是道德与爱情的冲突，作为制衡力量的不仅有道德，还有你对俞霖的感情。时间太短促了，想象一下，如果时间足够长，你对两人的感情就会经历更激烈的斗争，甚至最后有可能冲破道德的束缚。
王小慧：所以我比较相信命运，许多事最后你只能听任命运安排，你事先不知道，事后也没有那么多“假如”。我一生中可能的事太多了，如果我愿意，如果我马上换个环境，换种生活方式生活，又可能发生许多事情。但我已经过了想尝试新东西的阶段，更想踏踏实实做一点事情，留一些东西下来。你可能又会说，是性格使我远离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但谁知道哪一种生活会对我更好呢？我觉得我对人生还没看透，但对许多事看得比较淡了。也许是经历得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