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与失

不失其所者久
世界无限广阔，诱惑永无止境，然而，属于每一个人的现实可能性终究是有限的。你不妨对一切可能性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因为那是人生魅力的源泉，但同时你也要早一些在世界之海上抛下自己的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老子说：“不失其所者久。”一个人不论伟大还是平凡，只要他顺应自己的天性，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且一心把自己喜欢做的事做得尽善尽美，他在这世界上就有了牢不可破的家园。于是，他不但会有足够的勇气去承受外界的压力，而且会有足够的清醒来面对形形色色的机会的诱惑。

有所为必有所不为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为就必有所不为，而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就在于所为所不为的不同取向。
为别人对你的好感、承认、报偿做的事，如果别人不承认，便等于零。为自己的良心、才能、生命做的事，即使没有一个人承认，也丝毫无损。

成功是优秀的副产品
在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时，不应该把成功作为首选。首要的目标应该是优秀，其次才是成功。
一个人能否成为优秀的人，基本上是可以自己做主的，能否在社会上获得成功，则在相当程度上要靠运气。所以，应该把成功看作优秀的副产品，不妨在优秀的基础上争取它，得到了最好，得不到也没有什么。在根本的意义上，作为一个人，优秀就已经是成功。

习惯于失去
失去也是人生的正常现象。整个人生是一个不断地得而复失的过程，就其最终结果看，失去反比得到更为本质。我们迟早要失去人生最宝贵的赠礼——生命，随之也就失去了在人生过程中得到的一切。有些失去看似偶然，例如天灾人祸造成的意外损失，但也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人有旦夕祸福”，既然生而为人，就得有承受旦夕祸福的精神准备和勇气。至于在社会上的挫折和失利，更是人生在世的寻常遭际了。一个只求得到不肯失去的人，表面上似乎富于进取心，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很容易在遭到重大失去之后一蹶不振。

1.成功的尺度

我对成功的理解：把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做得尽善尽美，让自己满意，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说。

王小慧：一个人应该只做自己想做和爱做的事。当年我写硕士论文，半年就写出来了，包括看参考书和构思，就是因为自己喜欢。那时（1985 - 1986）没人想到建筑学的论文可以这样写，大家觉得挺新鲜的。如果照现在的话说算是“跨界”研究了：我把建筑学/室内设计放到传播学理论框架中去解析，结合行为学、环境学、认知美学、心理学等等学科去研究。我当年的一个朋友，现在是一个重要城市的市长，是先看了我那本论文后通过朋友要认识我，因为他说从来没见过一个理工科硕士论文能写得那么引人入胜，深入浅出。后来这论文被专业学术杂志全文连载，若干年后出版成书，还有了盗版。据说出书之前那些年不少建筑学学生手抄传阅，很受欢迎。如果让我按常规写一个建筑学的论文，我会觉得很枯燥，会没有兴趣。对我来说，兴趣真的很重要。
周国平：其实兴趣对任何人都很重要，我认为是真正做好一件事情的前提。问题是很多人是没有自己的兴趣的，他对他学的东西没有兴趣，对别的东西也没有兴趣，不是说他的不同兴趣发生冲突了，他根本就没有一种真正的兴趣，我觉得这是最可悲的。
王小慧：最幸福的人就是把你的兴趣做成了你最主要的工作。
周国平：对，把兴趣变成了职业。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且能够靠这个养活自己，这就是幸福。
王小慧：所以艺术家还是很幸运的，能养活自己的艺术家，你做自己喜欢的事，又能够有人喜欢你做出的东西，肯花钱去买。这又支持了你继续创作，形成良性循环。
周国平：我觉得当作家比较好，搞文字写作，完全是个体劳动。艺术是产业的东西，尤其是演唱会、音乐会，办一场就是一个商业运作，你的市场必须有好多人合作，要和好多人打交道。不像我们，出版社你爱出就出。
王小慧： 作家写作是个体劳动，但出版社现在必须产业运作了，否则书卖不好。
周国平：但是作家自己不需要做很多协调工作，你写好了就可以了，不需要做别的事。演唱家、画家就不行，必须协调许多关系，要有经纪人。当然，现在出版社做畅销书，也是很大的商业运作，不过那是另一回事。我的书基本上是靠市场自己去调节，卖得好了，出版社自然会来争夺。
王小慧：你的书还是很成功的。
周国平：对我来说，成功是很次要的概念，我真的不觉得成功有多重要。当然，我不能得了便宜就卖乖。
所谓成功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社会认可的成功，一个是自己认可的成功。社会层面上的成功，具体表现为名利，就是名声和利益。这对于我来说，也有一定的重要性，最大的好处就是单位的那些破事我可以不管了，那些细小的利益，他们争得头破血流，我可以不在乎了。比较起来，你真觉得挺小的，可是如果你没有获得在社会上的成功的话，这种具体的小利益，什么博导啊，课题经费啊，在你的全部利益中占的比例还是挺大的。现在你完全可以超脱了，真的从心底里不在乎。另外一个概念是自己认可的成功，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一个方向，你走在这条路上了，你很愉快，不断地创作，这就行了，最后有什么结果，也不重要。
王小慧：我眼中的成功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是一条很长的路，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终点，除非人死了，后人也许说他到顶峰了，没有人能超过他了，但对他自己来说只是一个过程，主要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衡量标准的。所以我对得这个奖那个奖，参加这个展、那个展不是特别看重，得到时也挺高兴的，但我不觉得它是一个真正的衡量标准。比如某一个电影好，但没得奥斯卡奖，未必比得奥斯卡的电影就差，人家可能没在你的价值体系里参加衡量，或者不屑于参加你的衡量。刚才你讲到的社会层面的成功，也可能毁掉一个人。很多作家表面上的成功，比如说通过电视节目热销，看上去很成功，然后坐不下来了，无法静心写作了。以前他写的书可能比现在好得多，现在达不到以前的高度了。好多小说家的作品也是不能超越以前所写的了，创作力衰竭了。对我来说，成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有社会承认，如果你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而你坚定不移地朝这个目标走了，你超越了自我，超越了你为自己定的目标或计划，你就是成功了，虽然这种成功可能无人喝彩。
周国平：成功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人生的成功，这比事业的成功更广阔。
王小慧：对，事业成功并不意味着人生成功。我认识不少所谓“成功”的艺术家，但我并不认为他们作为一个人是成功的。一个真正的成功者，不论从事什么职业或事业，首先应该是人生意义上成功者。
我的好朋友莫尼卡，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钢琴家，以她为首的“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是国际著名的室内乐团，也是当年德国最好的室内乐团。在意大利专门为她们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室内音乐节上，她的室内乐团吸引着全世界的音乐爱好者。在众人眼中，她的事业可以说是成功的，但她做人并不成功。她甚至有时厌恶练琴，她跟我说过，只要让她做任何与音乐无关的事，她都愿意做。她很害怕一个人在家里练琴，所以她宁愿来帮我整理幻灯片，或者跟我们一起包饺子，做馅饼。她不缺喝彩与鲜花，也有很多仰慕者，也有一些暂短的情人，但没找到真爱。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孤独。特别是在得了癌症以后，她不积极配合治疗，而是选择了安乐死。我觉得她的人生并不成功。
周国平：这比较复杂，不能笼统说她的人生因此就是失败的。人生意义的成功也有两个涵义，一是幸福，二是道德。她不幸福，对人生是悲观的，限制在这个涵义上，才可以说她的人生不成功。

2.不受机会的诱惑

我曾经也有过被虚荣迷惑的年龄，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看清事物的本质，尤其还没有看清我自己的本质。我感到现在我站在一个最合宜的位置上，它完全属于我，所有追逐者的脚步不会从这里经过。我不知道我是哪一天来到这个地方的，但一定很久了，因为我对它已经如此熟悉。
人一看重机会，就难免被机会支配。

王小慧：我在生活中经常会经历那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事情。比如说，在我去德国不到一年时，曾经参加一个博士奖学金的竞争，从上千参加者中选出几十人面试，我幸运地得到了面试的资格，面试地点在科隆不到郊区一个办公楼里。很多学生和老师头天晚上陆续报到。那天晚上我在咖啡馆里碰到了几个教授，我们谈到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中国古典建筑的精神背景”。其中一位教授为了孔子学说是不是宗教的问题和我争论，受到其他教授的嘲笑，那晚我觉得很得意，因为我的论点占了上风。
第二天考试时，没想到命运捉弄了我，与我争辩的教授竟然是我的主考官。他不断地刁难我，十几分钟下来我知道我没希望了。出来的时候，另一位女考官甚至追出来跟我说：“你明年再来试，我觉得你很棒！”当时我非常灰心，而且觉得自己很倒霉，后悔自己前一天晚上逞能，毕竟那时还不到三十岁，觉得很受打击，十分沮丧。而且那时大家都想方设法留在德国久些，没有奖学金留下来的理由就没了。可是，多少年以后，反过来想想，那一次也许就是命运之神的安排吧，否则我不会成为自由艺术家，而可能会循规蹈矩地把我的建筑学博士读完，然后老老实实在大学里教书。
周国平：人生的道路的确充满着偶然性，不过，如果你真正有某一方面的禀赋和兴趣，这个东西迟早会显现出来的，它在悄悄地起作用，推动你走上那条属于你的路。当然，这会是一个由隐到显的逐渐明朗的过程。
王小慧：是的，我在快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放弃了读博士和大学里铁饭碗的工作，去做一个还没有把握能够养活自己的自由艺术家，或者在车祸后放弃打官司和得到很多保险金的机会，或者在政府补助艺术家住宅申请最后一轮的时候放弃，都是凭感觉而非靠理性分析决定放弃这些东西，所以就放弃了。
周国平：人在一生中是不断要放弃一些东西的，倒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因为自己心中有更好的东西。所谓学会放弃，其实放弃哪里是学会的？自己心中没有更好的东西，就必定受机会的支配，和别人去争夺那些外在的名利。要什么，不要什么，取决于价值观，是价值观在做决定。
王小慧：有时别人会觉得我不愁吃不愁穿。站着说话不腰疼，提倡要追求艺术，不受金钱的诱惑什么的。但是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在最穷最窘迫的时候，也绝对不会为金钱利益所动心，而放弃我对自由对艺术的追求。
我出车祸之后，经济上非常困难。我当时辞去了两所大学的教职，又不能工作。父母到德国来照顾我，我记得爸爸都不敢喝酒了，因为太贵，烟也很节省，常常把烟头吸到很小才掐掉。有一次他在中国商店买了一头大蒜，可能是三个马克，忘在店里了，他跑了很远的路，去把那头大蒜找回来。我妈妈教德国朋友太极拳，帮忙赚点钱补贴家用，但凡是认识的朋友，我们都不收费。我妈妈与摄影家齐格丽特成了很好的朋友，我想与这有关系，妈妈坚持不收她的学费。她其实很有钱，在柏林、慕尼黑、巴塞罗纳都有房子，我妈妈自己坐公交车过去，给她单独上课，因为她没时间出来上大课。当时 6 马克的路费对妈妈而言是很昂贵的。那时上一次课可以收 60 马克，而且齐格丽特多次表示要付钱，她不理解我们为什么坚持不要，因为讲课收费在国外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反而她不太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朋友就不收钱，她觉得我们当时很需要钱。但是对我和家人来说，这是我们做人原则。哪怕再穷，我们都不会丧失尊严。我们家就是这样的，可以一个星期不吃肉，只啃面包，但是不好意思去收朋友的钱，这是一种老派知识分子的品格吧。
周国平：人穷未必志短啊。
王小慧：我真的觉得可能很少有人像我们这样的。那时候我老做噩梦，没有安定感，没有房子，也没有固定工资。我主要是靠稿费生活，当时稿费不多。你知道画册不是畅销书，除了那本谈饮食文化的书还经常给我带点稿费来。所以，很可能交不起房租或不能按时交纳。我很感谢我的房东，在我之前的房客是个老雕塑家，他交不起房租，就用雕塑来抵。房东老先生是个医生，欣赏我，也同情我，就跟我说：“你要是交不起房租，用作品来换。”我当时还是很得意的，没有用作品换，一直是挣了钱去交房租的。这也是因为受父母的影响特别大。
我从来不借钱，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不会想到向别人去借钱。我只接受过一次捐款，出车祸以后，我那些学生给我捐了一千马克，许多硬币，给我放到一个红盒子中，在圣诞节的时候送给我的，盒子我现在还留着，上面画的是雪景，四周都是红颜色的，里边就是整整的一千马克。那些钱真的让我很感动，因为他们平时是不浪费的，我们学校一个马克可以买一杯咖啡，是自动售卖机里的，当然现冲的咖啡比从家里带的几个小时前冲的好喝，而他们总是用一个小暖壶从家里带咖啡来喝。我觉得他们能给我捐这一千马克，这是一份很重的心意。但是我最穷的时候我也不会借钱，我宁愿自己刻苦，我想这和我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有关的。
周国平：我也这样，借钱说不出口，其实从来没有这个念头。没有必要，无非是量入为出，再苦也能对付。
王小慧：那时就在不知道下个月房租交不交得起的情形下，有一个朋友要给我投资一百万，在北京开一个婚纱影楼。大概是九二年吧，当时一百万是不得了的，他商务模式、宣传计划都做好了，他门面都找好了。那时候婚纱影楼很少的，他说你当首席摄影师，每到“五一”、国庆、春节这些结婚的人多的假期，你回国来拍就行了。你自己一分钱都不用投，每年回来拍三次，其余时间你还可以全世界飞，搞你的创作。当我拒绝后，他说你看不起我们商人啊，我说那倒也不是，但我已经决定搞艺术了，就不想再回去了。他就说，你在我这儿干三年，挣的钱就可以搞你好几年艺术了。我说我干三年，呵呵，就要干第四年，第五年……也许我就要干一辈子了。
周国平：对，往往如此，自以为是作为手段，干着干着就变成了目的，或者失去了目的。
王小慧：我就觉得人有时候是要纯粹一些。有一个女朋友，她是德国小学老师，特别喜欢摄影。她说：“我还有五年就可以拿到退休金，那时候我就可以衣食无忧了，但是我现在就想拍照，我还走得动，等我拿到退休金就六十岁了，我跑不动了，也拍不动了。我也很犹豫，我现在退休的话，退休金就拿不到全额了，只会是很少的一部分。”她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可以退休以后拍，但你永远是业余的，但是现在拍，有可能你就成为专业的。”后来她真的听了我的话，提前办了退休，移民到了美国，现在拍肖像摄影，拍得很好的。她当时就拍得不错，我也是也在这种场合下认识她的。她做过一个展览的海报，就是用她拍我戴帽子那张肖像。有时候人必须下决心选择，在我真的还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吃饱饭时，还坚持做艺术而不去做商业性的东西，就是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后来还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包括我爸爸做的德国医疗仪器的代理，他是帮我德国的朋友在中国开公司，他们都说你为什么不也做销售啊，可以挣很多钱。我说我不会去做这种事情的，我的理由是很多人都能做的事，就不需要多我这一个人去做。就像我过去从来不看报纸、电视，好多国家大事都不知道，如果每一个退休工人都可以知道的事情，就不需要多一个人知道，我说我只要知道我那一点点事情就可以了。
周国平：说得好。知道那么多事情干什么？每个人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不去瞎掺和别人的事情，这个世界不但太平了，而且一定会变得更美好。
王小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把许多看上去不实际不重要的事情看得很重，甚至至高无上，为此宁愿放弃一些别人看得很重要的东西。人总应该放弃一些东西，难的是放弃一些表面看去不应放弃、放弃了可惜的东西。人也总在选择中决定自己的路，不同的选择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有时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只跟我喜欢的人打交道，假如碰上令我不舒服的人，再有利益的事也宁愿不做，决不委屈自己。几年前我做了一个决定，放弃了一个可能对我一生道路有重大改变的一个机缘。那是我和一个在欧美非常权威的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的决裂。这个人在七十年代写了关于安迪•沃荷（Andy Warhol）的专著，建立了沃荷在艺术史上重要的地位。此后他还写过另外三本关于沃荷的书，也写了关于很多别的大艺术家的书。在和我相识以后，他将我列入他写学术专著的五年计划之中。计划中还有创造在世艺术家拍卖记录的杰夫•昆斯（Jeff Koons），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女雕塑家路易斯•布儒瓦（Louise Bourgeois）等。他不但要帮我策展，还要把我作为非常重要的艺术家推向市场，并且已经与我签约。但是，经过两年的交往，我发现这个人刚愎自用，主观武断，非常专制。我宁愿要我的自由，而不要这些名利。我非常严肃地跟他谈，希望解除和约，最终我的意志得到胜利。他用了各种方式想挽留我。在我提出解约后，他也曾经哀求我，希望我再给他一个机会，他会改变自己。但是，我为了保持人格的独立，还是拒绝了他。
周国平：拒绝是对的，和这么专横跋扈的人合作，肯定会很痛苦的。
王小慧：我知道很多成名的艺术家都写过“卖身契”式的合约，委身于某一个画廊、经纪机构或者某一个策展人。当然他们之间也可能有很好的关系，但是也有很多人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自己的自由和创作上的独立性。名与利不是我不想要的东西，但是和我的自由相比，它们就无足轻重了。这是我在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非常大的选择，也是我在人生中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放弃。假如我服从这位艺术经纪人，他是准备把我作为五个重点艺术家在五年之内重点包装的，会把我推到艺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有名又有利，他是有这个能量的。在他研究过的、写过学术专著的艺术家的长长的名单里可以看到许多国际大牌，但是我放弃了这个机会，因为我不愿意委屈自己。对于我来说，我喜欢他或者不喜欢他是非常重要的。表面看起来，我是跟着感觉走，直觉使我做了这个决定，可是我现在仍不后悔，有时候诱惑是铺满鲜花的陷阱。
周国平：你举个例子，你特别反感他什么？
王小慧：当时他给我的序都写好了，而且有英文德文中文三种语言，他说你要是不跟某某人绝交的话，我的这篇序就不给你。
周国平：这么霸道。他让你和什么人绝交呢？
王小慧：一个美籍华人的艺术史学家、策展人，我的好朋友。他觉得那个人有威胁，就好像两个人都要抢我一样，其实那个人不是这样想的。在德国卡塞尔文献展期间，他就特别排挤那个人。卡塞尔文献展每五年一次，是世界当代艺术最重要的盛会之一。我邀请她去的，她还带了她的助手，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文献展期间，旅馆特别难找，我们通过关系找到了一个套间，她的助手睡在外屋的沙发上，她和我睡在房间里面。这个权威是同性恋，他有个小男朋友，他的博士生，比他小三十岁。他还带一个女博士生，那个女博士生跟他的男朋友其实是恋人。男孩对他是又怕又依赖，被逼得自杀了两次。其中一次，我到医院去看望他，还偷拍了男孩的手，都是伤，是他跳楼摔得。这些都是那些天的事，那些天也太奇怪了。
周国平：在此之前，你和他合作过吗？
王小慧：他跟我合作大概有两年，他写了我抽象作品画册《本质之光》的序。他与他的团队专门到我慕尼黑工作室看了我所有的作品，仔细研究后决定做我。除了我的作品之外，他们还欣赏我这个人，我有“明星气质”，是可以捧出来的。包括我的言行举止，穿衣打扮，为人态度，都符合他们的理想。几年之后，我在瑞士“大师艺术节”上得了“明星艺术家”大奖，他议论说其实他早就看到我的潜质，早就想打造我包装我的。他当时有一个出书的五年计划，我是第一个，杰夫•昆斯还排在我的后面。杰夫•昆斯不仅创造了最高记录，他的作品也是颠覆性的。那个女的雕塑家路易斯•布儒瓦，现在已经去世了，她的作品是世界上最贵的雕塑，至少是女雕塑家中价格最贵、最负盛名的。他把我列在他们中间。你想这诱惑有多大啊！在当代艺术界这个人是太权威了。所以事后想想我觉得我这样做是非常有人格的，我绝对不会像有些艺术家那样，为了名誉和利益而屈服。
周国平：很大的利益啊。
王小慧：他希望我搬到纽约去，甚至与他们住到一起。过去一位日本的女艺术家住在纽约，是他特别宠的，我成为他的新宠。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他到处拿我当他最得意的新人展示，别人都说我是他的很好的装饰。后来呢，他不愿意我和那位女朋友在一起。开始他觉得那个人无所谓，后来在一起谈事情，他发现那个女朋友是非常有脑子的女强人，就觉得她可能对他，特别是对他与我的关系上是个威胁。
周国平：这个人太专制了。
王小慧：圈里人说他是国王，别人是臣民。他说他们说错了，他们之间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他说很多艺术家都是跪着排队等我的，连大牌艺术家也等他，你是我第一个主动跟你说要合作的。你现在跟我搭架子，你要自由？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我就说，不管怎么样，我就相信一点，自由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最重要的。我说不光是合约的限制，精神自由对我同样重要，我宁愿卖不掉作品，也不要用自由换来的名与利。
周国平：你们在一起待了多长时间？
王小慧：我跟他一块大概两年吧。有一天，我们说好第二天上午吃早饭，结果他头一天就狂给我打电话，要和我吃晚饭。接了几次电话，我都告他我在与客人谈话，我结束以后给你打，会很晚。等到我的最后一个客人快走的时候，他又来了一个电话，我说这个客人马上就要走了，然后就可以通话了。他就说“Lebwohl”，这是德文再见，但是永远不再见到，即“永别”的意思。《霸王别姬》那个电影就是用这个词译的。他用这个词，我当时就很奇怪。第二天早上我照计划去买新鲜面包等等，等他来吃早饭，过了一个小时他也没来，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中午他的飞机就飞美国了。下午有人送来一盆鲜花，是他在机场买的。上面有他写的一个条：“我相信你的人和你的艺术。”过了一个礼拜，他又来了。这一个礼拜，我就拍了一组这盆花为素材的非常性感的作品，这组作品后来也被上海美术馆收藏了。他看了作品之后，大夸我说“你真是天才”。他就是那种喜怒无常的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我的精神都要崩溃了。
每一次他来德国，他希望我全程陪他，所有的时间陪他，而对我来说时间特别重要。我对他说，我会尽量给你多些时间，但是我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你，他就会觉得我不重视他。他没有讨论的余地，比方说讨论作品，为什么不好，他非常专断。谈合同，我提出分区代理，北美、欧洲所有的国家，他都要全权代理，我就不同意。结果，签约之前，我们在去威尼斯双年展的路上的一个湖边喝咖啡，就喝了四个小时！他要我签约，我就是不签，他拿我没办法。去巴塞尔的时候，他说如果我不去和那个女朋友分手，他稿子就不给我了，我没同意。第二天清早，他气急败坏地跑到我的房间来，就因为我没有开手机。我还穿着睡衣，他就闯进来了，说你为什么不开手机，我就觉得没有自由。这个女朋友和助手更是愕然。
我们四个人吃早饭的时候，我的女朋友对我说，你就趁这个机会把那个合约结束了吧。因为我已经签约了，不能随便推翻。而他当时不打算给我稿子，女朋友就说这是太好的理由，是他自己先拒绝和你合作的。我就这样对他说了，他马上态度缓和下来，说：“我们单独谈一谈好吗？”女朋友的助理懂一点德语，助理像闲聊似地翻译给她听，她不动声色地用中文说给我听：“你千万不要答应单独谈。”后来他要送我上火车，女朋友又说：“你千万不要答应他送你上火车。”我一到家就看到他传真来的译好的稿子了，我给这个女朋友打电话，问现在怎么办呢。她说，你就给他发一封信，说你已经决定不合作了，所以你也不会再用他的稿子。然后，她帮我找了洛杉矶美术馆的策展人，赶写出了现在的这个序。
周国平：合约就是这一本书的合约吗？
王小慧：不，是经纪人合约。这本书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但他的方式是先从学术上研究你，肯定你，树立你的地位，市场会水到渠成的。
周国平：是吗？当时不是因为他要全欧美的，就没谈成吗？
王小慧：后来他妥协了，代理范围限制在美国地区。所以有很多人觉得我很傻，许多中国艺术家，包括一些后来很著名的艺术家，初期在西方都签过的。当然我知道，有些商业上的操作是有一定道理的。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与你的创作和生活不发生冲突，商业的成功当然没有坏处，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的灵魂被出卖，你的自由没有了，生活就会很不愉快，那我宁可放弃商业成功也不要委屈自己。
周国平：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这个大牌太专制、太霸道，如果不是这样，我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说，有稳定的经纪人是一个好的选择。自己做市场不太可能，临时找代理人又很麻烦。当然，找到一个合作愉快的经纪人，这不容易，要靠运气。
王小慧：有朋友当时劝我，说宁可忍几年，合约不就是过期了吗？那时你功成名就了，忍这几年也值得。她还举了当年一个电影为例，一个年轻妻子答应一个富翁只与他共同度过一个夜晚，代价是百万美金，她丈夫都愿意。我对她说，人各有志，假如这种事发生在我眼前，我一定不会为哪怕更多钱去做交易的，但如果我喜欢那个人，一分钱没有也会同意的。

3.灾难使人回到自己

多数时候，我们生活在外部世界上，忙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忙于工作、交际和娱乐，难得有时间想一想自己，也难得有时间想一想人生。可是，当我们遭到突如其来的灾难时，我们忙碌的身子一下子停了下来。灾难打断了我们所习惯的生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迫使我们与外界事物拉开了一个距离，回到了自己。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个机会，肯于思考，就会对人生获得一种新的眼光。一个历尽坎坷而仍然热爱人生的人，他胸中一定藏着许多从痛苦中提炼的珍宝。

周国平：人生中难免有曲折和苦难，有时甚至会发生突如其来的灾难。你在年轻时就遭遇了两次大的灾难，安斯佳的自杀，俞霖的车祸死亡。
王小慧：我出国留学刚一年，安斯佳因为对我的无望的爱而自杀。在这之前，我好像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的人生道路，没有时间也没有想到过要去思考，而由于他自杀这件事情的突发，后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住在郊外湖边的小镇上，有了很多时间去思考，去回忆，去总结。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忙忙碌碌里度过的，往往只在发生了重大变故时，你才会放慢脚步。而俞霖的去世则好像更使我大彻大悟了，虽然我可能还不能说自己已经大彻大悟了。至少它好像一个人生的分水岭，之前与之后一切都有了质而非量的区别。在病床上不能工作的那六个月，似乎是我一生中对自己反醒最多、最集中、最浓缩的一段时光。那时我才第一次那么彻底地自我追问，也就是第一次问自己许多问题，包括人生中的重大问题。
周国平：灾难硬是把人从习惯的生活中扯出来了，使人有机会用另一种眼光去审视自己的人生。
王小慧：任何事情都有它的正反两面。有人问我：如果你不出这些事，你还会这样优秀吗？我说：可能艺术上深度与成熟会少很多。他就问：那为什么要受这么多苦，为了艺术的深度有没有这个必要？
周国平：这个不是必要不必要的问题，当受苦已经是事实的时候，你只能受着，然后去寻找它积极的一面。
王小慧： 不能让苦难白受了，艺术家的本事是能够消化和加工这些苦难。
周国平：在黑暗中寻找点滴的光明，靠这点滴的光明生活下去。你看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广西的山沟里待了差不多十年，真是很难受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没有变化的，天天都一个样，一眼就看到头了。当时根本就想不到还能够出来嘛，我觉得一辈子就在那儿了，而且天天就这样过了。
王小慧：当时悲观吗？
周国平：反正感到很凄凉，我对自己说这一生就这样交代了。那么年轻，觉得自己能做很多有意思的事，但是毫无可能。我也就尽可能找一点书看，写一点东西自娱，完全没有发表的可能的。
王小慧：我觉得你当时写东西就不是自娱了，是排解心中的郁闷。
周国平：是排解，也是为了有一个寄托。回过头看，那时候的坚持是给我后来的道路打了基础，但当时根本不知道还能走出来，只是让自己觉得当下的生活有点意义罢了。
王小慧：反正我特别佩服那些坚强的人，我觉得我其实是挺脆弱的。我都经历了很多的大灾难了，有时候想到过去我都后怕，当时怎么挺过来的。如果再让我经受这样的事情，我会觉得不可思议，我肯定经受不了。
周国平：其实人就是这样的，坚强是逼出来的，当灾难已经临头，不可避免了，你就坚强起来了。比如我现在也无法想象当时妞妞那个事情，我是怎么挺过来的。我是特别爱孩子的，当时也是爱她爱不够，但是，一旦知道她得了绝症，你真的没有办法的，除非你自己去死 ，你垮掉，你要不垮掉，你就得挺，你就得忍，你必须咬牙坚持，肯定是这样的。反正是两种结果，要么挺住了，要么垮掉了。
王小慧：人生真是无常，就像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周国平：对。所以，既然祸福这么无常，不可预测，我们就应该与这外在的命运保持一个距离，做到某种程度的不动心，走运时不要得意忘形，背运时也不要丧魂落魄。也就是说，在宏观上持一种被动、超脱、顺其自然的态度。另一方面呢，既然祸福这么微妙，互相包含，在每一个具体场合，我们又不是无可作为的。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在幸运时警惕和防备那潜伏在幸福背后的灾祸，在遭灾时等待和争取那依傍在灾祸身上的转机。也就是说，在微观上持一种主动、认真、事在人为的态度。

4.艺术家的苦和乐

苦与乐不但有量的区别，而且有质的区别。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苦与乐的数量取决于他的遭遇，苦与乐的品质取决于他的灵魂。
对于一个视人生感受为最宝贵财富的人来说，欢乐和痛苦都是收入，他的账本上没有支出。

王小慧：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人生创伤可以是一种财富。要能够把人生的痛苦转化为艺术，这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曾经有很多人问我，是不是那一场车祸造就了我的艺术，如果没有这些灾难，我会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在我经历了死亡甚至自己也与死亡擦肩而过之后，死亡这个主题或者生命这个主题就成为了我思考与创作的一个非常主要的题材。在经历那场车祸之后的十几年来，每一个阶段，我对生与死都又有新的体会，有新的形式的创作。作为一个普通人，特别是女人，我可能会希望痛苦越少越好，幸福越多越好。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可能会说痛苦造就了我，痛苦成了我的创作的源泉。
周国平：在这一点上，哲学和艺术是共通的。哲学家和艺术家都好像有两个自我，一个是作为普通人的自我，一个是作为哲学家或艺术家的自我。那个作为普通人的自我在受苦，那个作为哲学家或艺术家的自我就把他的痛苦用作素材，哲学家借之思考人生，艺术家借之表现人生。
王小慧：我还有一个很好的艺术家朋友，他是一位俄罗斯人，从前苏联逃亡出来，在欧洲已经生活近三十年了，在科隆的艺术学院做教授。在前苏联解体以后，他曾被邀请回莫斯科，在国立美术馆里办一个回顾性的个展。当时他准备了一个集装箱的作品，其中包括他二十多年来最重要的作品，他的作品有绘画，有装置、有雕塑。他过去在俄罗斯被当做自由灵魂的象征，很多人怕他，恨他，并不愿意他回去办展览。结果，在展览前的几天，他准备去布置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一个令他非常震惊的消息，就是他那一车皮的作品被人炸掉了。我想，换了很多别的艺术家，会觉得非常痛苦，甚至一蹶不振，因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至少到那个时间为止最重要的作品全部毁于一旦了。同时，他流亡了那么多年以后，第一次回到故乡去办大型展览的计划，也都付之一炬了。我非常佩服他这样艺术家的人格，他没有被这样的灾难打倒。在短短几天时间中决定继续做他的展览，虽然他所有的展品都烧光了。后来，他是用了没被烧干净的作品的残骸做了一个装置，这个展览反而更令人震撼。很多人由此而记住了他，实际上我认为展览可能是他一生中至少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
周国平：非常棒。做什么归根到底都是做人，做艺术尤其如此，艺术品是艺术家人格的直观显现。说了痛苦，我们再说一说快乐，你觉得你快乐吗？
王小慧：有一个调查提纲，列举幸福的人的特征，当时我对照自己，觉得可以说我是一个非常接近幸福的人。比如，有远大目标，选择对自己的才能有挑战性的事做，对自己的成绩感到骄傲，自尊、自爱、自由和自信，能享受人际关系，乐于助人同时接受帮助，知道自己能承受痛苦，能从日常小事上感到乐趣，有爱的能力，等等。不过，现在我觉得我离幸福有点儿远，不满意，对自己不满意，对周围现状不满意，所以也不开心不快乐啊，也许因此我老做噩梦啊。
周国平：哪段时间特别感到幸福？
王小慧：1995 年至 2000 年那段时间，那是我最自由的时候，想到哪里就去哪里，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没有任何压力，没有任何束缚的那种状态。我也没有特别刻意地去创作，但作品自己像流水似地源源不断。那是精神上最自由的时候。现在至少外来的限制特别多，但没办法，所以我现在挺留恋当时的生活。
周国平：你一直非常忙，是时间的紧迫感，还是工作本身给你带来了太大的乐趣？
王小慧：都不是，我现在常常觉得不开心，不是一直在做我喜欢的事。
周国平：不是你自己的计划，是外来的任务？
王小慧：不都是我自己特别想要的东西。
周国平：这个我觉得，面对这样的问题，你要坚决一点，不要太勉强，我知道你不讲利益，但是你讲面子。
王小慧：但是力量不够，真正想做的事太多，也都很紧迫的。我真的想把我妈妈的故事写出来。
周国平：我觉得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提到前面去，否则你的这种遗憾、后悔和自责都会很重的。现在你很多时间是在中国做事，是不是有些体制内的任务你不得不承担？
王小慧：有些是必须要做的。
周国平：像世博会的设计，你承担了，又不能按照你的心意做，是吗？
王小慧：不完全是这样，说起来太复杂。
周国平：关系太复杂？
王小慧：这个任务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世博会百年一遇，能够参与，而且是做最主要的场馆之一——主题馆。每届世博会都有一个主题，主办方都要做一个主题馆。因此，这是国家项目。能做也是种荣誉。我的团队前后做了四年，从“课题组”到“项目”，从最早的“世界博览馆”，到后来的“城市文明馆”，现在叫“城市足迹馆”，都是讲述世界文明历史，但和原来主旨相差甚远。我们四年前做的最早的方案，我还是觉得那是最好的，我的看过我最早方案的很多外国朋友也这样觉得。后来被改了不知多少稿。
周国平：这就是名声之累，一个人成名了，社会上的事情就会特别多。你的创作也是这样，社会给你的项目不一定是你自己真正想做的，这也许是你不快乐的一个原因。
王小慧：有可能，反正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不满意，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但是我又没办法改变它。
周国平：一旦走上这条路，就有好多自己不能支配的因素，没有了退路。
王小慧：或者退路艰难。所以我这些年的梦常常是各种各样的逃离场面，紧张奇特极致。电影《盗梦空间》中有一个镜头，主人公逃离时巷子越来越窄，几年不能脱身。我也曾有过类似的梦境，但都不是在跑。有时是乘一个大船，在上海式的弄堂中穿行，巷子越来越窄，拐不过弯来，因为船太大了；或是乘小型私人飞机，飞得极低，几乎要撞到房子，还有被电线缠住的危险……总是试图飞高飞远，但飞不起来，不断躲避一个个危险，目不暇接。
在几年前做的梦也常常是逃离，比如是宁静的绿色湖中一座安静的、漂亮的玻璃房子，我走在通向这房子的独木桥上，没走到时就想返回，但转身都很危险，怕掉到湖水中，结果只能艰难地骑在独木桥上一点点往回蹭。现在的逃离总好像是不美好的画面，如果不是灾难至少也是恐怖的场面，而且我不是慢慢地逃而是仓惶地逃。这是有区别的，很大的区别。我在德国出的一本画册叫《女人》，那书的序中，一位德国女作家曾评价说，我做的那些梦中的水是代表感情世界，这水的景象总是很美，很吸引我，但我总是怕落到水中，总是在落入前被惊醒，是我不敢把自己放纵到情感之中，也不敢放开去爱或接受爱。也许她说的有一定道理。而现在的梦传达了什么信息给我呢？是潜意识中对现实生活表现出的反感甚至恐惧？我的梦境总是一种奇特的时空交织，或者是时空模糊。它既总好像与你距离很远，但又常常感觉上很贴近，好像真的一样。熟悉的与陌生的人物、事件穿插迭合又分离孤立，令人费解。我常常在梦中就已经在思索，醒来再继续……
周国平：我觉得可能反映现在你的工作环境给你的压力相当大，这个体制使你在相当程度上失去艺术的自由，你内心是很焦虑的。也许没有什么好办法，客观上你必须做一些妥协，想明白了这一点，心理压力会小一些。好在你做的多数事情仍是自己想做的，而且能够按自己的想法做的，这就行了。我比较幸运，完全自己安排自己的工作，没有外来的任务。现在体制越来越强大，许多学者都被安排了，好在大家都知道我是闲人一个，不会来安排我。
王小慧：《我的视觉日记》新版本的结尾，出版社觉得我写得太悲观了，我坚持这样写。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快乐还是不快乐。孔子说四十不惑，我到现在还在惑着。
周国平：这就对了啊，说明你还年轻。该惑的事情不惑，那是世故，不是真正的明白。
王小慧：经常困惑，而且困惑比以前更大了。

重与轻

人生中什么重要
人身上最宝贵的，一是生命，二是灵魂。一个人无论追求什么东西，都应该问一问自己的生命和灵魂，那是否是它们真正的所需，它们是否真正感到快乐，如此来确定取舍。
老天给每个人一条命，一颗心。把这条命照看好，把这颗心安顿好，人生即是圆满。

人生的坐标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面临许多可能性，也都只能实现其中也许很少一部分可能性。实现多少和哪些可能性，实现到什么程度，因人而异。这不仅取决于机会，也取决于目标的定位。目标的定位，需要有坐标。坐标分两类，一是功利性的，一是精神性的。只有功利性坐标的人，生活得实际，但他的人生其实是很狭隘也很单调的。相反，精神性坐标面向人生整体，一个人有了这样的坐标，虽然也只能实现人生有限的可能性，但其余一切丰富的可能性仍始终存在，成为他的人生的理想的背景和意义的来源。

距离显示事物的意义
人生中有些事情很小，但可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烦恼，因为离得太近。人生中有些经历很重大，但我们当时并不觉得，也因为离得太近。距离太近时，小事也会显得很大，使得大事反而显不出大了。隔开一定距离，事物的大小就显出来了。
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遇到的事情是无数的，其中多数非自己所能选择，它们组成了我们每一阶段的生活，左右着我们每一时刻的心情。我们很容易把正在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看得十分重要。然而，事过境迁，当我们回头看走过的路时便会发现，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不多的，它们奠定了我们的人生之路的基本走向，而其余的事情不过是路边的一些令人愉快或不愉快的小景物罢了。

那不能带走的东西并未丢失
第一次离父母远行，你审视着这个熟悉的家，仔细挑选要带走的东西。在屋子的各个角落里，到处藏着一些小物件，也许是幼时玩过的一个布娃娃，上小学时写着歪歪扭扭字迹的练习簿，某一次郊游采集的标本，陪伴你度过了许多寂寞时光的书籍和录音带，一沓沓还没有来得及整理的相片和信。你为你即将走向新的生活而激动，却仍然与昨天的生活难舍难分。这间屋子里藏着你的童年和青春，你多么想把珍贵岁月的一切见证都带走。
人在世界上行走，在时间中行走，无可奈何地迷失在自己的行走之中。他无法把家乡的泉井带到异乡，把童年的彩霞带到今天，把十八岁生日的烛光带到四十岁的生日。不过，那不能带走的东西未必就永远丢失了。也许他所珍惜的所有往事都藏在某个人迹不至的地方，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其中一件或另一件会突然向他显现，就像从前的某一片烛光突然在记忆的夜空中闪亮。
我相信，人生中有些往事是岁月冲不走的，仿佛愈经冲洗就愈加鲜明，始终活在记忆中，我们生前守护着它们，死后便把它们带入了永恒。

1.纵横交叉的路

面前纵横交错的路，每一条都通往不同的地点。那心中只有一个物质目标而没有幻想的人，一心一意走在其中的一条上，其余的路对于他等于不存在。那心中有幻想而没有任何目标的人，漫无头绪地尝试着不同的路线，结果只是在原地转圈子。那心中既有幻想又有精神目标的人，他走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同时始终是走在他自己的路上。

王小慧：这是二十年前在爱丁堡拍的一张照片。那些车站上的铁轨，有的交错在一起，有些又在远处分岔，我父亲觉得我拍的这一张照片很像我当时的人生，诱惑非常多，不知它们伸向何方。面前有许多路可走，条条在闪光，不知应该走哪一条，每一条路都可能会很好。
周国平：美国诗人弗洛斯特有一首著名的诗，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林中路分为两股，走上其中一条，把另一条留给下次，可是再也没有下次了，因为走上的这一条路又会分股，如此至于无穷，不再有可能回头来走那条未走的路了。人生面临各种可能性，选择了一种可能性，就意味着放弃了其他的可能性。
王小慧：所以我也常常想，假如我选择了其他的路，也许真的可以也做得很好，比如当导演，比如做建筑师，比如做服装设计师，比如搞文化沙龙，还有许多许多，但我当时选了自由艺术这条路。毕竟你有一个目标，只要你朝着这个目标走，相信你一定能走近它，近了自然会找到一条路了。走这条路的时候，能坚持不放弃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条路可能很长，很曲折，也不平坦，你可能有时候会怀疑自己的力量能否继续走下去，能不能坚持到底。坚持下去的人就成功了，梦想就变成现实了。
周国平：前提是你的目标非常明确，你已经做出了选择。但是，人生有时候会面临选择的困境，不知道走哪条路更好。
王小慧：对，你在选择时往往不清楚它是否正确，是否要花很大代价，这代价是否值得，以及这个选择对你未来生活道路有多大影响。有的时候是需要距离才能识别，就像我们常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观察一个事物的时候，有时候要多一个维度才能更清楚。蚂蚁在走路时，它实际上不知道方向，而我们却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在另外一个维度里去看它们，所以我们会说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周国平：这个距离，可以是空间的，也可以是时间的。
王小慧：是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看着那些很快靠近又甩到身后的景物，我常常想：那么巨大的东西，转眼就变小，再后来就看不到了。人生中的很多事也会逐渐消失，当时觉得很大的事，过后再看也许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点。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大到足以使距离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才称得上有恒久的意义。
周国平：时间是最权威的评判员，人是否伟大，书是否经典，事件是否重要，最后都是时间说了算。
王小慧：很多事情在经过时间的检验以后，才会知道它真正的价值。在我很年轻时曾经与一个人热恋过，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我们不能走到一起，我当时非常痛苦，而且得了病以至于休学。过了很多年以后，我再遇到这个因为不能在一起而让我痛苦得无以复加的恋人，才发现其实我们在一起并不一定合适的。假如我当年不顾一切地与他走到一起，可能付出很大，但照今天看来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
我在德国的导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才子，曾经是慕尼黑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他因为和一个女学生好了，激怒了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就把房子一把火烧掉了，当时成为媒体上轰动一时的大新闻。他太太的家族地位非常显赫，她父亲是当年我们大学的校长。要知道，就好比是哈佛、耶鲁的校长，因为我们学校在德国高校排名是前两名的。这件事当年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可是，当我到他那里求职的时候，他用这样的话来宽慰我：“有的时候让你觉得天都会塌下来的事情，在经过十年、二十年以后，你会觉得它无足轻重，甚至可以一笑了之。”当时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还体会不了，直到我自己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我才觉得他说得对。
周国平：我自己体会，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价值观已经相当明确和坚定了，选择的困境就比较少了。你知道你到底要什么，什么东西是真正重要的，就不太会受外界因素的左右了。你站得足够高，这种精神上的距离在发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

2.浪漫不需要钱

曾经有一个年代，笼罩着一种精神浪漫的氛围，思潮即时尚，哲学是最有诗意的东西。曾几何时，一切思潮都消退了，沉寂了。今天，物质浪漫取代了精神浪漫，最有诗意的东西是财富，绝对轮不上哲学，时尚成了时代的唯一主角。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那个年代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

王小慧：有些人总是说，人生不享受干什么？在那种享乐主义者看来，好像我是苦行僧，把工作作为全部的生活内容。我有时候就想，像他们的那种享受，我真的能完全放松身心地去享受吗？而且我会真认为那是种人生大享受吗？其实我机会挺多的。
周国平：我相信是这样。
王小慧：现在好多追求物质的女孩子想要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都是唾手可及的。但我觉得那都是过眼云烟的东西，有些我甚至不屑一顾。
周国平：你的兴趣不在这里。
王小慧：我一直说浪漫不需要钱，创意也不需要太多钱。钱太多，反而不去创意了。
周国平：浪漫不需要钱，说得非常对。
王小慧：现在的年轻人觉得，浪漫就一定要高级餐厅，一定要香槟，一定要蜡烛啊。我说如果在一个小茅屋里，两个相爱的人，还是可以很浪漫的，不需要物质的东西来陪衬。当然可以有物质的东西，我不是反对物质的东西，我觉得物质不是前提，不是必需的。
周国平：首要的和必需的是心灵的丰富，情感的真切。现在的年轻人太看重外在的东西，把品味、情趣、格调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都归结为物质的东西了，其实只是追逐时尚罢了。不过没办法，这个时代大家内在的东西比较空，就只好看重外在的东西。一个人只有内在比较充实，才不会看重外在。
王小慧：我想起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当时二十六岁，当我的助手。一个六十二岁的很有钱的人追我，她开玩笑说，你怎么不动心啊，这个人这么苦苦追求你，你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他要是追我的话，我就嫁给他。我说，你们年龄差太多了。她说，假如他在游艇上向我求婚，船舱摆满玫瑰花和蜡烛，多浪漫啊，我马上就答应他。她想象的那种浪漫，或是她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浪漫，完全被好莱坞电影的那种媚俗、那种伪浪漫给洗脑了。我对她说，那不叫浪漫，如果你不爱他的话，那一切就都不叫浪漫。但在她们觉得你怎么知道我不会爱上他呢，他如果对我非常好的话，我觉得我也会爱上他。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还懂不懂什么叫真爱。
周国平：有人说过，在今天这个时代，金钱是最性感的。事实也是这样，巨大的财富往往能增加一个男人的魅力。没准她真会爱上他呢？
王小慧：德国新的俗话：“厚重的钱包使男人性感”。所以她爱的还是财富，或者说是财富带来的所有周边的这种可能性。
周国平：对，她就不会去设想爱上一个六十二岁的穷艺术家。
王小慧：我记得第一次到威尼斯，我和我的老大哥在圣马可广场坐下，一人点了一杯矿泉水，因为咖啡馆里最便宜的就是矿泉水，当时就是为了享受那个圣马可广场夜晚的感觉。我们在学建筑史的时候，对这个广场学得了如指掌，连平面图都记得非常清楚，没想到自己能在那种地方散步，好像在做梦一样的。那时候在威尼斯咖啡厅一杯矿泉水大概是四五德国马克吧，换算为人民币差不多二十块钱，你想我当时一个月工资只有五十多块钱，太奢侈了，呵呵，喝一杯水要二十块钱。我的同事都不会在外边喝咖啡，我和那个老大哥喝水，你不喝水就不能坐在那儿慢慢地体验。坐贡多拉在小水巷转，就更贵了，本来同去的同事商量大家分账，但还是觉得太贵了没乘。我还记得有个电影叫《大班》，我们都特别想去看，我的同事包括这个老大哥就站在电影院门口，站了最少半个小时，但十个马克还是太贵了，正好是一个月的工资。当时还是按中国的消费标准来看，来判断价格的。
周国平：刚出国时都这样，用国内的物价来比。
王小慧：当然日常生活也花钱，但大家都在存钱，存钱买大件，像冰箱、洗衣机这类东西，就我不存钱。我都买胶卷了，或者买邮票、打电话。那时俞霖在柏林，我们要打长途电话。记得拿一大把的硬币，在那个电话亭里头，很快就用光，真的挺浪费的。我一直信奉这一点，我绝对给精神花的钱比给身体花的钱多。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去理发馆了，自己剪一下就算了。过去做留学生时是因为没钱去，现在有钱了没有时间去。我常常要有机会上电视或被杂志邀请拍照片，他们通常安排了发型师，化妆师，我一般嫌太花时间就不让他们弄。自己很快可搞好，为什么让他们搞一两小时？大部分在国内我做 SPA 和游泳都不必自己付款的，是赠送的，非常高级的地方，但我因没时间也很少去，或强迫自己花点时间给身体，为了健康才偶尔去的。主要是没时间。刚出国留学时觉得理发太贵，就不会去花这种钱。但看电影我就不吝啬，看歌剧我也不会吝啬，歌剧就更贵了，我买学生票，那两个小时哪怕站着听，也觉得太享受了。别人就觉得很奇怪，我的那些同事会花很多时间去买肉，因为在郊区，像咱们现在麦德龙这样的大超市，周末经常做广告，这次牛肉便宜，下次鸡便宜。他们每个星期要坐班车去很远的地方，那时候自己都没有车的，坐两个小时去买肉，就是为了便宜两个马克！我也喜欢吃肉，但我不舍得花这个时间，我宁愿不吃，或者贵一点就贵一点，不是非得要省那个钱。
周国平：还是精神至上啊，所以愿为精神享受多花钱，又不愿为省钱多花时间。
王小慧：我不存钱，认为该花的钱我就花。大家就觉得奇怪，你怎么肉不去买，却去看电影，电影多贵啊，他们觉得太傻了。一起出去的同事都觉得我很傻。我拍照片太多时，大家警告我少拍点，因为每按一下快门价格是 27 分尼，也就是照当时中国算法 1.5 元钱，太贵了。好像后来跟学校“党组织”汇报的时候还说我的主要缺点是不存钱。我是在说我不省钱，包括我买花，这也是精神享受，花让我心情愉快，我宁愿花这个钱买鲜花搁在屋子里，那你说为什么买鲜花不买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啊！
周国平：这才是真浪漫。
王小慧：我觉得现在好多媒体是在误导年轻人，那些杂志啊，电视啊，总是让大家不断地消费！消费！消费！不重视精神的东西。陈凯歌说现在的孩子不幸福，有太多的物质包围着，没有了他儿时的那种自然的幸福感，那种真正无忧无虑的心境。
周国平：这也在个人，你真正拥有精神的东西，精神上是富有的，就不会受它误导的。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精神氛围中生活是很重要的，我的意思是说，虽然这个时代是不重视精神的，时代的总的氛围是这样的，但是，你自己完全可以不受总氛围的影响，自己给自己一个小氛围。比如经常读书的人，那些好的书籍就构成了他的主要的精神氛围。
王小慧：我一个当出版家的朋友，他太太是作家。她有一篇文章写得挺好玩的，老公每天都拿一包一包沉甸甸的书回来，他老公说，不要读杂志，要读书，读杂志使人越来越浅薄，读书使人越来越深刻。
周国平：说得对。同样是传媒时代，西方的传媒技术还更发达，我们还是学人家的，但是，很奇怪，我们迷恋于电视、网络的人比他们多得多，他们许多人不理这一套，业余时间仍然主要用来读书。还是底子不一样啊，人家有重精神价值的传统，我们没有啊。
王小慧：我在欧洲的朋友圈中有不少人甚至是拒绝电视的，他可以有家庭影院，钱对他们不成问题，家庭影院里可以放各种电影，可以听最好设备放出来的音乐，看电视也只是为了新闻，而许多人们仍愿通过电台广播听新闻，所以他们常常在浴室放收音机听广播，或是在车上听，车上也有有声读物，听别人朗诵书，这样节约时间。家里客厅有许多书的人总让人有好感，如果只有电视机和酒柜的，甚至可能让有些人看不起。
周国平：对，从居室里的物品基本上可以判断出主人的品位。我出差住宾馆，最苦恼的一件事是，几乎所有宾馆床头灯的亮光和角度都是不适合看书的，它给你准备了电视，但根本没考虑有人要靠在床上看书。我是不看电视的，靠在床上看书则是每天的一大享受，这在现代社会里差不多成了不合时宜的怪癖。
王小慧：所以我 2010 年用了半年时间做了“ 2010 梦想计划”这个大型的艺术项目，吸引了一万名青年参与，他们用文字的、访谈的、绘画的、摄影的还有影像等多种方式讲述他们的梦想。我的初衷也是为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提醒一下青年人，除了物质以外我们是否还需要追求一些精神的东西。我一直欣赏徐志摩的那句话：宁做物质上的平民，也要做精神上的贵族。许多物质的东西你一旦拥有多了时会发现，其实你并不需要那么多。我自己就觉得占有的物质已经太多了，多少双鞋、书包、衣服一两年都不去碰一下。我不反对物质生活的丰富，但前提是不能仅仅追求物质生活而丢失了精神生活。后者永远应当是比前者重要得多。

3.内在的从容

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为自己保留一个开阔的心灵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有在这个心灵空间中，你才能把你的事业作为你的生命果实来品尝。如果没有这个空间，你永远忙碌，你的心灵永远被与事业相关的各种事务所充塞，那么，不管你在事业上取得了怎样的外在成功，你都只是使用了你的生命而没有品尝到它的果实。

周国平：许多年来，你把你的全部精力投在工作上、创作上，这样是不是太苛待自己了？我觉得，一个艺术家也应该有一个好的生活状态，不能总是工作。如果节奏放慢一点，对你的艺术未必没有好处。
王小慧：我也是这样觉得，但是没办法，身不由己，就像穿上了魔鞋一样，有时候是想停的，就是停不下来。
周国平：需要一个外力。
王小慧：就像童话“小木克”里的那个孩子，被渔网拦住了，他才停下来。
周国平：现在少了一张渔网。
王小慧：对，我经常想，这张渔网就是病，让我病倒了，我才会什么都不干了。我有三个很好的朋友都得了癌症，他们整个生活方式都改了，有的人因为癌症，反而活得更健康了。
我最好的一个德国朋友，跟我合作写书的那个女作家，她得了乳腺癌，很多年了，现在她挺健康的，每天坚持锻炼，生活也调整得很好，她和她丈夫之间的感情也更好了，是特别让人感动、羡慕的那种关系。
还有一个好朋友，是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那天我在网上看到她和一位名人一起的一张照片，剃了个光头，感到挺好看挺特别。而且我觉得只有她那种瘦瘦高高的类型才适合这样，真的很帅的。我说你现在玩酷了，她说不是啊，我化疗呢，差点大难不死。她说其实是你害了我，因为二十年前，她是本国内很权威的建筑学专业杂志的编辑，也喜欢我那本建筑学的学位论文，帮我连载在杂志里，她说你当年对我说的一句话害了我，那句话就是“要挑战极限”，多年来她就一直在挑战极限，根本不考虑身体的。自从得了病之后，她完全改变了生活方式，除了养生健身之外还经常去逛逛街，做做按摩。她说你还是太虐待自己了，何苦呢？你说没时间，其实时间是你自己分配的，就看什么事情对你更重要，你才把时间花到那事上。她说你要分配给自己时间，其中包括健身的时间，休闲的时间，消费的时间，享乐的时间。她说你害了我，现在我警告你必须善待自己。我很感谢她的忠告。我觉得我要是得了她们的病，肯定没有那么乐观勇敢。
周国平：其实别人也会觉得要是发生了你这样的车祸，肯定没有你这样勇敢。生活就是这样的，发生了灾难，旁人看起来很可怕，在漩涡之中的人只能承受，旁人就会觉得你勇敢，这个勇敢是逼出来的。
王小慧：对，可能是这样的。西方人有一句话：“工作是为了生活。”他们说我相反，生活是为了工作。
周国平：这个工作应该是自己真正喜欢的，能够让自己的能力真正得到生长和实现的。其实西方的传统一直认为，这样的工作是人生的意义，是生活的目的。如果工作是自己不喜欢的，当然就只能是谋生的手段了。
王小慧：他们觉得安逸的生活是高品质的生活，是在享受生活，但他们没有创造性。对我来说，一定要有创造性。他们因为工作不是自己喜欢的，一旦停止了工作，就会很开心，而我工作的时候会比我没事干的时候更享受一点。这点我小时就这样，没事干时觉得很无聊，要问妈妈我现在做什么呢？妈妈如果让我画一样东西，或看一本书，或弹钢琴我就高兴了，因为有事干了。所以她那时给我的绰号是“小闲不住”。
周国平：不过你不工作的时间还是少了一点。我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完全沉在写作中，思维很活跃，当然也是很好的状态，但不可能总是这样。我觉得必须有休整的时间，而且这对写作也是特别有好处的，好多东西是在那个放松的状态中生长的，再回到写作中，你会感觉精力更充沛，思维更活跃。
王小慧：我是没有充电的，德国人骂女人的俗话是“母牛”，意思是你人很蠢，我在那边讲学开场时有时会对德国人开玩笑说：我是一头“母牛”，人说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但我连草都没时间吃，就得给你们挤奶了。其实我是喜欢充电的，喜欢有时间多看书，多看展览，特别喜欢看电影，还有听歌剧，时间更多时去旅行。至少能有点时间泡泡澡、睡睡觉，与好友聊聊天。
周国平：不要委屈自己，要给自己喜欢的这些事留出时间，这实际上也是给自己的心灵留出自由的空间。心灵的自由空间是一个快乐的领域，其中包括创作的快乐，阅读的快乐，欣赏大自然和艺术的快乐，情感体验的快乐，无所事事地闲适和遐想的快乐，等等。所有这些快乐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共生互通、互相促进的。如果一个人永远只是埋头于创作，不再有工夫和心思享受别的快乐，创作的快乐也会大打折扣。

4.心灵的谷仓

一个年轻女子从前方走来，她左手端着烛台，右手小心翼翼地护着摇曳的烛光。她无法阻止蜡烛在时间中渐渐燃尽，但她想让烛光永驻，带着它走向世界，照亮一切时间。
人分两种，一种人有往事，另一种人没有往事。
有往事的人爱生命，对时光流逝无比痛惜，因而怀着一种特别的爱意，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珍藏在心灵的谷仓里。

王小慧：生活中有很多有形或无形的东西，你无法把它们带走，这种体会太多了，因为我总在世界上漂泊，常常感到不可能把所有想要的东西都带走。二十年前我创作的这组照片，叫“试图带走珍贵的东西”，里面就是用烛光来象征这些无法带走的珍贵的东西，后来这组作品被收入英、美、德《150 年大师摄影作品集》。对我来说，这些珍贵的东西就好像烛光一样，你没办法把它带走，一切都只能保存在记忆中。
周国平：对，你没办法带走，但只要保存在记忆中了，它们就仍然在。记忆是留住人生中珍贵时光的唯一方式，但记忆也会暗淡和消失，所以我们需要艺术和写作。对于个人来说，艺术创作和写作的最初动机是抢救记忆。
王小慧：人生中有许多东西是时间和空间也不能割断的，比如说真正的友谊、亲情，虽然你不能把它带走，但是它永远会在那里，即使你远在天涯海角，我刚才对你说过，就好像是一个半径可以无穷放大的圆一样，你是圆心，这个圆会永远包容着你。
周国平：我也觉得，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都和感情有关，包括爱情、亲情、友情。
王小慧：别人看得很重的东西，我看得很轻，别人都不理解。比如说在德国办理退休金啊，养老保险啊，十年前我觉得很遥远，现在我还是觉得很遥远，不是我要想的东西。并不是我多么富有，但是，如果说一个退休金对我可能有意义，我会觉得很奇怪。而我德国的朋友认为迟早应该想这个事。还有税务啊、财务啊我不愿意在这类事上花精力，比如那次车祸，打车祸的官司可能会赢很多钱，可是我觉得我的时间花在打官司上太无意义。这些好心的人就说怎么会无意义呢，可能会拿一大笔赔偿金啊，为什么你不试试看。可是我就觉得那样的话，我就总是缠在这件事里边，浪费时间，而其实精神也很不愉快。有的时候我也蛮固执的，不听人劝的。周围人都这样劝你的时候，你还坚持，就证明这人固执，是不是啊？
周国平：这倒不是，如果你确实讨厌这个事情，你还是应该听从内心的声音，因为你真去做的话，你会很难受的。
王小慧：对的。我总结说，跟着感觉走，最后还是不想做，就不做。可是理性地分析，好多事情还是应该做的。
周国平：理性是一种公共性，对大家都适用的道理，但未必适用于你。说到底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你最看重的东西不能放弃，其他的就只能是可要可不要了，人不能什么都要。
王小慧：在《我的视觉日记》里我写过一句话：“假如上帝只允许我带走两样东西的话，那就是照相机和日记本。”到时候如果真的着火了，我就抢我的日记本，不去抢那些存折啊、首饰啊、手表啊什么的。
周国平：我在《人与永恒》初版序里写过类似的话，我说：“有两样东西，我写时是决没有考虑发表的，即使永无发表的可能也是一定要写的，这就是诗和随感。前者是我的感情日记，后者是我的思想日记。如果我去流浪，只许带走最少的东西，我就带这两样。因为它们是我最真实的东西，有它们，我的生命线索就不致中断。”对一个人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那些最特殊、最个人的东西，仅仅属于他，其中凝结了他的岁月和心血，这种东西对别人也许完全无用，对他却是一切别的东西不能比的。那些物质的东西，包括金钱和财宝，其实是最没有个性的，在谁那里都是一个样，可以在任何人之间转手和流动。
王小慧：对。这 11 月 15 日上海一个住宅楼着了大火，我听到很痛心的事是一位住在那楼里的艺评家，他的一部未发表的书稿付之一炬了，其他能用金钱买到的东西的损失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我也曾丢过一个书稿，和第一次回国的日记本，我知道那损失是多少保险金补不回来的。再写的东西永远与第一次写的也不同。我喜欢你的那句话，“心灵的谷仓”，你说有往事的人才会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珍藏在心灵的谷仓里。我就喜欢搜集这种东西，这种包含着珍贵记忆的东西。比如说俞霖帮我放大的照片，无论买家出多少钱我都舍不得卖掉，很多人想买，别人说你卖掉一张没关系，你不是还有其他的嘛，但我就不忍心卖它。
周国平：一个东西对于你的价值取决于在你人生中的意义，不是市场价格能够估量的。
王小慧：他们说你有很多照片是他帮你洗的，这张照片你有底片，以后可以再洗，但是我就是不肯卖。我也没时间洗，有时间的话，我还不如给我妈妈写书。所以，我的价值观跟别人的不大一样，有时候我觉得我挺迂的。
周国平：这才是真浪漫，珍惜心灵的财富，活在精神的世界里。在那些假浪漫的人看来，这就是迂，是犯傻和过时。
王小慧：德国有一套圣诞故事丛书，每年请不同作家写他们自己的圣诞故事，是我的一个女朋友主编的。有一年她邀我写一个圣诞故事，我就写了一个，题目叫做《有一点点圣诞的感觉》。我就讲到那一年我与当时男友分手时，我坚持要在圣诞节回来，一天都不能等。结果圣诞节那天晚上飞机很空，几乎没什么人。那天的菜特别好，因为是圣诞节嘛，但送来的所有东西我都不吃，就是一直在写日记。我旁边的一个瑞典人，他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不能给他讲整个跟男朋友分手的故事。我就说：“我挺害怕的，一年没回家了。我现在回家，一定很冷清、很孤独，我害怕回家，回家会很难过，不像过圣诞节。”在法兰克福机场换机，我回慕尼黑，他也换去斯德格尔摩，他很高兴能回去见他的家里人了。分手时他说他要上厕所，问我能不能帮他看着他的包。我有点奇怪，那个包也不是很重，就像一个手提公文箱那样大小的，我觉得没有多少必要，但我也没有多想，那时候整个人云里雾里的。我等了他一会儿，他就回来了，给我拿来一瓶香水，包装得很精美。他说：“这个是给你的圣诞礼物，想给你一点点圣诞的感觉。”我特别感动，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有人情的。
周国平：那是哪一年？
王小慧：1995 年，我从香港回德国的时候，在法兰克福机场发生的事情。我在那篇文章的结尾说，“那个人跟我告别了，我就傻站在那儿很长时间，拿着这包礼物，很感动。这个香水我多少年一直都没有用它，每次看到它，我都感到这种温暖，这种陌生人之间的温暖。”我觉得好多人不珍视这些，我就挺珍惜的，比如说这个香水别人就有可能会用掉它，但我放了十五年，因为它对我的意义特别，已经不是物质的了，而是一种回忆，一种美好的回忆。

实与虚

内在的眼睛
我相信人不但有外在的眼睛，而且有内在的眼睛。外在的眼睛看见现象，内在的眼睛看见意义。被外在的眼睛看见的，成为大脑的贮存，被内在的眼睛看见的，成为心灵的财富。
许多时候，我们的内在眼睛是关闭着的。于是，我们看见利益，却看不见真理，看见万物，却看不见美，看见世界，却看不见上帝，我们的日子是满的，生命却是空的，头脑是满的，心却是空的。

不存在自在之物
我们不是以外在于世界的方式活在世界上的，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活在世界之中，并且不是以置身于一个容器中的方式，而是融为一体，即我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我之中。对我而言，唯有那些进入了我的心灵的人和事才构成了我的世界，而在进入的同时也就被我的心灵所改变。这样一个世界仅仅属于我，而不属于任何别的人。它是否实有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我们就必须进而否定任何实有的世界之存在，因为现象纷呈是世界存在的唯一方式，在它向每个人所显现的样态之背后，并不存在着一个自在的世界。
即使在上帝眼里，世界也没有一个本来面目。作为造物主，上帝看世界必定不像我们看一幅别人的画，上帝是在看自己的作品，他一定会想起自己有过的许多腹稿，知道这幅画原有无数种可能的画法，而只是实现了其中的一种罢了。作为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既有的世界并不比其余一切可能性更加实有。唯有存在是源，它幻化为世界，无论幻化成什么样子都是一种虚构。
心灵也是一种现实
理想，信仰，真理，爱，善，这些精神价值永远不会以一种看得见的形态存在，它们实现的场所只能是人的内心世界。正是在这无形之域，有的人生活在光明之中，有的人生活在黑暗之中。
对于理想的实现不能做机械的理解，好像非要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似的。现实不限于物质现实和社会现实，心灵现实也是一种现实。尤其是人生理想，它的实现方式只能是变成心灵现实，即一个美好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由之所决定的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除此之外，你还能想象出人生理想的别的实现方式吗？

不做梦的人必定平庸
两种人爱做梦：太有能者和太无能者。他们都与现实不合，前者超出，后者不及。但两者的界限是不易分清的，在成功之前，前者常常被误认为后者。可以确定的是，不做梦的人必定平庸。人们做的事往往相似，做的梦却千差万别，也许在梦中藏着每一个人的更独特也更丰富的自我。在一定意义上，艺术家是一种梦与事不分的人，做事仍像在做梦，所以做出了独一无二的事。

1.现实与非现实之间

人同时生活在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中。内心世界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外部世界也是一个虚幻的世界。

王小慧：在 Feldafing 这个地方我住了很长的时间，80 年代末，德国那个演员自杀以后，七个月都住在那个美丽湖边上，每天在湖边散步……人住在那种地方和住在上海这地方感觉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妈妈住的天津那个家的窗子，我用的是磨砂玻璃，为了和外头分开。我就是不愿意看到太现实的世界。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喜欢和现实世界有距离。我 2008 年的瑞士出的一本画册就叫《现实与非现实之间》。我选择拍摄的场景，不是日常生活的场景。好多人都选择现实生活的场景，那样拍起来容易许多。我希望做的东西时间、地点和人物有种不确定性。
周国平：艺术就是要打破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界限。这也是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不承认这个区分，现象背后并没有一个本质，因此不能用所谓本质来判断虚和实。
王小慧：我从小就喜欢一种不现实的生活状态，不是真的跟大家在一起的。以前不许骑自行车带人，我爸爸从幼儿园接我的时候，要骑车带我，有时候会被警察抓，到警察局谈话。我在外面等着，就想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情节，有时候会觉得特别恐怖得不得了，比如想象我爸爸被警察枪杀了。那是五岁左右。到六岁时让我长托了，一个星期接一次。开始时特别孤独，几天不吃饭，哭啊，很自闭，不跟别的小孩子玩。小时候如果有人问我希望将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说要像小说、电影一样的。那时我想电影里的人不睡觉不吃饭，很少日常的事情，如果我们的生活像电影一样就好了。大概是幼儿园的时候，我还很有道理的对小朋友们说：“你看电影，你看过他们上厕所吗？你看过他们洗脚吗？当然没有啦。”当时我的直觉是，电影都给你看最好看的地方。没有无聊，只有精彩，假如人生像电影该多好。后来我的生活也总是流离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
周国平：你喜欢抽象摄影，看来不是偶然的。
王小慧：包括电影《破碎的月亮》，实际上好多是非现实的场景。我喜欢的拍摄场景都有点非现实的，包括《上海花园》，我说那里像是“世外桃源”，给人的印象绝不像一般的上海里弄。太现实的地方，我就觉得特别受拘束，感觉就不自由了。像我拍的泰国妓女，和别人看到的泰国妓女感觉是不一样的，总有点虚幻的味道，不是很写实的。这还是我摄影作品中最纪实的一个系列，在科隆的摄影博览会得了奖，大家都说这哪叫纪实摄影，好像拍电影一样的，像是做出来的场景。我说就是纪实的，而且我以后不再这样拍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还是太实了一点。我现在想我为什么有时候不很开心，来上海后生活、工作很好，可以做很多事情，效率很高，我又是个工作狂，为什么还不满足？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太实，我不喜欢。
周国平：包括所做的事情？
王小慧：对。我不喜欢柴米油盐酱醋茶，虽然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些事情。假定是我做饭，我一定会做得不一样。我做的中国饮食文化的书，全世界有八种翻译语言，1992年出的，到现在仍卖得很好。可以说是我书中发行与流传最大最广的。我的所有艺术画册都没法与之相比，艺术画册有人买就已经很高兴了。那本书十几年来一直寄稿费的，所以当我忽然看到什么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还有葡萄牙语的稿费我都好笑。当然最多的是英文。美国通过电视网络“Time life”销售，我生活在美国的大学同学也是通过电视广告找到我的。中国人其实不吃“饭后甜食”的，西方人吃饭必须要有“饭后甜食”，所以给西方人写中国的餐饮书，必须要有甜食，他们会有汤、冷菜、热菜，如果没有甜食，烹饪书就不完整。许多老外觉得一餐饭不吃甜食吃多少都好像没吃完似的。水果往往打发不了他们，或者他们觉得这餐饭不够上档次。他要请客，他照你的书准备，就要有甜食，然后我就想方设法发明甜食。
周国平：你发明的？八宝饭就可以了嘛。
王小慧：八宝饭，他们会觉得太麻烦，不会做的，也没那么多配料。而且不见得爱吃。你想已经吃得很饱了，而且他们通常不会像我们只吃菜不吃米饭，他们眼里的中国饭必须有米饭的。再上“八宝饭”感觉重复，而且太重，他们也吃不大下。我在那儿生活时间很长了，知道他们爱吃什么。比如说，我有一个甜食，他们是很喜欢吃的，也很中国特色，但事先不能告诉他们是什么做的，要不他们可能会不吃。我做的是豆沙布丁，加上土豆粉搅淡了。如果你说是甜的豆沙，他们不会接受的，先入为主，外国人吃豆子是咸的。在中国，我们吃绿豆汤是加糖的，而外国人吃绿豆汤和红豆汤是咸的，墨西哥人是辣的、加肉的。习惯不一样。所以我们吃红豆如果是咸的，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你说甜的红豆，他们也会觉得很奇怪。不告诉他们是什么，但如果他们吃了觉得好吃了，非要知道时，我才告诉他们。他们经常认为是巧克力什么的，巧克力布丁。我做成太极的形状，这边是豆沙布丁，这边是杏仁露，这边放一颗红樱桃，这边放一颗白莲子，就成了一个“太极图”的样子。这样很好看，又很好吃，还很“中国”。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我连做菜都要做得有文化，有创意，反正不要太实的，如果要做人家每天都做的家常菜，我就会觉得没兴趣做了。离日常现实生活远一些，有距离我才喜欢。
周国平：要陌生化。这是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一个概念，他认为陌生化是艺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王小慧：对，“陌生化”是准确的词儿。抽象也是“陌生化”。

2.梦境中的寻找
女人比男人更信梦。在女人的生活中，梦占据着不亚于现实的地位。
男人不信梦，但也未必相信现实。当男人感叹人生如梦时，他是把现实和梦一起否定了。

王小慧：这一组“梦境中的寻找”和我很多潜意识是有关系的，这是早期的作品，以前没有展览过，但是好多人看了，还觉得蛮有意思的。
周国平：我也特别喜欢，给人的感觉是神秘、荒诞又有另一种真实。
王小慧：这部大型画册《九生》，我第一次把这些未发表过的梦境组照发表了出来，它也是我的精神活动的一个写照。你看人和人之间的疏离感和孤独感。这个窗子就是演员自杀跳下去的窗子，是我留学第一年的学生宿舍，当时所有给中国的信件都在这个窗子前的写字台上写的。我记得出国前有一个好友对我说，两样东西你不要省，一样是邮票，另一样是胶卷，我挺感谢他说的这两句话。我当时就这两样没省，其他的都挺省的。我没买新衣服，没吃好东西，不是不喜欢那些好看的衣服首饰，也并非不喜欢那些好吃的，那时最馋的是中国菜，饺子，但啃啃硬面包我也没觉得是吃苦了。我每天写信，写给朋友，写给家人。胶卷钱没省也成就了我后来“改行”，没有浪费的那么多胶卷怎么会有我的今天。那时不是数码相机可以随便拍随便删除的，可以说那些年我绝大部分的钱用在了摄影上，当然那时钱也的确少。张艺谋不是曾卖血买相机吗，我没他那么夸张，但他若不那样没准也进不了电影学院，也没有后来……这组照片很多是无意识地拼贴的，像这种噩梦、恐惧、死亡、孩子的梦想，都是想表达一种情绪，那种孤独、失落和无助的感觉。我总觉得人其实是挺孤独的，艺术家尤其孤独。
周国平：这些照片和你自己做的梦对应吗？
王小慧：不是一一对应，而且似曾相识，至少氛围是相似的。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做梦的人。我拍城市的场景，陌生、恐惧的这种感觉，还有人和人之间那种疏离的感觉。我在梦里头也总是狂奔啊、逃跑啊，还有梦里好多人你是不认识的，你可以和他很亲近地在一起，但是想来想去你都不知道他是谁。我做的梦经常会很离奇，是清醒的时候绝对想象不出来的一些画面和意象。所以，我很珍惜这些梦，会在夜里爬起来记这些梦，记在日记本上，所以那是名符其实的“夜记”而不是“日记”了。我的医生劝我不要这样，说这样会影响睡眠，伤害身体，但是我觉得不记下来太可惜了。而且我还试着从这些梦的暗示中探寻，这些梦到底告诉了我什么，我的潜意识活动到底是怎样的，我为什么会有这些梦。我的梦中经常会有恐惧和焦虑，会有逃亡或者不知身在何处。我感到奇怪，甚至在我非常感觉好的时候，生活非常顺利的时候，非常快乐的时候还会梦到那些恐怖的景象。我的梦境经常是不现实的，很少有日常生活的景物，而且那些梦又有一种冷酷的美感，所以我也试着把这些梦用图像方式表现出来。在这一点上，一个摄影艺术家和一位摄影记者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前者不光是客观记录，而是去寻找内心的感受，有许多精神层面的东西。
周国平：你记录梦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王小慧：别人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花那么多工夫把梦记下来，特别是我的大夫说打断睡眠去记梦是不健康的，但实际上梦是睡眠被打断的时候才能记起来的。
周国平：对，梦了接着睡，肯定就忘了。当然，记了就睡不着了，但我觉得是值得的。大夫不是艺术家，他才那样说。这些梦的记录特别珍贵，不但是艺术的素材，文字本身也有价值。
王小慧：那是我最不思索的、最直白的东西，句子也没有去组织。
周国平：组织句子是容易的，把原始的东西捕捉住是最难的，也是最有价值的。
王小慧：你以前做过吗？
周国平：我以前也有这个习惯，一个有意思的梦，我会趁印象新鲜就赶紧记下来。
王小慧：你有没有那种重复的梦境，似曾相识，以前也梦见过？
周国平：以前有，这些年很少了。从小时候一直到三十来岁，很长一段时间，经常梦见进到庙里面，被那些塑像、蜡烛、烟火包围了，非常恐惧地想逃出来，但转来转去找不着出口。我发现，如果你留意梦，梦后回忆和记录梦，对你自己是一种鼓励，会做更多的梦，而且梦境会比较清晰，好像你做梦的同时还置身在梦外看你的梦。不过我现在好像比较少做梦了。
王小慧：证明你的生活太安逸了，太舒适了。
周国平：做梦是好事，许多哲学家比如尼采非常重视梦，认为梦在人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艺术家实际上都是做梦者。
王小慧：嗯，白日梦。但是为什么认为梦是重要的，因为是潜意识吗？
周国平：他的观点其实跟你是一样的，并不认为现实是我们的主要生活，也许真正能透露人生秘密的生活是在梦中。
王小慧：所以我觉得各种梦中的场景，那种恐惧的、离奇的、荒诞的场景，是我真正的心理状态，白天有太多的理智，太多的假象，许多不是我真正真实的东西。我在梦里经常是没有退路，或者是上了很高的地方下不来。可是为什么害怕呢，我好奇怪。
周国平：没有退路啊，说不定你白天工作的狂热也和这有关系，没有退路，不能退，不敢退，必须往前走。
王小慧：可是我好像总是在考虑退路，比如这是一幢高楼（展示日记本上画的草图给周看），外墙面上有好多石头凸出来，我试图从上面爬下来，知道很危险，又没有梯子什么的，或是梦见好多级楼梯，你明明知道你最多只能跳三级楼梯，可是有五、六级，想跳又不敢跳，结果是飘着跳下去。类似图景小时常常梦到。还有那种沉船，我也不知道怎么逃出来，水在往里涌啊。
周国平：现在还做这种噩梦吗？
王小慧：我说的就是最近这些年，我现在给你看的这些日记（“夜记”）本都是近几年的，我觉得特别奇怪，因为这些年，我各方面好像都很好了，比较稳定了。过去我没有系统地去记梦，我觉得那时候很合情合理，是在一种很不安定的状态下。现在虽然也不安定，但按理说好得多，就是你有家了，在别人眼里是功成名就了，虽然我自己不这么看。而且现在不像过去，没有那么多要害怕的事情了，当年不知道留在德国，还是到美国或澳大利亚，没有长久居留，也没有工作，不知道要生孩子还是不生，连买个家具都要考虑以后是不是能搬走。按理说我现在应该不再害怕。白天状态下正常的我是很少害怕的，很自信的。怎么还会害怕，会做各种各样害怕的梦。还是因为过去的经历对现在的影响太大，这种恐惧的阴影一直抹不掉，意识深处还是不断在恐惧？
周国平：过去的阴影当然一直存在的，不会因为你外在生活的改变而完全消退，仍然是你心灵的一部分。另外，你现在的这种生活也是有很大压力的。你说到不开心，其实你想逃避一些东西，但又逃避不了，这种东西还在。如果你要做一个艺术家，你就让这些东西继续存在着吧。如果你想要做一个普通人，那就把自己的状态清晰地分析一下，然后采取措施。你也不要去记梦了，把注意力放在正常的生活上。
王小慧：哈哈，接着睡觉，健健康康地生活。
周国平：你看你记了多少啊，这里面肯定能出来很多精彩的东西。
王小慧：记得很多，但很乱，得花许多时间好好去整理。大部分记不太清楚，醒来几个小时后几乎全忘了。不过现在日记本里几乎只记梦了。比如这一段（指着日记本），“只记得混乱，逃难，人很多，很久电梯都不动，又觉得楼在倾斜，然后总算从电梯里出来了……”这一段，“夕阳美极了，是红色的，一圈一圈的，我站在岸边，但水是大红色的，我想拍下来，但是没有带照相机……”还有这一段，很奇怪的：“玻璃样透明的女孩子，整个都是红色的，但阴部是蓝色的，也是透明的，人身上都流着红色的液体，怎么会是这样子？”
周国平：这段太奇特了，很诡异。
王小慧：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继续翻看本子）。你看这一段：“很大的房子，不同的走廊，蓝色或绿色，带金色图案的顶，金碧辉煌。有一个男人，他写了一个紫色的条子给我看，但是条子太长了我没全念完……我走过去看到我的一个女朋友，她是一个公主，正在用海绵洗脸……然后我再回去就不认识路了，只看到走廊变成浅色的波浪形花纹，非常非常亮……”有没有什么意义不知道，但是我找不到回头路倒是经常的，而且好多的这种楼梯啊，走廊啊，上啊，下啊，很复杂的。
周国平：像迷宫。
王小慧：对！各种形式各种景象的迷宫，有时我试着画出来，有时太复杂画不出。你看这一个梦，我在苏州园林这样的地方跑，突然发现自己的下半身没穿衣服，我跑得特别快，因为怕别人看到我。
周国平：这样的梦我也经常有，在大众场合突然发现自己是裸体的。
王小慧：然后怎么办呢？
周国平：就很慌了，有时候被人看到了，有时候没有，反正就是跑、躲。
王小慧：我觉得这里面不只是人体的意思，还包括了隐私，想要躲避。我们现在生活得太公开了，几乎没有隐私。
周国平：对，他者的眼光，社会的压力，这样一个赤裸裸的自我无处躲避。
王小慧：还有梦见洗手间，很恶心，很怕脏，我觉得照中国说法是怕铜臭。中国详梦书的说，粪便是金钱。我总是看到了特别怕沾上。使劲躲，把风衣、裙子尽量拉起来……而且，厕所的样子也都各式各样，绝对不是我见到过的，构造复杂极了。我梦到过的那些高楼，那些街景，那些似曾相识又绝不认识的地方都那样离奇，我常觉得白天让我想象让我设计都不可能有那么奇妙。人在潜意识中的想象力何等丰富！话说回来，你觉得我怕沾上污便是怕碰到钱吗？
周国平：我觉得这个是瞎解释了，中国详梦的书好像没多大道理，常常是牵强附会。
王小慧：只有怪的梦我才记，一般的我就不记了。梦到亲人的机会不多的，别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是我和我远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婆婆常常说，怎么俞霖也不来看看我们，无论我们多么想他。
周国平：这说明梦和醒真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王小慧：荣格说：“往外看的人，做着梦，往内看的人，醒着。”我是想通过梦往内看。我昨夜的梦很长，但我是被自己看到的景象感动得流泪而醒的。结尾是在国外一位收藏家的家里看到了一个室内的木制的水池，水池中有个日本式的用竹简一段做的勺子形状的装置，水一点点滴下来，积满了又流下来，沿着一个竹水槽缓缓地往上流。我当时有点奇怪水怎么可以往上流，而且又那么缓慢，通常那么慢不可能向上流的。背景的音乐是肖邦的一首马祖卡舞曲，我很熟悉的，简单而优雅。虽然西方的音乐和这很东方的场景似乎不相干，但极美极和谐。看着那在静与动之间状态的水我心中突然莫名地感动，以至流出了眼泪。我想我内心深处还是渴望这种静的。
周国平：我理解荣格的意思是，往外看的人看到的只是假象，往内看的人看到的才是真实。做梦是往内看的一个重要途径，和你的意思不冲突。赫拉克利特在相近的意义上说，人在醒时看到一个共同的世界，在梦中才回到各自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梦不但反映心灵的真实，而且很可能显示了世界和人生的神秘真相。你的这些梦太精彩了，一定要坚持记，我相信对你的创作也会有特别的启示。

3.命运和神秘主义

一个灵魂在天外游荡，有一天通过某一对男女的交合而投进一个凡胎。他从懵懂无知开始，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但是，随着年岁和经历的增加，那天赋的性质渐渐显露，使他不自觉地对生活有一种基本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认识你自己”就是要认识附着在凡胎上的这个灵魂，一旦认识了，过去的一切都有了解释，未来的一切都有了方向。

王小慧：人生好多事情都是开始失之毫厘，结果差之千里。为什么射击时手要特别稳？我其实射击挺准的，以前还得过一个小奖呢。在你手边一毫米，五十米外就可能几厘米、十几厘米，就射不到了。扣动扳机时手必须稳得不得了。为什么用长焦镜拍照手也要特别稳呢，抖一点点都不行，镜像越远就差得越厉害。人生也是这样。
周国平：人的命运真的很难说，你说细节的改变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异，这好像是偶然性，但你怎么知道不是必然的，是上帝早就安排好的呢？
王小慧：我觉得是必然的。我那个早年常有书信来往的作家朋友曾写过：“生活中的偶然是生命的必然。”
周国平：其实也有性格的问题。比如你那么看重工作，这一点决定了你对许多事情的态度，因而也决定了你的遭遇。如果你稍微妥协一点，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果了。所以也不是上帝安排的，或者说上帝安排了你的性格，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的命运。
王小慧：父亲说过我就是信一个“命”、一个“缘”这两个字。我一直挺信命的，解释不清楚，但是这个东西太强大了，你好像没办法和它拧着做。那个“运”也许还能改变，不说去左右它，可以努力让它偏离一点“命”。你是宿命论者吗？
周国平：不是吧，在命运的问题上，只能说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相信在精神取向上人能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是，人是支配不了自己具体的尘世遭遇的。这个意义上的命运到底有没有，是不是预定的，在多大程度上有支配的力量，这些都在人的认知范围之外。我的态度是，把握好自己能把握的事情，那种不可知的、自己把握不了的事情，就不去管它了。当然，既然知道有不可知的事情，就应该做好精神准备，一旦发生了，你就接受它。我说过一句话：和命运结伴而行。一个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你自然会抗争，但往往抗争的可能性是非常有限的，那时候就只好妥协，否则就是和自己过不去。宿命论不完全是消极的，常常能够给人一种力量，使人有勇气承受厄运。
王小慧：但是什么时候人认识到这个厄运是不能抗争的了？
周国平：这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吧，但终归有事实非常明显的境况，那时候谁都会明白抗争不了了，继续抗争只是徒劳的挣扎。
王小慧：与你相比我觉得我自己大概是很迷信的了。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包括中国的大陆和香港、泰国、美国，当然还有德国我都找过算命的，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算，有看手相的，看面相的，看生辰的，看星相的，还有看名字的。有一本美国人写的书，专讲看名字的方法。
周国平：中国人的名字也能看？
王小慧：对，看拼音，很奇妙的。
周国平：中国也有，所谓的姓名学，比如起名字，根据生辰讲究笔画、部首等等。
王小慧：你相信吗？
周国平：我是将信将疑，宁信其有，相信了总没有什么坏处。
王小慧：我也是。问题是那些用不同方式算命的，算出的结果很相似，绝对不同的方式，源于不同学说，地理位置都相差那么远。但奇怪的是有不少已经应验了，让你不得不信。所以呢，我现在很有兴趣让人帮我再算。但是，许多人都说不要算，算多了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好。
周国平：你给我举一个例子。
王小慧：比如最早预言我和我先生俞霖只有五年缘分的那个盲人，真的是很准。他们夫妻俩都是完全的盲人，孩子是健康的，后来孩子成了他们的经纪人。当年天津许多高官的车都等在他家门口。他讲我爸爸也讲得准得不得了，讲我妈妈也是特别准，后来我妈妈他不给算了，他说七十岁以上的人不算，但是他说我妈妈长寿，距离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当时我妈妈不信他说我们只有五年的缘分，妈妈找他算的，没有告诉我。她总来信问我们俩关系怎么样，我说挺好的，我还奇怪她为什么总这样问，是不是怕我们离婚，因为出国后离婚的中国夫妻挺多的。俞霖出车祸，离我们结婚差两天就整整五周年。
周国平：真的很神秘。
王小慧：有的事真的奇怪，无法解释。比如出车祸的那一年，我有一个天津大学来德的留学生老乡，想搭我们的车去布拉格，我们就对她说今后我们经常去布拉格的，因为拍一本画册要去好多次。那次是第一次，你就不要去了，我们先去探探路，等第二次去再带你。结果，我出了车祸。之后很多人到医院来看我，她没来，我和她是很好的朋友，我就很奇怪她为什么没来。隔了很长时间，很偶然的机会，别人跟我说，这个人好像命中注定不应该去布拉格，她大概是等不及我们了，和电影学院的另一个中国留学生去了，结果也是半路翻车，把脑袋撞坏了，也住院了。按照算命先生的理论，那段时间就是不该往那个方向远行。她不跟我们出事，也会跟别人出事。
周国平：出车祸以后，你去找过那个算命的吗？
王小慧：六年都在国外没去算，我后来回国时才算的，前面那次是我妈妈帮我算的。他说，你应该每年都来算，我会告诉你那一年不应该出远门。他预言的很多事的确都应验了。我相信他，他绝不是瞎编。因为他脑子再好，如果瞎编的话也得记得住啊。连我们自己都记不住，那么多人找他算命，每天都门庭若市，不可能每次都能说得一样。他是根据生辰八字算，所以每次说的都一样。你可以用笔记，但是不可以录音。有一次，跟我一道去算命的一位德国朋友不相信，一定要录，我就找了一个录音带给他，是我学英语用的，因为当时没有空白带。他说我悄悄地录，反正算命的是盲人看不见我，他就搁在两腿之间夹着这么录。算命前，我还是小心起见问了一下算命先生可不可以录，他说录了对你自己不好，你最好不要录。录完了以后，一听什么都没有了，英语也没有了。这个德国人说，是不是他录音机不熟悉没按对键？我说没按对键，英语应该还在。他把这盲人惊为天人。我遇到的类似的事情挺多的，都没法解释。
周国平：的确没法解释。你再说一件。
王小慧：这类事情如果没有证明人的话，说了都没人相信的。还有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我先生给我做了一个通讯录装在很精致的皮本子里送给我，我用了好多年，后来已经被我改得一塌糊涂了，因为地址电话改得特别多。我先生最早给我做这个本子时，尚未普及电脑，没有打印机，他是打字、复印、缩小、打洞，才装订成了这么一个本子，花了很多心血做成的，很漂亮，当时人都羡慕我的。我就整天背着从不离身的。几年后因为改得密密麻麻实在不像样了，我就想重做一本，在回中国时请我爸爸的助手用电脑录入。后来我快回德国时问助手做好了吗？他们说录好了，但打印总出问题。我到现在都不懂电脑，更不要说十几年前了。我就说解决问题吧，反正我希望走的时候能带走。他们找了天津大学的一个电脑专家，请他帮忙解决问题。出于礼节我在与他们中午吃饭时关心询问了一下问题。他把打出来的纸给我看。你想我的通讯录上面都是外语，但每一行的中间有一个中文的“霖”字！你现在觉得是偶然的事吗？没人能解释。你看过《人鬼情未了》那个电影吗？中间有一段，灵魂在让电子的键打出文字给女主人公看，它不断地打，不断地给她信息，关注她的命运，你记得这个情节吗？
周国平：记得。
王小慧：而且我爸爸的助手以及修电脑的专家都不认识俞霖的，我那时候还没出自传，我也不曾跟他们去讲，他们不知道我先生叫什么名字。何况“霖”不是一个常见字。一起吃午饭前，他们拿给我看时，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说俞霖不想我把这个本子更新换代，因为新本子弄好之后，他给我的就不会每天随身带了，而他希望我随身带着他给我做的东西。吃完午饭，下午他们告诉我说，“霖”字没了。
周国平：已经打出来的没了？
王小慧：打出来的还有，所以我留着。电脑上没有了，再打印就正常了，可以做新本子了。也就是说在我说了这句话以后，问题自己解决了，根本没人去动它。所以我相信一定是灵魂在支配这个东西。幸亏有这么多人做证明，否则别人也许会觉得是在编故事，我留了两三张纸做纪念，后来我问了好多懂电脑的人，他们都说没法解释。
周国平：真的没法解释，除非相信灵魂在人死去后还在。
王小慧：我爸爸公司里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事后还问他们知道这个“霖”字是什么意思吗？也许有人知道我先生的名字。他们都说不知道。很玄妙，是吧？
周国平：对。应该已经足以证明是有灵魂的。
王小慧：有人说有科学证明的，人死的那一瞬间轻了二十一克。
周国平：这个倒是可以用别的原因来解释的，未必是灵魂的重量，我觉得灵魂没有重量。我相信神秘一定是存在的，神秘是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的，能用科学解释的就不是神秘了。还有轮回，灵魂转世，有个美国人写了一本《前世今生》，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他访问了许多这样的人，能够说出自己前世是什么，生活在什么地方，今世没有到过那个地方，但都说得很具体、很对。
王小慧：我认识欧洲一个收藏家，又是字迹学家，德国字迹学会主席。十几年前德国所有的大公司很相信这个的，宝马、西门子等等，凡是主管级以上的职位，都要手写一封求职信，这个求职信都要给他看过。
周国平：是鉴定真实性，还是鉴定人的性格？
王小慧：性格，他能判断出来。二十年前，我刚去德国留学时教他中文。他看了我写的很长的一个单词，就说你将来是会在万人之上的，我说你瞎说，我就是一个小留学生。他说你看着吧。当时他分析给我听，我写的大写“T”横的一划很长，字母后面一串小字都在这划之下。因为你说到轮回和前世的话题我想起来他。这个德国朋友很喜欢我，动感情的时候还当着我爸爸妈妈的面哭了，但我对他没感觉。我就半开玩笑说我帮你找一个中国女朋友吧，他说我要跟你一样的，我说没有跟我一样的，但是我给你找一个比我更年轻漂亮的吧。我想到了在美国的一个老同学，我觉得她是我们同学中最年轻、最漂亮的，她很早去了美国，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后来离婚了，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这个德国人也是大收藏家，我就说，你去洛杉矶时，我让她带你去洛杉矶的美术馆，因为在郊外要开车去的。看完美术馆，你要请她吃顿饭，如果你们都感觉好，就在后几天来往，如果她拒绝你，你不要再打扰她了。去了之后，他告诉我说，我觉得这个女人是我们上一辈子见过的，一见如故。在美国的日子里天天在一起，相见恨晚。我没想到他们这么快，觉得他可能是在吹牛，许多男人自我感觉都太好了。可是，没几天我那个女朋友半夜给我打电话，说她睡不着觉要与我聊聊，是不是命中注定，好像老早就认识他。又说这么多年，多少人追她，她都没感觉，这么老远来的一个人，她每天一下班就跟他在一起，谈到深更半夜，好像多年密友。后来他常去美国看她，她也常来德国，两个人一起旅行，投缘得很。再后来两人就结婚了，他们都觉得上辈子就认识了。
周国平：是因为太投缘了，产生的一种诗意的感觉吧？
王小慧：这个男的特别喜欢亚洲文化，他很相信这个，说他认识会算命的人，说他前世是在韩国一个庙里做和尚，因为我，他把那个庙烧了，不当和尚了，逃出来了。这一辈子就碰到了我。算星相的人也曾对我说，为什么我要到德国去？我星相的所有数据都跟德国特别配，我在德国有太多太多前世的朋友，必须我去德国看他们。当年我觉得他胡诌，将信将疑。
周国平：你这方面的故事真不少。
王小慧：最后再给你讲一个吧，就结束我们这个话题。那是不久前德国巴斯夫化学公司在南京的首席代表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她丈夫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外科医生，她自己在德国留过学又在化学公司工作，你可想象她是倾向无神论的、比较理性的那类型人。她说有一年她夫妻俩和她妹妹、妹夫自驾游，去云南还是什么地方的边界。天快黑了，他们本来想在村里住下来，但是那里的人对他们特别不友好，他们觉得危险，就继续往前开。天完全黑了，他们经过一段山路，路上有一块巨石挡住路。她和她老公下车看，靠了车的灯光，看见石头的左侧是草，看上去比较宽，但旁边是悬崖，右边看上去很窄。她当时觉得窄的那边开车子是过不过去车的，有草的这边可以开过去，但比较危险。她的妹夫那天就像中邪了，平时很随和的人，那天死活不肯下来和他们一块看，还执意要往有草的那边开。而且无论如何劝阻都要开。她那时自己像鬼使神差，在妹夫踩油门时，她把车门打开，半个身子探出去，说如果他执意，她就下车，是因为悬崖万一失误太危险了。就在他们相争不下时，突然来了一个老头，她感觉他仿佛是从天而降的，老头指点他们走窄的这侧，不要走另一侧。开过去后返过来看才发现，悬崖那边的草都是秋天的枯草，都是虚的。他们从窄的一边开过去了，后来一直追那个老头，就是没有追到，前没村后没店的，灯也没有，老人又没车，不可能走得快到车赶不上吧。他们都说遇鬼了。
周国平：仙人指路了。
王小慧：前后都是那么远的路，沿着悬崖也是唯一的一条路，周围都没有房子的，那么晚了，就突然出现了这个老头。
周国平：像这种神秘现象，是没法搞清楚的，你自己经历了，你就相信吧。我是没有遇到过，如果遇到了，我就相信。
王小慧：你还是半信半疑啊。
周国平：因为不是我亲自遇到的，间接听到的就比较多了，包括从当事人那里听到的。不过，即使我自己没有遇到，我也绝不否认这种神秘现象的可能性。一位朋友曾经介绍我见一个奇人，是个女的，她能把亡灵招来，谁想见死去的亲人，她能让你见到，一刹那的时间。那个朋友的父亲过世以后，就让她招过，真的看到了。通缉的杀人犯，不知道藏在哪里，她能算出来，有时候公安机关就让她去破案。她还能看人的将来，看人的寿命。
王小慧：就像一些好莱坞电影中的那样……但是你觉得事先知道好还是不知道好呢？
周国平：还是不知道的好。你知道之后，未来对你就没有吸引力了。我也不愿意知道我什么时候死，不管长寿短寿，你给了我一个确定的时间，我就觉得很可怕，我愿意它是未知的。就像现在这样生活，有清醒也有困惑，该明白的事情明白，该糊涂的事情糊涂，我觉得挺好。

4.死亡是生命形式的转换

死亡是神秘的黑夜，生命如同黑夜里一朵小小的烛光。它燃烧，照耀，突然被一阵风吹灭；或者，逐渐暗淡，终于慢慢地熄灭。
在另一个黑夜里，同一朵烛光会不会重新点燃？
也许，在天国里没有黑夜，只有光明，所有的烛光其实并未熄灭，只是回到了那永恒的光明中？

王小慧：《九生》是 2003 年在上海美术馆展览的 5000 枝莲蓬的作品，一个小时拍一次，记录莲花生和死的过程。片子只有八分钟。展览第一天莲蓬还是绿油绿油的鲜活的，几周后展览结束时都死了干枯了，变为黑色。那时候是国庆节长假，提前四天讲座的票已经卖光了。我去的时候，发现好多观众都等在讲座厅外边，里面坐不下，我急中生智，提议大家干脆都到展览大厅里，给大家现场讲解，讲座成了导览了。
周国平：《九生》这个名字起得好。
王小慧：《九生》是脱口而出的，当时两个策展人在我家里讨论5000 枝莲蓬到底从哪里能找到，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因为十月已太冷了，荷是夏天的花。我说能找到的话这个装置作品就叫《九生》，她俩马上拍案叫绝。后来我就想，怎么会灵机一动想到这个词？大概原来学建筑学的时候，知道中国古代最大的阳数是“九”，皇帝的东西都以“九”为规矩，含无限的意思。生命是循环往复的，是无限的，所以我就想到了“九生”。
周国平：名字是要好好想一想的，做到又不俗又有吸引力。你的几个作品的名字都很好，很有哲学意味，比如《本质之光》《现实和非现实之间》《无边界》。
王小慧：我真的都是很直觉地想到的，没有多动脑筋。也许就是点小聪明吧。我们的书叫什么名字呢？我可以先“画龙”，靠你来“点睛”啊。
周国平：其实你不但画了“龙”，“睛”也“点”出了。我们的书就叫《花非花》吧，因为你拍花比较多，而所拍出的又并不是一般人看到的花，是一种陌生化和抽象，很能代表你的风格。不但作品，而且你的人生态度，都是亦实亦虚、实中见虚的。这也是哲学和艺术的共通之处，不停留在现象，要看现象背后的东西。我还想问，你的作品里常常出现死亡主题，这和你的经历有关吧。
王小慧：我有过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最早是很小的时候，差一点触电，那时大概一两岁，我没有记忆了。妈妈告诉我的。然后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和小朋友一起滑冰，掉到冰窟窿里了。那次感觉非常恐怖，眼看着就没救了，冰不断地裂开，我整个人往水下沉，脚底下好像踩到一捆软的东西，可能是一捆稻草。我先想喊“救命”，但又想到同伴，于是改喊“有小孩落水了，快救人啊……”。因为和我一起还有两个比我更小一点的孩子，我自己大概也不到十岁，他们一个九岁，一个六岁。当时有两个红卫兵跳到水里，把我们救了上来，没有留姓名。我湿淋淋哆嗦着走回家。那时我爸爸关在“牛棚”里，爷爷帮我脱下湿棉袄，帮我在炉火旁烘干，一边唉声叹气……那情景至今我还历历在目。直到很多年以后，我都会做同样一个梦，就是我在冰上面，冰块在裂，我不断地跳到略大一块冰上，但那块又在破碎，继续下沉……那种恐惧感无法用语言形容。再一次就是天津地震的时候，那是 1976 年，唐山大地震死了几十万人，天津是离唐山最近受灾最重的一个大城市。当时因为出身不好，我和母亲被迫从大房子换到小房子，家具都没有地方放，变卖了，送人了。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和我心爱的钢琴，床的上方搭了一个小阁楼，写字台架在下面的床上，刚好脚可以伸在写字台下面。地震的时候，我好像有预感，那天晚上居然会失眠！我那时从无失眠经历，那晚感到不仅睡不着，而且憋气。于是我跑到离我们家有二十多米远的阳台透透气去了。刚回屋没几分钟就开始震了，所以我就立刻躲到了桌子下面没受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那一次地震，我家四面墙壁有三面都倒下，只有我妈妈睡觉的那一个墙角没有倒塌，她被散落的砖头埋到颈部，幸好头没有被砸到。当时想逃出我们住的弄堂几乎不可能，因为弄堂全被旁边倒塌的楼房堵住了。停了电，没有灯，有人拿手电，找到了斧子，砸开了后门，大家在混乱中逃到隔壁医院的后院。那一次我们楼上好像死了四个人，我们是有惊无险。但对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那次经历也使我多年都心有余悸。所以我对地震很敏感。上大学时，一次在宿舍四楼感到了地震，所有同学笑话我太过敏了，第二天收音机就播出地震的消息，虽然很小，没有产生什么危害。对我影响最大，打击最大的死亡经验当然就是车祸那一次，我丈夫死了，虽然我又是大难不死，但我对死亡的思考是从这一次才真正开始的。
周国平：思考的结论是什么？
王小慧：死亡也许只是生存形式的一种转换和重新塑造，就像沙子漏完后又重新开始。我宁愿相信死亡是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这个世界是未知的，但不一定就是恐怖的，我宁愿想象那个世界是光明的。所以，在《关于死亡的联想》那一组摄影作品中，我拍了带光的房子。我也宁愿相信好人死后升天堂的说法。
周国平：关键是有没有灵魂，在肉体死亡后灵魂是不是不死。我也宁愿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这样人生的意义才不会落空。
王小慧：人的命运真是不可测的。外滩18号你听说过吗？上海非常重要的地标建筑物，而且文化与商业结合得很好，包括保护历史建筑、室内设计和改造。老板是四十多岁的台湾人，她父亲是投资人，她和中学时代女同学来上海创业，她主持这个地方。人特别好，又年轻，又漂亮，又成功，又随和，这几样加起来太难了，一般这样的人会太娇气，或者脾气不好，或者不努力……她今年年初出车祸去世了，是司机开车，在高架上路上。我当时特别震惊，那么好的人。所以有时候上帝也是不公平的。
周国平：太可惜了。真是人有旦夕祸福。西藏谚语说：明天和来世哪一个先来到，只有天知道。据说人的寿命有定数，这个定数就不只是取决于身体状况了，还有许多不可测的外界因素。
王小慧：你母亲身体挺好吧？
周国平：挺好的，九十三岁走路直着腰板，走得很快。
王小慧：长寿也会遗传的。
周国平：我父亲早就去世了，不到七十岁，心脏病突发，原来不知道有心脏病。
王小慧：这也是福气，很快地死。只能这样想，没有受折磨，没有受太多痛苦。
周国平：最好是长寿、速死，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所谓的无疾而终。
王小慧：我妈妈的外婆就是这样。她年轻时也不得了，嫁了人，被人看不起，因为是大脚，就两三个月不出门，愣把大脚裹成了小脚。多有毅力啊！当然可能也不是真正的三寸金莲，但至少不会被人笑话了。去世的时候，她也没病，有一天她说：“我觉得今天挺好的，好日子，太阳也好。”说完就拿一条长木凳子搁在院里，说：“跟大家告别一下，也别给屋里弄脏了，我走了啊。”躺在那儿就没再醒，真的是无疾而终。
周国平：你怕不怕死？
王小慧：没想过，但我觉得应该怕。
周国平：我反正挺怕的，因为怕，就要面对，才想得特别多。
王小慧：我没有想过，如果我面临这个问题会怎么样，如果我得了绝症，我肯定恐惧。我甚至觉得还有一种恐惧，就是恐惧老去。别人推荐了一本书，是钱锺书的太太写的，我刚买了寄给母亲，不知道她现在看了没有。
周国平：哦，《走到人生边上》，我太太当的责任编辑。
王小慧：是不是讲了很多关于生死的问题？
周国平：对，讲得很好，很诚实也很平静。我写了一篇评论，老太太很高兴，给了我两个字的评价：“知我”。
王小慧：我给我妈妈买了。她一定会经常想到死亡，她也是无神论者，我不敢跟她谈这个问题。
周国平：毛泽东有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以前我很相信这句话，后来才明白，面对死亡，无神论是最没有力量的，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人才是无所畏惧的。
王小慧：但说到底，一个人生命长短不是最重要的。
周国平：对，反正终有一死。
王小慧：所以，还是要使生命有价值，生命的意义是给这个世界留下痕迹，留下美好的东西，最好是我的艺术。经历过死亡的威胁，我深感生命的脆弱和可贵，发誓要对我的生命负责，珍惜活着的每一天，不为虚名或无谓的事而消耗光阴。
周国平：圣爱克苏佩里把创造定义为“用生命去交换比生命更长久的东西”，我认为非常准确。创造者与非创造者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只是用生命去交换维持生命的东西，仅仅生产自己直接或间接用得上的财富；相反，前者工作是为了创造自己用不上的财富，生命的意义恰恰是寄托在这用不上的财富上。
王小慧：有一位摄影家，死前拍了一千卷胶卷都没有冲洗，他当时知道自己活不长久了，他就是要用生命交换比生命更长久的东西。所以，他利用每一分钟拼命地拍摄，对他来说，把时间花在冲洗上是太可惜了，他宁愿留给后人去做，把胶卷作为财富留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例子。
周国平：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中国人说立功、立言、立德。在死亡面前为生命争取意义有两个层面，这是社会的层面，更高的层面是宗教。

多么精彩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