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与象

赋予感受以形式
每个人都有那种奇妙的瞬时的感觉，可是大部分人抓不住，日常琐屑生活的潮流把他们冲向前去了，他们来不及、顾不上去回味和体验。有些人抓住了，但不能赋予形式，表达不出来。只有少数人既能抓住，又能赋予形式。
人的感受性是天生的，因而也是容易的。最困难的是赋予自己的感受以适当的形式。天才与—般聪明人的区别就在于此。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人有很好的感受性，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世界文化宝库提供了自己的东西。

与万物交谈
人习惯于以万物的主人自居，而把万物视为自己认知和利用的对象。海德格尔把这种对待事物的方式称做技术的方式。在这种方式统治下，自然万物都失去了自身的丰富性和本源性，缩减成了某种可以满足人的需要的功能，只剩下了功能化的虚假存在。他呼吁我们摆脱技术方式的统治，与万物平等相处。
这也是现代许多诗性哲人的理想。在摆脱了认知和被认知、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之后，人不再是主体，物不再是客体，而都成了宇宙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那时候，一切存在者都回到了存在的本来状态，都在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尼采曾用诗意的语言描绘这种境界：“这里一切存在的语言和语言宝库向我突然打开；这里一切存在都想变成语言，一切生成都想从我学习言谈。”

另一种存在
艺术家不是简单地把外在世界的东西搬到了作品中，他更是在创造不同于外在世界的另一个世界。雪莱说：“诗创造了另一种存在，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世界的居民。”这不仅指想象和虚构，凡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都是精神性自我为自己创造的一个自由空间，这是艺术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抽象：意识建构世界图像
抽象艺术所表达的是对世界的一种理解。世界并无一个仿佛现成地摆在那里的、对于人人都相同的本来面目，因此，以意识反映实在为宗旨的写实艺术便失去了根据，而以意识建构世界图像为鹄的的抽象艺术则获得了充分的理由。为了避免引起写实之联想，艺术家便尽可能地排除形式与外部物质对象的联系，使符号达到高度的纯粹，这就是抽象。但是，抽象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标准，艺术家的天才在于用最纯粹的符号建构出内涵最独特也最丰富的世界图像。

1.别处的风景

凡人群聚集之处，必有孤独。我怀着我的孤独，离开人群，来到郊外。我的孤独带着如此浓烈的爱意，爱着田野里的花朵、小草、树木和河流。
原来，孤独也是一种爱。由于怀着爱的希望，孤独才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甜蜜的。当我独自在田野里徘徊时，那些花朵、小草、树木、河流之所以能给我以慰藉，正是因为我隐约预感到，我可能会和另一颗同样爱它们的灵魂相遇。

王小慧：这个《别处的风景》系列是早期刚出国时的印象，已经二十多年了，那是对这个陌生世界的第一印象，也是我第一次把自己融入了我所要表现的世界里。
周国平：忧郁的情调。
王小慧：对，早期的那些风景特别明显。那时候旅行不是很自由的，基本上是参观建筑。我记得是乘着一辆大面包车在欧洲各地行走。我比谁拍得都多。这是我们一块去的法国郊区，去朗香教堂的路上拍的。勒•柯比意我最喜欢的艺术家之一，朗香教堂是他著名的作品。他既是个建筑师，也做雕塑，也画画。他经常有突破性、颠覆性的创作，是现代主义建筑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物，但他造的房子和其他所有现代主义建筑师完全不一样，很有个性。你看这个葵花地，很典型的法国南部风景，特别忧郁，安静、诗意而优美，但又有种沉重。那些葵色彩灿烂，无言地叙说着什么，传达一种情绪，与我当时的心境非常吻合，一种莫名的，怅然的思乡情绪。
这是我在英国 Land's End 海边拍的一个孤零零的电话亭，Land's End 的意思大约就是我们说的“天涯海角”了，到了很偏僻尽头，天边了，是很伤感的风景。那时候电话亭对我意义蛮大的，给中国打电话只能到电话亭打，也不敢多打，要到银行换一大堆硬币才能打一个电话。对留学时代初期的我，五个马克说一分钟的话真的是太奢侈的事情，我同事买肉为了便宜一个马克，就要花两个小时去郊区买。他们中许多人那时是绝不会考虑给家里去个电话的。这是我拍的结了冰的巴伐利亚的湖，总的气氛有一点忧郁，这样的风景就特别吸引我。阳光灿烂的那种风景或是日出日落，所有人都要拍的，我就反而放弃了。去年四月份我又去了奥地利的月亮湖，参加萨尔茨堡的音乐节。主人招待我们玩，开车出去，艳阳下湛蓝的湖，我一张照都没拍，所有人都觉得好漂亮，我觉得我的月亮湖不是这种感觉的，一直都是我这张照片上那种很悲凉的情绪。
周国平：很沉郁的。
王小慧：冯骥才曾经评论说：“这些对美好瞬间的珍爱，不期而遇的欢愉，还有淡淡的惋惜，构成一种低调的人生诗，一种又苦又美的心境，一种抓住感动了她的事物便牢牢不放而可刻骨铭心的气质。这是好作品，其实也是她自己。艺术的发现都是发现自我，艺术是把自己个性的灵光投射在世间万物上，然后再一点点收回到自己的作品里。”我觉得他写得很准确。我的电影《世纪末的京剧人》其实也是很悲观、很低调的。我是 1992 年拍这个纪录片的，当时京剧不像现在这样火，包括昆曲。我当时拍的基调是比较消沉，我采访了很多人，包括很有名的演员和剧院经理，那些人都说真话。结尾的时候，一个唱老生的名角钮荣亮老先生说：“我不怨，但是我很悲哀。”一个小时的片子，在欧洲六个国家电视台都放映过，大家都觉得很好，但也沉重。我觉得我从小就有这种悲剧倾向，在幼儿园跟小朋友玩，不会去玩那些躲猫猫之类的游戏，而喜欢自己演戏，内容基本上都是悲剧的东西。我后来的艺术创作好像没有特别轻松的，最轻松就是吸香烟这一套自拍像，还有点幽默、调侃的成分在里边，其他都是比较严肃、忧郁的。
周国平：你应该是喜欢大海的。
王小慧：我去过世界上无数的海，喜欢收集不同的海边的贝壳，放在一个大的玻璃瓶里。同样的海景，在你不同心情的时候，给你的感受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可以非常安静，非常明亮，非常清澈，也可以非常汹涌。它可以让你觉得想要哭，也可以让你觉得欢畅，它可以引起你很多的思念情绪，也可以激发你很多的写作灵感。一个人在海边的时候，你的想象力被激活了，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你会觉得你和大自然完全融为一体，也会觉得自己那么渺小，那样微不足道。有人说海的风景太单调，但我最喜欢的风景永远是海，它的气质最能使我感动。我 1996 年至 2000 年五年的旅行中，许多日记是在世界某处的海边独自写的。
周国平：我也喜欢海。看海，必须是独自一人。和别人在一起时，看不见海的真相。那海滩上嬉水的人群，那身边亲密的同伴，都会成为避难所，你的眼光和你的心躲在里面，逃避海的威胁。你必须无处可逃，听凭那莫名的力量把你吞灭，时间消失，空间消失，人类消失，城市和文明消失，你自己也消失，或者和海变成了一体，融入了千古荒凉之中。
王小慧：你写海的文字多吗？
周国平：很少。我这样写过：“瞥见了海的真相的人不再企图谈论海，因为他明白了康德说的道理：用人类理性发明的语词只能谈论现象，不能谈论世界的本质。” 你经常在旅行，走了世界上这么多地方，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次？
王小慧：我在《我的视觉日记》一书中曾写过，很难说清楚我最喜欢的地方，因为有太多地方让我留恋，每个地方又那么不同，那么富有个性，给我完全不同的感受，但印象最深的，可能最与众不同的旅行应当是在夏威夷的火山岛了。那里几乎没有游客，方圆几十里有时竟看不到一个人，也没有一棵树。那是我见到过的最壮观，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凝固的黑色的岩浆，那让人感到自己十分渺小的尺度，那让你觉得可以与上天对话的超现实的意境，还有那三天旅行中唯一碰到的岛上的居民，那位与海和一条狗生活的老人。那才是真正的孤寂，真正的独处，与这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天与地，与这美得无以复加但又单调与沉闷的景色相依为命，每天只面对大海沉思冥想，我是做不到的，当时我写道“我想我仍然只是一个凡夫俗子，偶尔要来感受一下这大自然的震撼力，却一天也离不开人群和城市。”我过去很多旅行是没有计划的，但我绝对不是那种到此一游。我去了无数次的地方，比如说巴黎，大家所谓的名胜古迹我就可能没有去过。我经常是无目的地去旅行。
周国平：无目的的旅行才是真正的旅行，有目的的就是工作了。
王小慧：对。出车祸之后大概有七年的时间，我非常的沉沦，完全是自闭状态。我其实没有停止创作，但都是给自己创作，所以我的早期作品是完全个人化的。然后，从 1996 年到 2000 年，那五年完全在全世界跑，没有目的，完全自由，非常开心。如果觉得这地方好，就多住两天，如果不好的话，马上就可以走。我有时候坐火车，小站就下来了，觉得喜欢就待下来，不喜欢就走。
周国平：这样真好，随兴所至，会有许多未知的因素，偶然的遭遇，意外的发现。
王小慧：我觉得对于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来说，那的确是应该的状态。自由的，没有束缚的，随心所欲的状态。

2.花有灵魂

在观赏者眼中，再美的花也只是花而已。唯有当观赏停止、交流和倾听开始之时，花儿才会对你显灵和倾谈。

周国平：在你的摄影作品中，花是一个很集中的题材，也最有名。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拍花？
王小慧：花卉系列的拍摄是很主观的，就像你说的，不在观赏阶段而在倾听与交谈阶段。我拍花常常在夜里，夜深人静之时，我真的感到花似乎有灵魂，在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讲述着它们的故事，展示着它们的存在，就像人一样各有自己的姿态、神情、性格与特征。与花的这种无声的交流，就好像两个不同的生命体在对话。我用近摄的方式拍，感到我的灵魂也好像进入了花里面，成为了一体。这些花柔美娇嫩看似很轻，但表达的都是生命之“重”。“生、死、爱”一直是我创作的主题，比起“关于死亡的联想”那样沉重的主题似乎轻松些、间接些，但其核心并不轻松，也许更广义，更坦然，更有哲理。
周国平：人摆脱了功利的眼光，就会发现万物都是生命，既独立又和我们的生命是一体，从而开始与万物交谈。
王小慧：我觉得花真的是和人有一种感应的。我的干女儿的妈妈，她的父母很喜欢养花，还曾经开过一家花店，在院子里种了各种各样的花。后来她父亲去世以后，无论她母亲怎么精心照料，是她父亲种的全都死掉了。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她母亲是很懂得怎样养花的人。类似的情况我也亲身经历过，在俞霖去世以后，留下了他心爱的水竹，高及天花板，我和父母无论怎样修剪叶子，施肥浇水，都不能阻止叶子一天天枯黄，一天天落下。等冬天过后，我们还抱着希望，也许它开春能再长出新芽，但它真的好像有灵魂一样，随着我先生离我们而去了。所以我真的相信花有灵性，同时我也觉得花和我能够相通，似乎我能懂得它的语言，在我拍花的时候，我总觉得是在和它们交流。
周国平：真正重要的是你的这种状态，而不是拍摄的技巧。
王小慧：花的生命短暂而灿烂，象征了生命的轮回。2003 年我准备 10 月份上海美术馆的展览时，我的设想是用 5000 支新鲜的莲蓬展示 五个星期，展示它从生到死的全过程。但那时候已经过了荷花开放的季节。荷花是夏天的花，一般到八九月份就没有了，所以我在九月底想找新鲜莲蓬的时候，几乎找遍了全国也没能找到几百支。花的供应商都说季节已经过了，人不可和天斗。可是，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偶然地从一个亲戚那儿听说，浙江有一个地方叫建德，那个地方出莲子，那里的人不把莲花或莲蓬当做花来欣赏，而只是为莲子，为了做月饼馅的莲蓉而栽培它们。结果我真的实现了我的愿望，在那里找到了 5000 支绿油油的莲蓬。
周国平：真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王小慧：当时我的策展人曾鼓励我说：“你一定能办到，因为你是王小慧。”这类事在我身上真的不止一次出现过。作为宝马的“年度艺术家”，在 2004 年 4 月在慕尼黑准备展览时，我要拍一个关于母亲的影像作品，题目是《又见梨花》，需要拍梨花。可是，拍摄的时间最迟可以拖到二三月份，而梨花通常四月才开。当时我也是找了很多的地方，梨花都没有开。我试过用腊梅、桃花甚至剪纸做假花代替梨花，都不成功。听朋友说偶尔在机场高速路旁看到过有两支散落的梨花，我们就去找，花了很多时间找到了，结果还是觉得太少，没办法拍。在失望而归的路上，司机迷了路，我们跑到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乡村，突然眼前一亮，发现成片的梨树，整整一个梨花园。这又成全了我的艺术创作。好像迷路是天意似的，这种使我赶在四月以前做好了这个的短片。我又一次相信我和花的缘分，相信花是懂我的，花是通灵的。德国人爱说我有“保护天使”，它可使我一次次大难不死，我相信我的“保护天使”用中国话说一定是个“花仙”。
周国平：不过，你拍花的技巧也是很特别的。
王小慧：我拍花其实用各种方法，比如冰冻、烧烤、碾压等等。曾经有位女孩子告诉我，她在一位女摄影师那里做助理，有一天她老板打开我的画册的一页，里面是一张带气泡的花，交待她任务，今天你不把它模仿出来别回家。她们想了各种办法，买了油、汽水、颜料，还找了另一个男摄影师来帮忙打灯光，至深夜也没模仿成功，结果她回家的车也没有了。我有些特别美的细节比如一些黑色斑点是腐烂发霉的痕迹，有些花我放了一年再去拍，已经又重新长出绒毛绽出新蕾。我开玩笑说，我太蹂躏花了，花神也会生气的，朋友说她们应高兴，因为你的艺术使它们永恒。
我想到以前妈妈好友讲过的一个笑话，某个皇帝的一个御厨，烧得一手好菜，很受皇帝宠爱，他有一个菜是用一把热刀，把生鸡蛋一切为二，里面是嫩嫩的黄，刀口是刚刚结起来的硬痂。别的厨子怎么也做不出来。御厨暗笑：他们哪知道我那鸡是吃芝麻喂大的。

3.细节、想象力与抽象

在孩子眼里，世界充满着谜语。可是，成人常常用千篇一律的谜底杀死了许多美丽的谜语。这个世界被孩子的好奇的眼光照耀得色彩绚丽，却在成人洞察一切的眼睛注视下苍白失色了。

周国平：有人评论说，你的抽象摄影常常是把细节推向极端的结果，我觉得有一定道理。
王小慧：我的抽象摄影实际上也就是把许多细节重新表现。
周国平：你很善于捕捉细节，在捕捉到以后，就在这个细节上驰骋你的想象力，幻化出与原物完全不同的形象。孩子都有这种本领。
王小慧：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我想起小时候住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妈妈“文革”中被迫住的。我们那层楼有一个公共厕所，这个公共厕所是没有人管的，很差也很破，包括水房啊什么都在那边，墙面剥落了，地上常有一摊摊的水迹。我每次上厕所时，看着地面上抽象的图案就能想出各种各样形象的东西，有时候像魔鬼，夜晚一个人上厕所时总感到挺恐怖的，人家说这个小孩怎么总是瞎想啊。后来我拍抽象作品，别人说你怎么知道那个是玻璃瓶子或者地上的斑马线上的图案？你怎么会把它们拍成好像是一个风景，我在小时候就习惯这样了。我好像一眼就看出来了，别人看了照片还要琢磨半天。最近我拍摄的纳米照片，可以说把微观世界放大到了极致，以纳米的尺度去观察物质，比如说拍一根头发丝的五万分之一倍，你能想象吗？我这样对你说吧，一毫米你应该知道吧，千分之一毫米是一微米，再千分之一微米才是一纳米。我与纳米的科学家一起拍，因为他们才会操作仪器，而且我找到的几十种素材都需喷上金再放到真空中培养后才能拍摄。但拍完的结果使这些科学家大吃一惊，虽然他们与我一起拍摄，但他们看到的只是物质化的抽象图样，而他们每天都看见的图像在我眼中，特别是在我组合再创作之后会成为那么不同的景象，所以有德国评论家说我的眼睛与常人不同。评论家 Peter Von Guretzky 曾经说：“她是以独到的眼光去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好像比我们多出了一个感官，能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每个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是那么即兴地摄影，似乎毫无计划，毫不经意地去注意我们根本不会看上一眼的东西，但事后当这些东西作为成果展示在我们面前时，你几乎不能相信这是我们一同看到的东西。我们对之司空见惯，由她用完全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了。”还有我拍的那个马蹄莲，我一拍，他们就说像个男人在走路，或者是女人在走路，它有一个胯骨的曲线，可是前面还有一个花心儿很像男人，后来就叫它“行走的人”吧，管它是男人女人。
周国平：从幼时的想象转到后来的抽象摄影，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小慧：你看这个也是早期的风景照片（翻画册给周看），那时候拍的有点受中国画的影响，我小时候学过中国画，拍得像水墨画。这已经有一些抽象的倾向了。这是我最早的国画，你看也挺抽象的。
周国平：这些国画都还在吗？
王小慧：这三张当时卖给了一个女医生。她是我的第一个收藏家，现在我多少钱想跟她买回来，或者用任何一个作品和她换，她都舍不得。
周国平：这些画是什么时候的？
王小慧：大概有二十三四年了吧。那是我刚出国第一年办的一个画展，画展这一辈子就办过一次。我觉得就是好玩，不是真的要办展，那时候已经有抽象的意识了。当时家里给我带来一卷宣纸，里面还裹着两瓶咳嗽糖浆，因为德国都是西药的。结果瓶子碎了，宣纸染上了一块一块的药水，所以宣纸就不好看了，废了。那个纸在德国特别珍贵，我舍不得扔掉，就用我先生给我刻的“慧”字的图章盖满，盖上了图章污渍就不明显了，然后在这底色上我画上了这个书法。
周国平：你的这组摄影拍的是残荷。
王小慧：对，叫“乱箭穿心”。当时一个报社的记者一定要采访我，我说你就来一个小时吧，来了以后，他建议说我们去散散步吧，我觉得特奇怪，那么冷的寒冬，他还真挺有诗意的，这个二十多岁的小男孩。
周国平：在国内吗？
王小慧：在天津，很多年前了，我说大冷天的散什么步，他说旁边南开大学有个很漂亮的荷花湖，我带你那儿去散步去。我说行，就带着我家小兰去了。我看到那个湖，真的特漂亮，有的地方冻了，有的地方没冻。我第一眼看见，就说乱箭穿心呀，那个倒影是心的形状。我拍了好多，中间胶卷不够了，还开车回去拿胶卷，结果一拍两小时，手冻得哆哆嗦嗦的。
周国平：我有个画家朋友也拍过残荷，在圆明园拍的，和你拍的这些有相似之处。我看了很惊讶，才发现残荷这么美，是天然的抽象画。
王小慧：所以说生活中的美和艺术中的美有时候是相反的，生活中的丑在艺术中可能会变成很美的东西。比如我二十年前拍的许多垃圾，破海报等等。
周国平：在生活中其实也不丑。
王小慧：生活中有些约定俗成的观念是错误的，是束缚人的。
周国平：实际上是从观念出发的，不是生活本身的东西。
王小慧：于是大家从观念出发以为最好看的风景应当是落日啊什么的，我觉得那是最俗气的风景。
周国平：第一个发现落日之美的人是天才，后来重复的人就是庸人了。
王小慧：大家都去表现的时候，其实就审美疲劳了。
周国平：大多数抽象摄影给我的感觉是不美的，但你的作品很美。
王小慧：不过话说回来，我不追求那些所谓的“美”。当然我不希望我的作品丑，但我追求的应当比美要多要深得多的东西。艺术家的看和普通人的看是两种不同的看，艺术家常常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有独特的视角、独特的眼光。如果去重复别人的眼光和视角，那么这种看做为一种艺术的意义也就不大了。很多艺术家苦于找不到自己的独特的视角和眼光，而这也是他个人风格形成的前提。
周国平：美是一种形式感，你在追求更深刻的内涵时，这种形式感始终在无意识地起作用，结果作品仍然会给人以美感。我觉得，好的艺术家一定有这种形式感，几乎是一种本能。把美当作目标的确是比较低的层次，作品就会肤浅、平庸。有些美学家提出审丑的概念，我认为也是肤浅的，好的艺术家不会在审美、审丑这个浅层次上纠缠。

4.抽象是简化和浓缩

西方绘画之从具象走向抽象，是因为有感于形式的实用性目的对审美的干扰，因此而要尽可能地排除形式与外部物质对象的联系，从而强化其表达内在精神世界的功能。但是，一种形式在失去了其物质性含义之后，并不自动地就具有了精神性意义。因此，就抽象绘画而言，抽象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标准，艺术家的天才在于为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寻找最恰当的图像表达，创造出真正具有精神性含义的抽象形式。

王小慧：我很想知道你是怎样解释“抽象”的。
周国平：前几年我参加过一个叫帕腾海默的德国画家的研讨会，他住在波恩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他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办过一次画展，在南京也举办过一次。后来，波恩美术馆请了几个人去德国开研讨会，我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回来后整理成一个稿子，这个画家很喜欢。他应该是属于极简主义的，有点像蒙德里安，但比蒙德里安更少一点。
王小慧：能否再解释得详细点？
周国平：我认为抽象绘画就是精神建构世界图像，这个图像同时是画家内在精神世界的表达。我原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既然要发言，就琢磨了一下。我就想，为什么西方绘画会发生这样一个从写实向抽象的转折，抽象越来越成为主流了？这和西方哲学发生的转折是相关的、一致的。西方哲学的转折是从康德开始的，他引起的思想革命是近代以来最大的。两千年来，西方哲学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认为我们感官所接触到的世界变化无常，是一个现象世界，背后应该有一个不变的、永恒的东西，那才是世界的本质，西方哲学就一直在寻找这个本质。康德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一点，就是我们感官所接触的世界确实是现象世界，但是我们靠理性去认识的世界仍然是现象世界，因为理性无非就是用逻辑去整理感官材料，使它们有条理，这样所得到的知识和现象世界背后的那个所谓本质还是毫无关系的。你用主观所固有的思维形式去整理你主观感觉所获取的材料，最后得到的东西仍是主观的，没有超出现象的范围。这个道理几乎说服了所有的哲学家，所以在他以后，如果还有哲学家说我要探究世界的本质，他就是外行了，他抱的就完全是一种过时的观念了。那么，我们怎么再认识世界呢？尼采就说，认识就是解释，而解释是多元的，从不同视觉对世界就会有不同解释。你可以看出，这样一来，认识者的主观就有了很大的自由。现代哲学家普遍认为，认识世界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你的意识去建构一个世界图像。这样一个观点就和绘画有关系了，因为写实绘画是要画出事物本来的样子，现在哲学告诉你，事物并没有所谓本来的样子，事物所呈现的样子是你建构出来的。所以我就说，抽象艺术就是对世界图像的建构，建构出来的是一个可能的世界，世界有无数种可能性，你建构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
王小慧：关于抽象的问题其实我也没想太多，但摄影的抽象与绘画的抽象似乎是不同的。摄影最早大家都追求逼真，摄影术发明以后，肖像画家生意就被抢掉了。再后来逼得好多画家就不画写实的了，因为写实你总比不上摄影吧。但是，摄影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还去追求怎么逼真就又毫无价值了。有人说，当代艺术共有的特征是形象的抽象和思想的具体。摄影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这是与它不断摆脱仅仅再现外部世界的记录性功能分不开的，它在寻找自己独特的语言和表现方法。我以前拍了很多写实的东西，后来就不做了。虽然我的纪实作品得国际大奖，许多作品人们至今还津津乐道，但它绝不是我现在或今后创作的内容了。后来我故意不去写实，越疏离，而是搞纯抽象摄影，距原来的形象越远，我觉得越有意思。而且纯抽象也不是一眼能看出来的。刚拍抽象的时候，人家会夸奖你多像什么具象的东西，这个是雪景，这个是雾中的山。
周国平：你感觉特别受侮辱吧。
王小慧：没有，刚开始还蛮高兴的，后来就不喜欢了。其实何必要让它像什么，你欣赏它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它像什么。我现在也特别不喜欢人家说，啊呀，你这个作品真的像油画一样的。像油画就好吗？摄影有它自己的魅力。我愿意后期去加工它，是因为我想强调我想要的东西。我想有意克服摄影技术上的局限。比如你拍我的话，我的脸是清楚的，手也是清楚的，以专业术语解释的话，我们是处于同一“景深”之中。但假如我要想手不清楚而强调脸的话，我就用一些后期的手段把手变得不清楚。如果是用照相机去拍，它是很忠实于距离的科学道理的，不可能手清楚而脸不清楚，因为处在同一个距离。或者是背景不清楚，或者是近景不清楚，但是同一个距离不可能有清楚有不清楚。想让脸清楚，身体不清楚，项链不清楚，手中的东西不清楚，你就得后期去修正它。纯抽象的形式我也特别喜欢，西方建筑学有种说法：“形式即内容”。我是学建筑学的，受西方这种包豪斯的正统的教育，这么多年了，根深蒂固的，对简洁的美特别欣赏。我是非常喜欢极简主义的，包括别人说你的家怎么那么单调啊，都是白的，都是直线，没有装饰。我读书时学的理论说，“装饰即罪恶”。一切都有它自己的形，如果再人为地去加些不必要的“装饰”，我就觉得形式太乱了，不单纯了。我特别喜欢单纯，连家里摆一束花都要同样的花，一色白或一色黄，而像日本插花，各种各样的人工雕琢，不同色彩的精心搭配，我就不喜欢。我喜欢单纯的、简易的、原始的东西。今年春天我的绿化工人说，想帮我在阳台上配一个景，我就担心各种各样的花草，反而不好看了，我想种些秋天的芦苇，我想要高，只有芦苇比较高，而且长得快。绿化工人不解，他觉得照他的方案配上不同色彩的花才好看。芦苇多枯燥啊。我喜欢简洁的表达方式，也就是和生活的距离拉得远一些。我不喜欢自然主义的表达，不想让艺术作品再现生活。
周国平：你理解的抽象就是形式吗？
王小慧：不是，但对摄影来说是。我是把它浓缩、提炼。就好像是把化学的元素提炼出来。抽象是把复杂变为单纯与简洁，而这单纯与简洁并不意味着枯燥，它虽然将各种物体简化为一些基本的视觉要素，诸如形、色、肌理等等最低限度的视觉符号，但往往最简单的符号最一目了然。同时，经抽象了的形象因为失去了具体性，反而可能使画面有了一种理解上的多义性，这种理解与观赏者的人文背景紧相关联。在建筑学上，把可视的东西归结为形、光、色，形又分实体的形和空间的形，人们一般都注意实体的形，但是空间的形更重要，它对人的心理感觉有最大影响，你想一想在教堂里的感觉是什么样的。空间的形对人的心理的、视觉的影响其实很大。
周国平：建筑学里面有这种提法吗？就是空间的形和实体的形的区别。
王小慧：好像不系统。我在我的硕士论文中谈了，分析得挺具体的。这书都二十多年了，还在印，说明大家还在看。我分析就连实体的形都是有点、有线、有面的，比如说一个点的形，点又有实的点和虚的点，有很多讲究的，我举了很多例子，看到五花八门的建筑，最后就压缩成这些东西。把建筑的视觉符号抽象了分析它。
有评论家说，我的这类抽象摄影作品是把材料加以浓缩使其超出自身的含义，它不仅表现了材料构成的美感和形态塑造，而且给了单纯的表现以更多理解的可能性，更多的想象空间，更广范围的表达，最不被注意的东西由此与最有美感和震撼力的东西联系到了一起。所以，抽象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寻找、简化、精练、浓缩的过程，将复杂变为单纯和简洁，好像一系列的化学反应程序，往往抽象的形态最能表达本质的东西。
周国平：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直觉非常重要，打一个比方，就好像开了“天眼”，能够看见具象世界背后的东西。你的抽象不是概念的演绎，更多是直觉，所以让人感到特别自然。我不喜欢刻意做出的观念艺术。
王小慧：我不喜欢每一张照片都给它一个固定的名字，我喜欢有系列的，或者总体上是观念性的。所以那位美国的学术权威说我做的不是“观念艺术”，但是我是“观念性的艺术家”。他还发明了一个可以用来描述的词是“conceptualizing”, 是一种现在进行时的含义，不是我们通常比较狭隘的“观念艺术”的理解。这个观念是流动的，不能单独地判断。比如“视觉日记”那样的照片单独地、割裂地去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个很纪实的东西。但是长久地去看，我十几年如一日地做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观念性的艺术。举个例子来说得更明白些，曾经有一位艺术家做过一个简单又很难做到的行为艺术，就是把自己关起来，一个小时打一下卡，整整打了一年。打卡这个事情很普通，很多公司上班族天天要做，但是他把这个事情连续地做下来，睡觉的时候也做，测试到了自己的极限，人的极限承受度，就是“观念艺术”了。
周国平：现在你最喜欢做的事情还是摄影吧，在做的过程中很享受。
王小慧：虽然我现在创作面很广，形式也很多，即非常跨界。我对其他领域创作比如雕塑、影像、新媒体也感兴趣，但如果很久不拍照片，我就不开心，拍照的时候最开心。我说的拍照不是日常意义上的拍照，那我每天都在拍 “视觉日记”，我说的拍照是指创作。因为现在的创作比较观念性，因此想的时间更多，真拍的时候并不多的。《女人的上海花园》拍摄只拍了三天，《上海女孩》也没拍多长时间，至多十天吧。就是拍的时间少，后期制作的时间长，准备服装、道具的时间也长，构思孕育的时间更长。还是觉得拍照的时候最开心。

魂与艺
艺术是生命的自由活动
我相信若要在艺术上取得突出的成就，是必须有相应的天赋的，所以在任何理想条件下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大艺术家。然而，另一方面，广义的艺术原是生命的自由活动，在此意义上，每个赋有正常生命本能的人就都具有广义的艺术创造的潜能。可惜的是，在大多数人身上，这种潜能始终未得开掘，甚至因生活的重压、职业的限制、功利的争逐而萎缩了。
人有两种活动，一是生命的自我娱乐和自我享受，一是消耗生命以谋求外在的利益。一个人若因客观的逼迫或主观的欲念而过于操劳操心于后一种活动，前一种活动就必然被压抑，久而久之，性灵终于磨灭了。这样的人即使以绘画为毕生职业，他也只是一个从事着功利活动的画匠，他的作品必定缺少生命和艺术的光辉。相反，如果一个人的性灵足以抵抗功利世界的压力，智慧足以看淡功利世界的诱惑，在当今这个极端功利社会中仍能陶然于生命的自娱，那么，无论他是绘画、写作、歌唱，还是仅仅有滋有味地生活着，他都无往而不是生活在一个真正意义的艺术世界之中。

艺术中的真和美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只有两件事是最重要的：第一是要有真实、丰富、深刻的灵魂生活，第二是为这灵魂生活寻找恰当的表达形式。前者所达到的高度决定了他的作品的精神价值，后者所达到的高度决定了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
如果说前者是艺术中的真，那么，后者就是艺术中的美。所以，在艺术中，美是以真为前提的，一种形式倘若没有精神内涵就不能称之为美。所以，美女写真照不是艺术，罗丹雕塑的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妓女则是伟大的艺术作品。

艺术的个性与人类性
当我们谈论艺术家的个性之时，我们不是在谈论某种个人的生理或心理特性，某种个人气质和性格，而是在谈论一种精神特性。实际上，它是指人类精神在一个艺术家的心灵中的特殊存在。因此，在艺术家的个性与艺术的人类性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他的个性的精神深度和广度及其在艺术上的表达大致决定了他的艺术之属于全人类的程度。在这意义上可以说，一个艺术家越具有个性，他的艺术就越具有人类性。
艺术没有国别之分，只有好坏之分。一个好的中国艺术家与一个好的西方艺术家之间的距离，要比一个好的中国艺术家与一个坏的中国艺术家之间的距离小得多。人类精神在最高层次上是共通的，当一个艺术家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了这个层次，为人类精神创造出了新的表达，他便是在真正的意义上推进了人类的艺术。

艺术家没有社会使命
我不怕危言耸听，宁愿把话说得极端一些：我认为艺术家没有社会使命。当然，一个人除了做艺术家之外，还可以有别的抱负，例如做革命家、改革家、社会批评家等等。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属于他的后面这些角色，而不属于他的艺术家角色。
如果一定要说使命，艺术家只有精神使命和艺术使命。在精神上，是关注灵魂，关注存在，关注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在艺术上，是为之寻找相应的表达。简言之，艺术家的使命就是创作出有深刻精神内涵和精湛艺术形式的好作品。毫无疑问，这样的作品一定能在社会上发生有益影响，但是，这不是艺术家刻意追求的目的，而只是自然的结果。

1.艺术与哲学

哲学与艺术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形式，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好的艺术作品必有一种哲学的底蕴，传达了对世界和人生的一种基本理解或态度。但是，哲学在作品中应该隐而不露，无迹可寻，却又似乎无处不在。作品的血肉之躯整个儿是艺术的，而哲学是它的心灵。哲学所提供的只是一种深度，而不是一种观点。哲学与艺术的最差的结合是，给艺术作品贴上哲学的标签，或者给哲学学说戴上艺术的面具。

王小慧：艺术家应当用他的艺术表达对人生的思考，那怕仅仅是提出问题。我曾说过，在艺术中真比美更为重要，那些仅仅用技巧来制造美的人，在我眼里不是艺术家，他可能只是一个高超的手工艺匠人。
周国平：对，你说的实际上是指作品的内涵，这是第一位的，如果内涵贫乏，所谓美就只是技艺罢了。
王小慧：那天我给大家讲德国的设计，真正好的设计一定要实用的，首先要实用，不实用的设计再漂亮也没有用。功能第一，这是德国的设计方式。
周国平：不把审美也看做是设计的功能的一部分吗？
王小慧：可以说是精神上的功能。有时候设计上精神功能更重要，我并不反对精神功能，但是原则是不能妨碍基本的实用功能。如果精神功能和实用功能是有矛盾的，你一定不要牺牲实用功能，能附加上精神功能当然更好。所以那天我在为大众汽车活动讲德国设计时就说，主持人洪晃的衣服胸前有朵花，花是装饰，装饰就属于精神功能，有了花衣服就好看嘛。但是如果有了花不好穿、不好坐，假如屁股后面都是花，坐也不能不坐，那就很不实用。
周国平：实际上也会影响审美的感觉的，如果你感觉到它妨碍了生活功能的话，你会觉得累赘的。不过，现在工匠很多，艺术家太少了。
王小慧：我讲座的时候，从不回答技术问题。
周国平：工匠很多，艺术家太少了。
王小慧：在中国好多人比较重视工艺性的劳动，比如说油画可以卖很高的价格，因为油画可能要画几个月，摄影就是很快拍出来的东西。很多人把“工”看得很重。可是，好多大师的作品，可能就是一个线条，你说那个线条多少时间画出来的？更有甚者，也许是个现成品。最著名的“现成品艺术”的开山鼻祖杜尚用一个小便池作为他的艺术品展出，现在这个小便池价值连城，你说那里有他任何手工在里面吗？他的“工”不是手工，而是脑力劳动，是颠覆性的思维方式，是他在艺术史上不可磨灭的革命性的一步。这些才是真正价值所在。靠手工而提高价值的充其量是工艺品。就像好的设计可能用便宜的材料甚至是废品做的，在西方价格仍然可以卖得很贵。因为好的设计不是在卖材料，是卖创意。创意与材料之间相差越悬殊，设计应当是更好的。
周国平：艺术中真与美的关系，实际上涉及哲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尼采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哲学家和艺术家的使命是一样的。大自然为什么要产生哲学家和艺术家？因为在大自然本身的过程中，人类的生存是没有意义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重大的缺陷，所以需要产生出哲学家和艺术家，来为人类也为大自然创造一种意义。哲学家是从理论上来解释和证明这个意义，艺术家不是这样，他创造出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所以尼采说：艺术是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不过，艺术家这样做不是有意识的，只是结果，他的作品阐述了生命的意义。真正的艺术大师往往都有一种哲学性质的冲动，只是自己未必意识到。文学家可能意识到，因为他的手段是文字，和哲学家比较接近，画家、摄影家、音乐家就不会明确地意识到。
王小慧：他可能有这种背景。
周国平：这个背景不是他经历的事情，而可能是一种情绪。
王小慧：艺术家是很直觉地，很感性地，而不是理性地去思考哲学的问题。
周国平：起码他在无意识中有对生命意义的一种关切。哲学无非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灵和肉的关系，一个是生和死的关系，其实所有的哲学和宗教说到底都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王小慧：我没有思考，可是我的好多作品都和它们有关系，不是有意识地去解释哲学问题，是在无意中反映了哲学问题，或者说碰撞到了哲学问题。
周国平：所以我觉得你的许多作品是有哲学意味的。其实哲学不是一门学问，是不是看哲学书不重要，一个好的艺术家本身就有哲学的直觉，对那些有哲学意味的现象、场景、细节，他会有一种敏感，不是思考，是直觉一下子触到了本质。
王小慧：艺术家有时候碰到了，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所以需要哲学家来诠释。
周国平：艺术家应该是直接创造，艺术家有太多的思考反而是坏事。
王小慧：艺术家是不是有义务提出问题？或者说艺术的意义是不是要提出问题？
周国平：关键是用什么方式提出。好的艺术作品都是在提出问题。艺术家没有必要在作品之外去讨论这些问题，那是批评家的事情，让这些没有创作才能的人去讨论吧。尼采特别看不起批评家，他认为批评家是靠艺术家为生的寄生物。
王小慧：可是现在中国有好多艺术家都依赖批评家。
周国平：那就不是真艺术家了，他们之间是一种商业的关系。其实，我看人不看他是哲学家、艺术家还是批评家，这些只是社会分工。人和人的根本差别在灵魂，换一种说法，人在精神上是有种的差别的，这种差别实在太大了，并不比人类和其它动物的差别小。不管你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你是什么种都一定会表现出来。要说沟通的话，是有一个前提的，先天的东西必须是相互靠近的，才谈得上沟通。

2.个性和社会责任

对于艺术家来说，重要的是找到仅仅属于自己的眼光。没有这个眼光，创作一辈子也没有作品，世界再美丽富饶也是别人的。有了这个眼光，就可以用它组织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一个艺术家的存在理由和价值就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别人尚未发现的新大陆，一个仅仅属于他的世界，否则无权称为艺术家。

王小慧：我不喜欢现在的这种跟风和模仿，很多艺术家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往往是看什么能有商业价值就去做那一类的作品，甚至更简单地走捷径，看某一类作品走红，就改头换面地抄袭、仿造。我们在艺术博览会上会看到很多作品，远看似乎是某一个艺术家的，走近一看其实不是，而是非常相似的一类作品，这样的作品在我眼里是没有价值的。
周国平：对，无论在艺术界，还是在学术界，都是只有少数人在创造，多数人在制作和仿造。我说的这少数人，一定都是有自己真正的兴趣和想要解决的问题的，这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和独特性。如果没有，就只好在外部动机的驱策下从事制作和仿造了。
王小慧：艺术家必须有个性，在做人上也是这样。曾经对我影响很大的一家人，德国收留过我七个月的门可教授和他的雕塑家夫人，他们有一个儿子，一个很有才华的画家。在他当时还是一所艺术学院的穷学生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个名模，但他知道这个名模很可能会对他不屑一顾。于是有一天，那天是愚人节，他打了一个电话给这个名模，说自己是什么制片人，要选演员，想和她谈谈，有一部电影想让她演。那个名模打扮得漂漂亮亮地来赴约了，他给自己贴了假胡子，化妆成一个大牌制片人的样子，这是他们恋爱的开始，他的别出心裁使他赢得了这个女孩的芳心。
周国平：女孩受骗了，但发现受骗的滋味很好，这个骗子很可爱。
王小慧：不过这个女孩后来被他的教授“抢”走了，因为那个教授是德国最著名的画家之一。此人有个性也是出了名的。为此师生二人绝裂。不过言归正传，艺术要有个性，没有个性也就没有艺术，而艺术的个性首先是因为艺术家有个性，艺术家的个性又往往是与他的才华成正比的，越有才华的艺术家越有个性，甚至往往表现出很多怪癖。他们有超人的才华，这是他们的怪癖的资本。还以那位世界最伟大女高音之一的丽莎为例，当她单枪匹马闯荡美国的时候，她第一次得到了和大都会歌剧院签约演唱歌剧的机会，她的经纪人要给她开新闻发布会，她拒绝了。她说，如果我凭我的声带不能征服美国，再多的宣传也无济于事。当今我们娱乐圈的现象正好相反，太注重包装，包装里面往往空无一物，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现在许多艺术家想成名就相信包装，而不是靠自己的实力。也有的艺术家小有名气就耍大牌，其实这种“摆谱”根本不是个性。像丽莎这样凭借真实才华表现出来的尊严才是真正的个性。在她告别歌坛很多年后，她得了一个瑞士国家级的大奖，她是瑞士人，当时生活在西班牙，她不去领奖，颁奖的人觉得非常奇怪，因为还没有一个得这个奖的人不是亲自去瑞士领奖的。她一生得过很多奖，但从来不把这些看得很重要。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怪癖。但是我能理解，我跟她深入交谈过，她从心底里鄙视所谓的荣誉，至少那对她的生活无足轻重，真正看重的是自己的平凡生活。对于她来说，她的先生晚上陪着她一起入睡，入睡之前对她说“我爱你”，而且要几十年如一日，否则她难以入睡。这些对她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周国平：我很欣赏你说的这位艺术家。真正有个性的人一定是非常真实的，他只是顺应自己的真实秉性做人和处世，习俗和舆论都不能影响他，甚至根本不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有没有怪癖不是标准，我倒觉得，伟大个性的共同特征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我称之为丰富的单纯。
王小慧：由个性问题我想到艺术家的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大家都在谈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但我很难想象一个艺术家只关心社会，不关心个人，他的艺术是种什么东西？这一点我得听听你的意见了。
周国平：我认为自我始终应该是一个核心，这个自我是精神性的自我，和灵魂同义。我不相信一切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灵魂中没有问题，就等于没有灵魂。你仔细看就会发现，灵魂中的问题其实都是人类精神的共同问题。所以，所谓灵魂其实就是人类精神在个体身上的存在形式。那么，当一个人关心自己灵魂中的问题并且试图解决它们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走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了。只有这样，你在关心社会问题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方向，一种基本的价值观。你说你关心社会，可是如果你不关心你自己的灵魂，我就有理由怀疑你的所谓关心社会究竟是为了什么，这种关心既然没有精神上的动机，就只能是功利上的动机了。
王小慧：作为学者，你们是怎样做的？
周国平：基本上是两种方式。一种是比较单纯地做学术，就是弄一个课题，找资料，做分析，写成论文或专著之类。一种就是关心社会，一些人有点像幕僚，接受政府部门的订单，调查研究，出谋划策，另一些人则作为在野人士，对社会问题积极发表言论，指点江山。这些人表现出一种社会使命感，在一段时间里往往也能成为社会上的风云人物。我和这两种都不太一样，学术也做一些，比如翻译和研究尼采，言论也发一些，比如批评现行教育，但更多是关注人生问题和精神生活问题，写这方面的文章。
王小慧：你怎么看这些有社会使命感的人呢，不管是学者还是艺术家？
周国平：应该有社会使命感，但是使命感不应该是外在的。我发现，相当一些所谓有社会使命感的人，他们往往带有功利目的，图名图利，比如引起当局的注意，不同方式的注意，喜欢或是讨厌，讨厌也是一种方式，真有人是借此牟利的。
王小慧：我就记得有一幅漫画，画一个作家脱了裤子，撅着屁股，说：“赶快打我吧，我好出名啊！”
周国平：这很形象。我不认为我不关心社会，但我有我关心的方式，而且从实际效果来看，我对社会是有好的影响的，这从青年人对我的书的反映就可以看出来。不过，这也不是我所追求的，我从来没想过要做一个青年导师，我做不了，这个称号完全不适合于我。我这个人是很个人化的，我跟你一样，只是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罢了。我写作是因为我觉得有乐趣，当然我不是没有动机的，动机是要解决我自己内心的问题。我这个人从小就是一个多愁善感、比较脆弱的人，容易想不开，所以就使劲地想啊写啊。不是写文章，在很长的时间里是写日记，写作成为我的职业是很晚的事情。
王小慧：如果我要关心社会问题，我不会直白地去说，我也是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说《上海女孩》，是表现了现在上海女孩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我知道前些时候有的艺术家在网上拍卖三鹿奶粉，我认为太直接了，我宁愿和现实拉开一点距离。如果说作为艺术家有社会责任，我宁愿去搞我的艺术品拍卖，然后真的把钱捐给小孩。反正我觉得没必要直接去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甚至统计学家做的事情，这不是我的方式。
周国平：这也许有社会意义，但不是艺术。
王小慧：有的人认为是艺术，或者认为是当代的艺术。
周国平：因为直接介入社会？
王小慧：对，直接介入社会问题。
周国平：像这样的问题一直是有很多争论的。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法国，萨特和加缪都是法国优秀的哲学家、文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就争论得很激烈。萨特强调介入，直接在现场，他很受青年爱戴，是一个偶像级的人物，他人格很好，也确实讨人喜欢。加缪则认为，作为文学家不应该直接介入，应该用作品来说话。我同意他的看法，作为一个作家，你应该去写你的灵魂对社会问题的感应，而不是直接参加社会活动。后来他们两个人都参加了抵抗运动，萨特认为理应如此，加缪认为是形势所迫，作为一个公民不得不站出来。我认为，凡是从事精神工作的人，不论是哲学家、作家、艺术家，和这个社会都是应该有距离的。起码可以这样说：当你直接介入社会活动的时候，你不是作为艺术家，而是作为社会活动家。所以我不喜欢现在的许多行为艺术，其中不乏哗众取宠之辈。艺术家还是要管好自己的灵魂，管好自己的自留地，有灵魂和自留地就行了，你是带着灵魂去种地的。光是自留地，没有灵魂，当然是很浅薄的。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一个正真的人，他对社会问题总是有反应的，总是会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当然也可以直接表现社会的题材，但是一定要用艺术的方式。
王小慧：一是要用艺术的方式，二要有意思，不要为了社会责任而做。还有一点，我觉得艺术家还是要纯粹一点。
周国平：动机如果是为了功利，为了引起注意，这是卑鄙的。为了显示自己有承担，有社会责任感，这是做作的，是在演戏。动机必须是真诚的，真正感觉到有切肤之痛。评判的标准是艺术，并不是你表达了社会题材就是好作品，表达社会题材也可能是垃圾。
王小慧：艺术史上有人因为参与了社会问题而出名了，一些人觉得这是捷径，他们没有毕加索那样的天份。
周国平：动机不纯，能力又不足。
王小慧：还有就是耐不住寂寞，我觉得真正的艺术家是能耐得住寂寞的。
周国平：从事精神劳动的人都必须有这个品质。你可以参加社会活动，但是真正的创作一定是在寂寞中完成的。
王小慧：包括心态，如果受太多干扰，没有平静的心态，就不会有好的创作。现在好多年轻艺术家还未出道就在挖空心思想如何走捷径，如何趁早出名，实在是很糟糕的现象。
周国平：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我再说几句。我认为应该有这样的担当，但是出发点必须是一种精神关切，用我的话说，就是做一个守望者，守护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瞭望社会进程的精神走向。我发现那些一心要做风云人物的人，相当一部分其实是没有操守的，他们不停地在变，昨天鼓吹西化，今天捍卫国粹，昨天强调变革，今天赞美体制。我从这里就做出了一个判断，他们的所谓关心社会是很功利的，灵魂中完全没有根基。我曾把中国知识分子和俄罗斯知识分子做比较，像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这样的大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这样的批评家，他们都是非常关心社会的，但你看他们的作品就知道，个个灵魂里都充满痛苦的追问，都有广阔而深邃的个人精神生活。中国的作家、学者有几个是这样的？可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要在社会问题上发言。艺术家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灵魂生活，不关注精神价值，所谓关心社会就只是一种表演，而且往往是有利可图的表演。那个评论家说从小我到大我，如果小我是指个人灵魂，大我是指社会关切，那么，前提是首先得有饱满的小我，然后才会有真实的大我，如果小我是空洞的，大我就绝对是虚假的。
王小慧：对，对，讲得真是太精彩了。
周国平：中国很多人是没有精神性自我的，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毛病，不光是从现在开始的。
王小慧：你觉得不是现在才有的？我以为你是在说现在。
周国平：现在的商业环境中更严重了，但不是现在才有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两样东西是没有地位的，一个是上帝，上帝是一个符号，其实代表最高精神价值，另一个是个人。我们从来只重视社会，为了社会的稳定，把上帝和个人都牺牲掉了。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这一套东西，其中哪里有个人灵魂生活的影子？西方文化是把上帝和个人看得比社会更重要的，社会应该为精神价值和个人自由服务，而那样的社会恰恰是高质量的。世界历史上的四大导师，苏格拉底、耶稣、佛陀都是灵魂导师，而孔子只是伦理导师。你在中国历史上能找到一个灵魂导师吗？根本没有。
王小慧：艺术家有没有责任解答现实社会的问题呢？
周国平：我的回答是没有。
王小慧：我也挺困惑的，过去我不太关心社会，只关心我自己的心灵。但被看做是太个人化，我也在怀疑自己是否应多关心社会问题，否则就缺乏责任心。
周国平：这不是责任的问题，如果你作为责任去做，肯定是坏的艺术。如果一个艺术家是敏锐的，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会感受的，在作品中会表达出来的，这是个自然的过程，从结果来看，有社会意义。不应该是追求的，而是自然的。

3.最好的文化无国籍

一切关于东西方文化之优劣的谈论都是非文化、伪文化性质的。民族文化与其说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概念。在我眼里，只存在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化宝库，凡是进入这个宝库的文化财富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籍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必定是共通的，是属于全人类的。那些仅仅属于东方或者仅仅属于西方的东西，哪怕是好东西，至多也只有次要的价值。

周国平：你是一个中国艺术家，却是先在西方获得成功再回到中国来的，这样的例子不太多。你在西方做艺术的体会是什么？
王小慧：在当今西方中心的强势文化中，一个东方艺术家要获得认同，首先靠的是独特的“自我身份”，否则会被淹没在成千上万艺术家的大海里，那个大海是无情的。无论在巴黎、纽约或柏林，多少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聚集在那里，用我那位大牌艺术经纪人的话来说，是比海边的沙子还多，有很多还在为基本的生活而奔波甚至说在挣扎，谈不上随心所欲地自由创作。有很多人在等待机会，等待着被发现，被接纳，被认同。就像作家祖慰在一篇对我的艺术的评论中描述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无数，能有几个像唐三藏那样修成正果？有些人一辈子就在等待中度过，更有些人半途而废，失望而归。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自我，并不那么容易，就像在大海里游泳既要认明方向又不能溺水一样。
周国平：的确不容易，如果我在西方混，一定会被淹没。西方人怎么看你的作品？
王小慧：中国人看我的作品很现代，很前卫，很西化，西方人看我的作品却很含蓄，很有东方味。我个人觉得我的作品有东方的血脉，又有西方的营养，既亦此亦彼，也非此非彼，说到底是我自己的个人化的东西。
周国平：对，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文化是无国籍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关键是要凭借你的独特的个性领悟普遍的人性，对人性有新的认识和表达。从空间来说，好的艺术应该能贯通东方和西方，从时间来说，艺术家的个体创作与历史传统之间也应该有一种连贯性。我自己感到，我的哲学思考是离不开历史上哲学大师的思想的滋养的。
王小慧：我的工作室家具是我自己设计的，其中三个大桌子可以印证你以上观点，黑色木质桌子中间有一条不锈钢带，上面用中英文刻着许多东西方古往今来的大哲学家、思想家或是作家的名言——你会发现，他们虽然当年相隔万里，互不可能相识甚至不可能听说对方，因为也许时代有数百年之差，但说出的话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周国平：你喜欢读什么样的书？
王小慧：很惭愧，我看的书很少的，我说我连草也没有吃就得挤奶，哈哈。不过如果读书我喜欢不讳涩的、易读的、文笔好的，比如你的书。过去《走向未来丛书》我很喜欢，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一些东西，看了能懂能记住。还有些小说像王安忆的《长恨歌》、莫言的《许三观卖血记》或是翻译本《廊桥遗梦》等等，当然我太少时间看小说了。
周国平：德国是哲学之国啊。
王小慧：我是感性的人，会花很多时间写梦啊、情感啊，对外头的事情不太关心。以前我看展览都很少，像威尼斯双年展这样的艺术盛会，我是这几年才开始关注的。人扎堆儿的地方我就不愿意去，宁愿自己在家里待着。我也不看报纸，其实是很封闭的一个人。
周国平：这就对了，报纸、电视什么的，如果你喜欢看，看得下去，你就不是一个艺术家了。好书还是应该看，不看可惜了。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大的艺术家？比如你谈到康定斯基，你很喜欢他吗？
王小慧：我喜欢他，特别欣赏他的人格和对艺术的坚持。好像有点“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劲头。他的学派是在慕尼黑发展的，慕尼黑有他的美术馆。他的风格走到抽象时当年被纳粹看为毒药，被公开批判。他说他自己在被人吐过唾沫的画布上继续作画——这种坚持精神真的很伟大，很难得。中国“文革”时有多少文人艺术家迫于政治压力而妥协甚至背叛呢？不过他与其他不少我喜欢的艺术家一样，并没有对我产生特别的影响。我自己觉得我一生还没有特别崇拜的某一个人，我就说我没有偶像吧，从小到大都没有。当然我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除了建筑学是科班，其他的我后来做过的任何事情，我都没有系统学过。
周国平：这也可以是优点，未必是你的缺点。
王小慧：我觉得是我的弯路，我这一辈子就是在走各种的弯路，没有真的朝着一个目标去走。我也喜欢这样，像漫游一样，比如在意大利的小渔村，或者西班牙的海边，看到喜欢的就待下来了，我喜欢这种状态。漫游状态的人生之旅。可是，现在的社会是很讲究目的性的，大家不断在讲如何在更短时间内追求最大的效益，讲增长速度，讲“出名要趁早”，讲“包装上市”——包括艺人、艺术家从另外的意义上的“包装上市”。所以可以说我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艺术家，跨越边界的不同方式，我都愿意尝试，我也不在乎这样试的结果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我真的很重视自己的感受，我喜欢的事情，我就执着地去做。哪怕别人都说不好，我可能还会坚持，当然我有时候也会反省一下，看我是不是做得不对。
周国平：许多艺术家有一种焦虑，历史上大师太多了，很难摆脱他们的影响，有新的突破了。你就没有受到某些艺术大师的影响？
王小慧：我觉得没有，因为我根本就没研究过他们。我喜欢创作力旺盛那一类型的艺术家，比如说毕加索，他这辈子创作的跨度这么大，涉及那么多流派，那么多风格，那么多样式，每一种他的成就都极高，这本身就已经很不得了了，至于他人格上有什么缺点，我都觉得无所谓，和艺术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还有那个刚才提到过的建筑师叫勒•科比意，他的建筑你可能会觉得很丑，但是他一辈子也是在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在做各种各样的东西，绝不重复。这种能够不断超越自己的艺术家，我是最赞赏的。
周国平：看来你没有那种所谓影响的焦虑。
王小慧：我拍的电影，有的人会说像某一个大师的作品，可是那个大师的电影我连看都没看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你说这是表扬吗？刚出道的时候，我也会生气，但是时间长了，也许就当个表扬来听吧。
周国平：你的这种状态挺好，凭自己的直觉来创作。
王小慧：你看过我的电影《破碎的月亮》吗？全部都是用大电影的全套技术和班子来做的，最后的完成片却是一个十五分钟短片。电视台和报纸采访我的时候，他们就说特别像俄罗斯一个电影大师的作品，现在我又把他的名字给忘记了。后来也没去看他的作品。我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大师，他们就觉得你没有说真话，你用的就是人家的镜头语言和镜头感觉。上周我在广州碰到一个电视台工作的人，她说拍过六个纪录片，让摄像师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看我的《破碎的月亮》，分析我是怎样运用镜头的，她们觉得我镜头用得太讲究了。我可没这么研究过别人的电影。你是知道的，之前在中国还没改革开放，怎么可能看到大师拍的电影？他们也不想想，当时我什么都没学过，只是电影学院的旁听生，随便写了这样一个小剧本，拿到了巴伐利亚州的剧本奖，有了这笔钱才能拍这个片子。
周国平：你做这个片子的时候还在德国上学吧？
王小慧：对，当时我就是特别想读艺术，音乐也可以，但电影最好。
周国平：电影把你所有的爱好都综合了。电影本身有综合性，各种元素组合在了一起。
王小慧：包括视觉的，音乐的，文学的……我特别喜欢电影，但那时候没机会去读电影专业了，就拿到了电影学院旁听的资格。这也不容易，全年也就只有三个名额。我的剧本他们觉得特别好，就被推荐参加政府电影奖的评选，结果没想到得奖了。上剧本课的时候，我谈到自己有一个创意，我最早是想写梦，梦游者或者梦本身。最开始的梦也没有那么完整，就是说生、死、爱这三样对我都挺重要的东西我想表现它们。我还想表现陌生感疏离感。这城市对于女主人公是陌生的，她对于这城市也是陌生的，她看场景都是从窗子看过去。为了拍这个窗子，我跑遍了慕尼黑。他们的窗子都很高，都有地下室，房子都很结实，一楼的窗子在马路上走是看不进去的。最后找了一个酒吧，窗子是事后人为挖低的。到后来当然是发展出了更多场景，特别是开头和结尾，我把月亮这个中国的元素放进去了。“床前明月光”的意象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人睡不着觉，梦游，跟思乡的情结有关。她最后的那种恐惧啊、那种逃避啊、包括在十字路口站着不知何去何从啊，都是我当时的心情写照。那是 1993 年，出了车祸没多久，非常彷徨。她寻寻觅觅，不知道往哪儿走，有些东西让她震惊，也有东西让她向往……她不断地设问，问了自己很多问题。所以德国人评语上说这是一个让人沉思的电影。它没有情节的紧张度，是慢节奏的影片，但是并没有让你觉得节奏慢了就没意思了，一直还能抓着你。
周国平：我看了感觉也很好。很安静，很慢，但是情绪很浓。挺大师的啊。
王小慧：十五年前的东西了，那时候特纯，现在做东西可能就没那么纯了。
周国平：你是有电影才华的。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做电影，不做太可惜了。
王小慧：我是特别有兴趣拍电影，很多事情我都会有兴趣，我觉得我会做得不错的。最后想想，好多事情只要别人能做，自己就不用做了，哈哈，没时间。如果要拍，我不会拍商业电影，我还是拍这种纯艺术的，小众的电影。你想象一下，如果不是在这个小电脑里看，是在电影院里立体声、宽银幕、大胶片，那是什么感觉。像这么一条街的照明，要从早晨布光布到晚上，就为了她在这里走几秒钟，电影里只有几秒钟。而且经费非常有限，经费少时拍电影来说是致命的。政府的剧本奖那点钱全部用在拍摄本身了。没有人拿报酬，就那么一群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在一起忙了一个多月拍出来的。我们平均年龄应当是二十多岁吧。大部分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或是我这样的电影发烧友。所以当时特别生气电视台评论的一句话，好像是说我没有看过俄罗斯那个大师的作品，难道大师影像是穿墙破壁钻到她脑子里的吗？他一方面夸奖我的东西怎么好，但又提到一位俄罗斯的大师，说镜头语言完全是那个人的，说我受他影响根深蒂固，我可是太冤枉了。
周国平：我也有这样的遭遇，写出一句话，觉得特别得意，后来发现某位大师写过类似的话。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海滩上捡到相同的宝贝，这是文化史上常有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高兴，因为大师证明了我的水准，另一方面是遗憾，因为发现不是我的独创。不过，总体上是高兴，是好东西就行了，是不是独创有什么要紧呢。
王小慧：可惜啊。在艺术圈他们可不那么想。虽然我不高兴某些人只是断章取义地从形式上判断。比如说我拍的花像奥姬芙的画，而不认真研究我们实在是相去甚远的，想表达的东西完全不同，只不过都是用近距离看花的一种方法，那只是一个基本的方式。当然我今后应更加努力去多看多学习，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4.无边界的自由

对于一个精神探索者来说，艺术门类的划分是极其次要的，他有权打破由逻辑和社会分工所规定的所有这些界限，为自己的精神探索寻找和创造最恰当的表达形式。也就是说，他只须做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做得让自己满意，至于别人把他做出的东西如何归类，或者竟无法归类，他都无须理会。凡真正的艺术家都是这样的精神探索者，他们与那些因为或者为了职业而搞艺术的人的区别即在于此。

王小慧：这是 2004 年我在慕尼黑宝马公司展览的一个作品，叫《无边界》。其实越大的公司越能给艺术家充分的自由和尊重，所以你看我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周国平：《无边界》这个题目是他们公司提出来的吗？
王小慧：是我们共同商议的。因为他们的车速特别快，这是唯一和他们有点关系的理由。但是，大家觉得好玩的是，我没有一张照片是拍车的，要是别的摄影家肯定会做和车有点关系的东西。
周国平：他们没有提出异议？
王小慧：没有，就是给你自由。你看我写在大玻璃上的书法诠释了主题：运动、速度、动力、自由、愿景等等。整个展览非常成功，展出两个多月，总共有五万七千多人参观，占慕尼黑人口的百分之五。一般国外的展出时间都是蛮长的，中国这种几天的展览，他们认为不值得布展。我们同时做了一个东西方对话的论坛。这个展览有摄影，也有影像。比如其中一个叫“无边界的自由”，我采访了上海的很多大学生，让他们讲对“无边界的自由”的理解。这个蛮好玩的，他们的表情啊、语言啊……我用的在当时算很大的屏幕（十三米）中间是抽象的动态的光，结合音响。他们在为展览印制的册上写着：“影像与音响、画面与文字、建筑与设计、艺术与技术、时间与空间、东方与西方融为一体”，所以就是无边界。什么是无边界？比如我用不同国界人物肖像与从早到晚四色彩合成做成“同一个世界”作品，以此表达无国界的理念。此外，我以为时间是无边界的，我用水来表达时间的无边界……
周国平：你用水来表示时间。
王小慧：对。我为此拍了一段抽象的影像叫做“逝者如斯夫”,就是以水为素材的。还拍了一个光的系列叫“时光之痕”（Timetrace）。
周国平：又是很棒的名字。
王小慧：什么对你来说是“无边界的自由”？
周国平：在人类所有的学科中，只有哲学和艺术是“无边界的自由”。
王小慧：我还拍了一个比较纪实的影像作品《无边界的自由》，采访了几百个大学生，从中挑出来的。我觉得那些大学生是蛮有想象力的。他们说艺术是无边界的，爱是无边界的，职业也可以是无边界的。
周国平：无边界就不是职业了。
王小慧：他们可能指的交叉学科，比如医疗仪器是医学与机械，与电子技术相关的。还有跟外星人对话啊，没有语言的障碍，就是“无边界的自由”。
周国平：很时尚，科技魔幻片的影响。
王小慧：为什么做无边界的主题展览，因为这种题目能够代表我，包括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方式，我对跨界的喜爱。我的生活状态是无边界的，游走于东方与西方。我学建筑学，做过写作、绘画，然后做设计，再做影像，再做摄影，做雕塑，做多媒体……我永远在做无边界的事。有些艺术家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做到极致。我认识一位艺术家，一位美国的老太太，她的东西也是卖得很贵也很好的。她一辈子都是画那种很细的线条，我一点都不夸张，钢笔线条，至多一厘米长，间隔也不过两三毫米，这样画满整幅画，大的得一两米，她可以画满整张纸。她一辈子好像就是画这个，今天可能是红色的，明天是黑色的或白色的。要是换成我，我就非得神经病不可了。如果说钢琴家弹音阶是为了静下心来练手，那还可以，但钢琴家不能把他的音乐会全变为音阶演奏。那画家一辈子主要时间都在做这一件很机械的事，我认为是没有创造力了。
周国平：无边界的确是你的特点，不但在艺术领域里是这样，你的生活状态也是无边界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边界，哈哈，工作就是生活。
王小慧：对，别人说终于下班了，可以生活了，我没有这个概念。我睡觉的地方如果不能工作，我就不能睡。这也是一个无边界状态，居无定所。我早上醒来都不知道东南西北，自己在哪儿，因为每个地方床的位置也不一样，洗手间也不一样，夜里起床经常要使劲想一下，往哪边走是洗手间。
周国平：在艺术门类上，你一贯是一个越界者。
王小慧：对。除了艺术片《破碎的月亮》、纪录片《世纪末的京剧人》，我还写过一个故事片剧本《燃尽的蓝蜡烛》。我写得非常快，六天就赶出来了，为了赶上台湾的剧本评选。因为是写我和安斯佳的那个故事，所以写得很顺很畅。在大陆是发表在《电影剧本》杂志上。台湾评委评价很高， “已很少看到如此深刻凄美而动人的爱情题材了……作者才华卓越，技巧娴熟，使整个剧本在浓郁情感和高度艺术性中进行。可直追世界名著而无愧。”但整个故事发生在德国，只有一个女主人公是中国人，这样的剧本台湾人很难投拍。但那些年电影一直是我的梦想。一直想当导演拍自己的片子，好像围城一样，真进到那圈子又想出来了。后来我发现我的许多导演朋友的梦想职业是建筑师。哈哈。
周国平：你原来是学建筑学和室内设计的，后来主要做摄影，建筑学学习对你的摄影帮助大吗？
王小慧：总的建筑学的学习对我是有系统的帮助的。幸好建筑学也是门很创意，很综合，很有意思的专业，设计那部分以及美术方面的课程我都很喜欢。当然很讨厌那种纯工科、纯理科的课程。我挺喜欢俞霖的博士导师贝歇尔教授在我自传的序中那段精辟的话，把建筑学的学习给了我什么益处全写得明明白白，最后他还说，“重要的不是你学了什么，而是你建树了什么。”室内设计是非常细致的一个专业。比如说，一个材料的使用，它的肌理、质感、光泽，是亚光的还是发亮的。纹理与色彩的关系等等。再比如说白墙面的白没有一个是真的白色，可能是米色的一个墙，或是浅色灰的。而那灰可能是偏暖色的灰而不是冷的灰……要搭配得很协调，就是不冲、不克的。但它也有一些变化，你看这个米色加一点蓝色，就有点变化，足以看出这些都是设计过的。如果是没有设计过的宾馆，或者不懂设计的，是模仿的，这些细节是考虑不到的，这就是仿制的假冒伪劣产品为什么明眼人一看便知的缘故。
建筑学专业就没有那么细，室内设计你必须考虑到很细小的东西，甚至包括一个电插头在哪里，好不好用，你是在床头上还是在进门的地方弄一个开关，这个灯搁这儿合适不合适，目的是什么，是照明还是装饰，是不是刺眼，舒服不舒服，这些都要考虑。设计一定要实用，还要养眼，文一点说是要赏心悦目。
我在摄影时为什么能看到细节的东西，好像自然而然就看到了，一眼就看到了，可能是跟室内设计有关系的。我想如果我做时装设计，一定也会不差的。
周国平：我在南京看了你的雕塑，你又在尝试新的越界了。
王小慧：那是为南京长发中心的两个高层办公楼量身定做的。那是南京市中心区中轴线上最显著的地方，在原总统府对面，离新街口步行区只有一公里，是当时那里最高级最贵的房地产项目，德国建筑师设计的很富有德国精神的两座大厦。后来他们问我的创意是从哪里来的，我又开玩笑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实是那房地产商启发我的。这个房地产商本来是希望我在德国找艺术家，结果请来的艺术家他不喜欢。他问我有没有什么想法，希望我做。我挺欣赏这个人，一起吃饭时聊天，他跟我说了他的故事，两次婚姻，第二次特别幸福，然后讲到他不管多累多忙，都要抽出时间陪家人。他在商业上很成功的，但他真的是很平实、很真诚的一个人。我发现一件巧合的事情：他是双子星座的人，他太太、他小孩是双子座、我是双子座、德国建筑师是双子座、这幢楼也是双子座！所以我说，我给他做的雕塑一定也要是双子座。我的灵感就这么出来了。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要做雕塑。就这样我又“偶然”做雕塑了。

种与收

伟大的工作者
天才是伟大的工作者。凡天才必定都是热爱工作、养成了工作习惯的人。当然，这工作是他自己选定的，是由他的精神欲望发动的，所以他乐在其中，欲罢不能。那些无此体验的人从外面看他，觉得不可理解，便勉强给了一个解释，叫做勤奋。
世上大多数人是在外在动机的推动下做工作的，他们的确无法理解为自己工作是怎么一回事。一旦没有了外来的推动，他们就不知自己该做什么了。
还有一些聪明人也总是不能养成工作的习惯，终于一事无成。他们往往有怀才不遇之感，可是，在我看来，一个人不能养成工作的习惯，这本身即已是才华不足的证明，因为创造欲正是才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创造本身即是享受
艺术家所可追求的，无非生前的成功、死后的名声、创作的快乐三者。世事若转蓬，生前的成功究系偶然。人死万事空，死后的名声亦属无谓。唯有创作的快乐最实在，最可把握。艺术家是及时行乐之徒，他的乐便是创作的快乐，仅此一项已足以使他淡然于生前的成功和身后的名声了。
真正的创造是不计较结果的，它是一个人的内在力量的自然而然的实现，本身即是享受。只要你的心灵是活泼的，敏锐的，只要你听从这心灵的吩咐，去做能真正使它快乐的事，那么，不论你终于做成了什么事，也不论社会对你的成绩怎样评价，你都是度了一个幸福的人生。
作品的价值
好的作者在写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决不肯仅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时也是收获。人们看见他把一个句子、一本书给予这个世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又放进了一些可靠的财富。
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凡是我不屑于放进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去的东西，我就坚决不写，不管它们能给我换来怎样的外在利益。
我相信，一个作品如果对于作者自己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它就对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具有这种价值。

创新不是目的
艺术当然要创新，但是，把创新当做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目标，就肯定有问题。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艺术是灵魂的事业，是内在精神过程的表达方式。一个人灵魂中发生的事情必是最个性、最独特的，不得不寻求相对应的最个性、最独特的表达，创新便有了必要。所以，首要的事情是灵魂的独特和丰富。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主要问题是灵魂的平庸和贫乏。这个批评同样适用于其他的文化从业者，包括小说家、理论家、学者等等。人们都忙于追求外在目标，试问有多少人是有真正的内在生活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所谓创新不过是又一个外在目标而已，是用标新立异来掩盖内在的空虚，更坏的是，来沽名钓誉。
看到一些艺术家怀着唯恐自己不现代的焦虑和力争最现代、超现代的激情，不断好新骛奇，渴望制造轰动效应，我就不由得断定，支配着他们的仍是大众传播媒介的那种哗众取宠精神。

1.天才和勤奋

对天才来说，才能是沉重的包袱，必须把它卸下来，也就是说，把它充分释放出来。“天才就是勤奋”，但天才的勤奋不是勉为其难的机械的劳作，而是能量的不可遏止的释放。

王小慧：对一个艺术家而言，我认为主要靠的是天赋，其次是勤奋，再其次是机缘。如果没有天赋，再怎么勤奋，有再好的机缘，也不可能成为艺术家。在台湾的一个艺术学院，我曾经讲过这个观点，学生就问我天赋占的比例有多大，我说百分之六十，勤奋占百分之三十，机遇也占百分之十。总之三样缺一不可。
周国平：这个比例差不多。
王小慧：有的学生就失望地对我说，他们真的很努力，也很喜欢艺术，可是觉得自己没有天赋，那么他们是不是应该放弃学习艺术。我鼓励他们说，要善于发现自己的天赋，也许你在某一方面有还没有发现的潜能。
周国平：你很仁慈，如果是我，可能会劝他们放弃算了。
王小慧：我有一些艺术家朋友，他们非常努力，每一年都会带很多作品去法兰克福找出版商，希望出版画册，但总是失望而归。有一个摄影家，真的是连每天早上买面包的时候，都要背着照相机随时随地拍，几十年如一日，可是拍的东西很没有灵性，千篇一律。所以尽管他非常努力，仍没有结果，我想这不能仅仅归结于他的运气不好，只是我从来不忍心劝他改行做别的。他甚至是我老师辈的，在我初期尝试办展时，他还帮我提出过不少建议呢。
周国平：不成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的没有才，另一种是太有才了，超越了时代。
王小慧：对，有一些大艺术家极有才华，也很勤奋，但是机缘不好，时代还没有认识他，或者认识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所以，艺术家的成功也与他的命运有关。
周国平：这是指天才。天才都是超越时代的，但有的生前潦倒，比如梵高，有的生前就获得了巨大成功，比如毕加索，其间起作用的就可能是性格了。毕加索是一个强者，他的性格力量足以战胜社会的阻力，梵高是一个弱者，在社会的层面只好受欺凌。
王小慧：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后来真正的成功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完全是凭人格。我觉得有些人表面上看很成功，但成不了大才。好像傅雷对傅聪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你首先要考虑做好一个人，然后是做好一个艺术家，再是做好一个音乐家，最后才是做好一个钢琴家。也就是说，做好一个人比你弹奏技巧重要得多。
周国平：是的，尤其是哲学、艺术这种精神性的事业，最后都是看人格的，人格伟大才能在这些领域伟大。另外说到天赋，肯定比勤奋重要，而且我觉得勤奋就来自天赋。真正有天才的人，他勤奋不仅仅是在做苦功，他是快乐呀。天才的勤奋和凡夫俗子的勤奋区别是在这里，天才的勤奋是乐此不疲，欲罢不能，你让他不干他难受。做事情本身让他得到莫大的快乐，他是在享受。
王小慧：我是跟德国人说，fleissig 这个词用在我身上是不对的，从当年在同济读大学和研究生时开始，我从来真的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用功的学生是啃书本的那个样子，我从来不晨读，因为我早上起不来。我总是背着一大包书，我的书包是“同济之最”，是最大的，因为我整夜整夜泡在学校摄影协会的地下室里冲洗照片，一搞就到天亮。其实一本都没看，就是心挺大，很想多看书，生怕忘带哪本又会用上，不愿中间回宿舍取书。可是，你说我不勤奋也不是的，所以勤奋和用功可能是有点区别的。
周国平：有的人是自己给自己布置任务，然后一定要完成，比如我。有的人是跟着感觉走，不给自己布置任务，比如你。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在给布置任务，不由自主的，这种状态挺好，可能最容易出好东西。不过我想，再有天分的人也不可能永远是这种状态，肯定会有间歇的，所以我宁愿保持一种工作习惯，即使不是特别想干的事情也得干。
王小慧：德国有个词叫 Disziplin（纪律性），中国不太常说的，好像只有军队里才用。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自律很重要的。诱惑时时都会有的，惰性也谁都会有的，疲劳的时候，你要自律一下，我估计大部分人到那个时候就都懒惰了，就找理由给自己放松了，不再继续勤奋了。现在改这本书，我一定想给妈妈过生日送上，其实时间太紧，每天不改到凌晨三四点是来不及的，其实一两点已经很累很困了，只能自律了。当然我知道，泡个热水澡、看本闲书轻松多了。
周国平：所以我就说，首先要有热情，对所做的事情真正喜欢，以之为乐，全力以赴。但是，单有热情还不够，因为即使是喜欢做的事情，只要它足够大，其中必包含艰苦、困难乃至枯燥，没有毅力是坚持不下去的。何况在人生之中，人还经常要面对自己不喜欢但必须做的事情，那时候就完全要靠毅力了。总之，人要做成一点事情，第一靠热情，第二靠毅力。我在各领域一切有大作为的人身上，都发现了这两种品质。

2.工作是神圣的

一个人的工作是否值得尊敬，取决于他完成工作的精神而非行为本身。这就好比造物主在创造万物之时，是以同样的关注之心创造一朵野花、一只小昆虫或一头巨象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力求尽善尽美，并从中获得极大的快乐，这样的工作态度中蕴涵着一种神性，不是所谓职业道德或敬业精神所能概括的。

王小慧：对我来说，耕耘比收获更重要，创作本身比成就给我更大的满足。你喜欢做一件事的时候，就像你喜欢一个人时那样，从你的给予中你得到的乐趣和满足感更大。我有时候跟年轻人开玩笑，我就说，谈恋爱的时候，你送女朋友回家，平时走两个小时觉得很累，可是这时候你绝对不会觉得累，不仅甘心情愿，还可能会觉得两个小时的路太短了。一个人在归途上还觉得回味无穷，充满幸福感。为什么？因为你有爱在里边。
周国平：对，这是一种激情的状态，艺术家创作时也是这样。
王小慧：我在筋疲力尽的时候，躺在床上，关了大灯，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种光线下看到桌子上的鲜花，会突然激起要拍摄的情绪。这种情况我又开始不理智起来，无论多晚多累了，我都会立刻爬起身来，而且倦意全无。不知不觉拍到鸟叫是常有的事。这种时候我一点都不会觉得不睡觉是苦，反而觉得非常快乐。
周国平：写作的人也是这样，灵感来了，无论正在做什么，必须立即放下，包括推迟睡眠，停止和人聊天，等等，要及时记下这个灵感，否则就可能永远丢失。
王小慧：记得做装置作品“九生”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样好的条件和技术，为了拍八分钟的影像作品，我要每一个小时爬起来一次，连续十天十夜拍摄荷花从生到死的全过程。那种时候我并不觉得辛苦，经常是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因为这个创作本身就是充满喜悦的一个过程。以前拍电影《破碎的月亮》的时候，所有的场景都是夜里拍的，我们是整夜拍摄，三九寒冬，在欧洲是零下十五度的天气里，穿两件滑雪衣都觉得冷，我们经常是拍到黎明，然后上午可能会睡两三个小时，下午又要开始布置场景，这样连续一个多月。剧组里很多人都惊讶我的精力，惊讶我身体的承受度，因为我总是毫无倦意，其实身体可能已经超过极限，但是靠精神食粮生活的我，已经有了充足的燃料和能量，足以抵挡生理上睡眠的缺少。
周国平：一个是巨大的工作热情，一个是认真的工作态度，有了这两样，怎么会不成功？
王小慧：从小妈妈告诫我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但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如果你努力去耕耘了，就自然会有收获。我做事是非常认真的，为了设计好一本画册，认真到图和图之间的每个间距差一毫米，我都跟她们调整半天。可印出来以后，我可能翻一遍，或者可能根本就不翻，然后继续做下一个项目了。经常是这样子，我对过程很认真，真的很享受过程。而且德国人的严谨就很适合于我。
周国平：我特别欣赏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无论什么事，你不做也罢了，只要你决定去做，不管是你自己想做的，还是别人交给你做的，就应该认真地做。我想如果我不得不当保姆，我也会非常认真地做那些家务的。一件事经我的手做得很马虎，我会难受。我给出版社的书稿基本上不需要校对，每个标点符号都是斟酌过的。
王小慧：今天冯编辑还说，碰到我俩这样的作者她比较省心了。呵呵。我的那些助手拍照片总是有一点倾斜，我总说你们怎么不能正一点儿，他们都没注意到。他们总说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了，我说其实这些小事情是训练出来的。他们做的设计图，我随便瞄一眼，告诉他们你看这个间距不对，有时候他们还跟我打赌，说是一样的，然后一量差一毫米。所以我说，严谨的态度我本来就有，再加上在德国那么多年，现在好像就融在血液里了。
周国平：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大师的品质就是这样，一个是创造力，一个是在细节上特别严谨，特别认真。
王小慧：我刚刚还在想是不是太认真了反而不像大师了，要大而化之嘛。
周国平：不能大而化之，对你喜欢的工作，你一定是精益求精的，一定是要做到最好，稍微有点偏差就会难受，肯定是这样的工作态度。就好像有工作上的洁癖，追求完美。
王小慧：你看这幅“我的前世今生”长卷，我真正拍摄的时间不是很长，只有七天。当然准备了有一年多。拍摄的每一天都是整整十二个小时，从中午十二点拍到夜里十二点。最后一天我想马上就拍完了，就不再花一天时间了，于是拖到夜里三点，也就是一共拍了十五个小时！从一开始有专门的人给我化妆、弄头发、弄服装，弄灯光，虽然按快门是助手，但是全部我都要亲自过目，还要看效果，用小的照相机试，才用大的真的胶片去拍。整个过程中我是最辛苦的。比方说化妆师，我拍的时候她就可以休息了，服装、道具、发型的人也是这样，摄影助理可以在我化妆穿衣时休息。依次类推，所有的人都有休息的时间和吃饭的时间，可我就永远在忙。这些年轻人很奇怪，我年龄大这么多，身体也差得多，但是精神比谁都好，他们都累得不行了。我还精神抖擞地指挥，而且得站在镜头前！我觉得是兴趣、热情在支撑，就像吸毒，吸毒其实是一种兴奋剂，不是正常状态了，超出你的常态，其实是处在一种不正常的亢奋状态了，所以我说艺术是我的兴奋剂。

3.不重复自己

要创新，不要标新。标新是伪造你所没有的东西，创新则是去发现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太多的东西尚未被自己发现，创新之路无比宽广。

周国平：两年前到天津看你的作品展，我非常惊讶。你这么忙，承担了这么多工作，我本来以为展出的肯定是旧作，没想到有这么多新作品，光 2007 年就有好几个系列，而且作品的风格大变。我当时就感到，你的生命力真是了得，你是还有很大潜能的。
王小慧：我喜欢新的东西，喜欢每一天都不同，还喜欢挑战自己，超越自己。我这个人是很有好奇心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俩挺像，你看你刚才，没有吃过的茶，没有喝过的酒，你都要尝尝。
好奇心是人最美好的一种特质之一，有好奇心的人就说明心态年轻。我特别不喜欢很多德国人，他们每年要到同一个地方去度假，二三十年，年年去同一个地方，甚至住同一个宾馆，同样的房间，同样的朝向，在同样的餐馆吃饭，他们也不嫌腻。我跟他们一起吃过饭，比如说在泰国，一定要吃菠萝海鲜炒饭什么的，我就说你不能试试别的嘛，这里还有鸡丁炒饭、火腿炒饭等等。他会说我为什么要去试新的，我不了解的东西？我的胃又不是试验田。新的东西有可能不好吃。这个东西我吃过了，知道肯定好吃，我就点肯定好吃的东西。听上去也有道理。但人的基本性格真不一样，我宁愿吃了不好吃，我也要试一试，我要多认识一些东西，人和人不一样，没尝过的东西我肯定要试试。
周国平：所以，你在艺术上求新求变，是你的性格的必然。
王小慧：对我来说，不重复别人容易，不重复自己就难一些，因为人有惯性，也有思维定式，这些东西会束缚你的创新。更难的是不重复自己已经成功的东西就更难。但是，我说过，我宁愿做一个失败的探索者，也不做一个不再探索的成功者。哪怕新的探索没有市场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这个探索的过程。可是，在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作为一个艺术家不去寻求市场上能成功的东西，这是非常难的。很多艺术家被这个市场所左右，不断地去提供市场上受欢迎的作品，从此不再去创新。当自己的艺术追求与市场发生矛盾的时候，如果屈服于市场，就一定会不断地重复自己。
周国平：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重复自己是因为才能的狭窄或枯竭？
王小慧：有些艺术家不再创新也可能是江郎才尽，但也有很多艺术家是没有勇气再去创新，因为他们害怕失败，害怕新的作品得不到承认。有好多艺术家包括作家等人一辈子只有一个成名作，然后就像一颗流星那样殒落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可能市场上很成功，但永远都是在重复自己。当然，这是别人的生活方式，我无权指责，但是我自己不会这样做。而且不会欣赏这样的艺术家，我觉得他们无非是成功的商业例子而已，很容易让人觉得他们是贴了一个标签。
周国平：现在中国的一些画家在西方成功，基本上走的是这个路子。
王小慧：现在很多艺术家就是想要这种可识别性，然后不断地生产同样的东西。一幅画挂在客厅里，主人可以炫耀，这幅画是某某大腕的。我知道有些画廊或经纪人也是要求他们的签约艺术家只做一种类型的作品，艺术家没有创作自由。
周国平：这就是你说的那种“卖身契”。这种情况普遍吗？
王小慧：中国艺术家在国外，刚开始的时候蛮多的，现在外国艺术家也有不少。不光是画廊的问题，艺术家自己也妥协，主动奉上这种卖得好有市场的东西。当然他自己创作也省心省力。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成为市场的奴隶。这样的艺术家在我眼中是以艺术为“职业”，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艺术是他谋生的手段，可能与他真正的生命，特别是你一再强调的，与他的灵魂没什么太大关系。我在商业上也许不像他们那么成功，很多想做我的作品的人都批评我这一点。比如慕尼黑画廊协会的主席，他也是的非常资深的、权威的经营我的画廊老板。他很喜欢我早期的人体作品，他总是说你为什么不继续做这些东西，他说就算他喜欢新的东西，他也不愿意展出，因为人家客户就是要看你老的东西，要买你老的东西。比如说人体，比如说花。好多人奇怪我为什么不是一直拍花，市场反应那么好，可是我就是不想拍花了，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我的花了。我开始拍抽象作品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感兴趣，不像现在有许多人买我的抽象作品。在抽象作品好多年放在我地下室不见天日时，我仍然大量地拍摄，并没考虑“卖不掉怎么办”这类实际问题。反正遇到我的艺术追求与市场发生矛盾的时候，我的选择从来没有任何犹豫。
周国平：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对于你好像很容易，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爱艺术远远胜过爱金钱。为了商业的目的不断拷贝自己曾经走红的作品，这的确不可取。不过我想，是不是重复自己，这是相对的。无论艺术家，还是作家，从他的创作的长时间看，是有一条基本轨迹的，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在重复自己。有人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在写同一本书，每一次都是在力求把它写得更好一点。这还是指大作家，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作家。也许可以说，表达的方式在创新，基本的精神内涵没有变，但正是通过表达方式的创新，基本的精神内涵越来越丰富和深刻了。
王小慧：这点我赞同。真正了解我研究过我的艺术评论家或理论家，他们纵观我表面看上去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相互毫不相干的作品（照艺评家岛子教授的说法是“王小慧的摄影几乎涉猎了艺术史上所有的内容”），仍然会总结出我作品的一种基本精神，一根贯穿始终的红线，一种气质上的可识别性。这种东西可能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能慢慢体悟而绝非那些浮光掠影地看看我作品的人能体悟到的。认真研究我的评论家觉得且不说我作品的一贯的简约、优雅、精致等特征，仅从题材来说，二十年前我拍摄的阴阳人体系列和现在走的“生命之果”雕塑不是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妙吗？我拍了各种形式的生命主题，从《关于死亡的联想》、《花之灵•性》，到《九生》等等，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在一步步地使生与死的主题更深化。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我的作品要读懂是要用心去体悟而且要整体地看才行。
前两天在北京偶然碰到一位开画廊的人，她说许多年都关注我！她觉得我各种形式的作品都是以不同方式，从不同方面来诠释我这个人。我觉得她也是属于“能读懂我的人”那一类，能多一个“知音”我很欣慰。

4.寂寞中的创造

寂寞原是创造者的宿命，所以自甘寂寞也就是创造者的一个必备素质，不独今天这个时代如此。精神文化创造是最个人化的事业，学术上或文学艺术上的一切伟大作品都是个人在寂寞中呕心沥血的结果。
王小慧：安斯佳自杀后，建筑学院教绘画的门可教授收留了我。他太太是一个雕塑家，他们的一个儿子当时在念艺术，现在是很不错的画家。还有一个儿子是演员，后来做生意去了，他说做艺术家太穷了。我在他家里受了很多艺术的影响，特别是做人的影响。他总跟儿子吵得面红耳赤的。最早他儿子很崇拜他的导师，就是那个后来把他女友抢走的大牌。这个画家很知道怎样推销自己，包括怎样卖作品，也包括穿衣服、带戒指、开超豪华的车……
周国平：像明星，不像画家。
王小慧：对。早年他儿子特佩服这个教授，觉得这才是成功的艺术家。门可教授不赞成，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家是要甘于寂寞的，而你的老师是在做秀。他们争论得非常激烈。最早我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当时没想到自己也会成为一个艺术家。后来我想，许多时候我是在受这位父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第一次展览就在他家，那个偶然的展览改变了我的一生。他特别喜欢我去欧洲前一年拍的那些照片，就临时打了好多电话，邀请了很多客人。他对我说，艺术家不但要有足够的天分，还要有好的素质，足够的承受力，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贫穷，不受金钱和名誉的诱惑。
周国平：说得对，其实学者也一样，耐得住寂寞，才能做真学问。
王小慧：还有他太太，对我正面影响也很大。作为雕塑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天做一个薄胎瓷碗。她说像练音阶一样，要花很多时间，自己先要静下来，要非常的小心，因为碗要捏得特别薄，很软的陶泥，不小心就会碎了。
周国平：她这是一种修炼。
王小慧：手变得很轻的时候才可以捏得均匀，薄得好像只有两毫米。通常她全做出好多薄胎，然后再一起烧。它们虽然形态各异，但又好像是一个家族，放在一起特别美。她挺珍惜这些东西的。她送给了我一个。我自己也曾做过一个，不过与她的无法相提并论，太厚了，也不平整均匀。我练习不够，也没有耐心。
周国平：一般人都没有这个耐心。
王小慧：所以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怎么样定义真正的艺术家。有一次我和一块留学的一个朋友开玩笑，他开始在德国，后来去美国工作了。碰到的时候，他说他进入主流社会了，我就问他怎么定义主流呢？当时他在美国进了一个很好的公司工作，他说我们的主流定义是在大公司工作，做主管，买了房子和车。我开玩笑说我肯定是没进“主流”，既没在大公司，更没做主管，也没买房子、没买车。我觉得很好笑，主流的电影也好，商业的电影也好，主流的艺术家也好，商业的艺术家也好，现在整个观念混乱，整个价值观混乱。实际上，好的电影不见得是主流的电影，我反而更喜欢非主流的电影，那些小国家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的电影，可是它商业上不那么成功，也没办法传播，很少人知道它，在小艺术电影院里演一两场就很不容易了，大部分只是在电影节上亮一下相。我的电影也有很多人认为好，在电影节上得了奖，但是，它不是商业电影，它不会在电影院里给你放的，只在一些展览、活动或交流时放一下。关于谁是主流，谁是真正艺术家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是谁错了，总之哪里不对头。
周国平：这个真没有办法，大家一窝蜂都去看大制作、贺岁片、娱乐片，真正的艺术片永远是绝对小众。出版也一样，畅销书多半是没有营养的快餐，我是看不下去的，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买。看到这种现象，你不禁会对人性感到悲观，有鉴赏力的人怎么会这么少，难道文化上也是群氓做主。不过，我觉得创作者自己不应该受这种情况左右，既然你选择了纯粹，你就不要把商业的成功看得太重要。
王小慧：现在许多行业都越做越大，合并、加盟…今天我在路上看到很小的店也连锁了，什么包子铺，奶茶店，美容美发等等。当然从商业角度来说，他们可以争取到最大化的利润，但以后千篇一律，个性会越来越少，就好像工业时代初期手工被机械的所取代，当时人们会为此兴奋。而多年后的今天，大家认为一个纯手工的制品，会比机器生产的值钱很多，而独一无二东西会比机械生产的也值钱很多。那天在大众汽车讲德国设计时，讲到德国设计为什么能有经典。比如说我买的一个设计非常经典的烤面包机，虽然是七十年代的产品，因为还没有自动跳出的功能，所以经常烤糊，但是我特别喜欢它的设计，特别好看。放在厨房里，所有人都觉得漂亮，像雕塑品一样。与之相比，很难看到一个美国造的经典的东西，因为它是商业化的设计观念，就是有意要产品不断过时，不断生产新的东西，质量与材料、式样都不需要经久，所以它不会有真正经典的作品留下来。
周国平：所以看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用市场来衡量，卖得好就是成功，艺术上的评价就要看能否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了。
王小慧：我现在是觉得，大家像打赌一样的，赌到最后就把自己的艺术赌掉了。
周国平：不应该在这个层面上和人争的，你也不是这个层面上的人。
王小慧：我觉得最后时间真的能告诉人，一个艺术家在死后仍能让人记住你，你的作品能留下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现在再风光、再红火，我都觉得不重要。
周国平：时间的检验往往是迟到的，在这之前，你起码有一条，你要有良知嘛，你的良知是能做出一个基本判断的。在某种意义上，良知就是时间这位法官在当下的存在，它在艺术家的心中做判断。
王小慧：对！
周国平：其实，每个艺术家都必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艺术和市场的关系。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你完全不理睬市场，当然你很安静、很纯粹，像一个隐士，但你再优秀也可能默默无闻，你肯定不愿意这样。
王小慧：谁也不愿意啊。
周国平：所以，关键是如何既能对付这样一个市场的环境，又能保持一个隐居的状态，这是一种功夫。
王小慧：我常想，如果能回到当年的状态，我的人、我的精神会更自由，现在精神特别累，整个人感到特别疲惫。
周国平：我的原则是既要适应市场，又不让市场支配我的写作。具体地说，就是写什么，怎么写，绝对由我自己做主，写出之后，再争取市场上的成功。我这样说过：在我的写作之国中，我是不容置疑的王，但我欢迎市场来做我的能干的大臣。我不允许市场干扰我的写作，但我可以接受市场对我已经写出的书的运作。当然，接受也是有限度的，我不愿意让我出席许多宣传活动，包括电视和平面媒体的采访，因为这种事多了，心就不静，实际上也会影响写作。其实，人们最后对一个作品的真正接受是有一定规律的，并非完全由市场决定。
王小慧：我在硕士论文中讲到传播的概念，以建筑和室内设计为例来探讨视觉信息的传播过程。你的书和读者交流，你可以不见读者的，你可以不参加电视节目，不参加讲座，读者见不到你，但可以理解你要说的东西。我当时用的是建筑学符号，对于你来说是文字。这边是发出信号的人，那个是接收信号的人，中间是信号，但是信号对于两边永远不会是同样的。建筑师、艺术家、作家这些信号发出者不要奢望你的东西被全部理解，这是不可能的。建筑学中有一个概念叫“灰空间”，非此非彼又亦此亦彼，是模糊的、共有的空间。两边共享的空间越大，传播就越成功。
周国平：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比较幸运，传播都比较成功。
王小慧：我们的幸运在于雅俗共赏。有的人理解的是高深的部分，有的人理解的是浅显的部分。有的人不理解你的作品的哲学涵义，只是觉得故事好看，受到感动。我的保姆觉得我拍的作品挂在家里好看，赏心悦目，这就够了。不需要她也知道我想讲的那么多精神层面的意思。但是有的人可能会理解你对生命和死亡的诠释，层次完全不一样。对于一个信号发出者来说，被理解的层面越多、越广，层次越深，信号发送就越成功，他就越幸福。
周国平：很有意思，分析得非常清楚。所以，说到底，我们好好写书、做作品就是了，至于受众怎么接受，接受多少，就各取所需、顺其自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