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与阳

阴阳和合生成万物
“道生一，一生二”，这个“二”就是阴与阳。两极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冲突，仅在极其幸运的场合达成了和合，于是“二生三，三生万物”，幻化出了绚烂的人性、人生和艺术。

差异中倾注了上帝的灵感
在创世第六天，上帝的灵感达于顶峰，创造了最奇妙的作品——男人和女人。
然而，这些被造物今天却陷入了无聊的争论，热衷于评判两性之间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差异，哪一性更优秀，上帝更宠爱谁。他们怎么看不到，上帝的杰作不是单独的某一性，而正是两性的差异，这差异里倾注了上帝的全部奇思妙想。一个领会了上帝的灵感的人，才不理睬这种争论呢，他宁愿把两性的差异本身当做神的礼物，怀着感恩之心来欣赏和享用。

女性是永恒的象征
如果一定要在两性之间分出高低，我相信老子的话:“牝常以静胜牡”,“柔弱胜刚强”。也就是说，守静、柔弱的女性比冲动、刚强的男性高明。
老子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女性主义者，他一贯旗帜鲜明地歌颂女性，最典型的是这句话：“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翻译成白话便是：空灵、神秘、永恒，这就是奇妙的女性，女性生殖器是天地的根源。注家一致认为，老子是在用女性比喻“道”即世界的永恒本体。那么，在老子看来，女性与道在性质上是最为接近的。
无独有偶，歌德也说：“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细读《浮士德》原著可知，歌德的意思是说，“永恒”与“女性”乃同义语，在我们所追求的永恒之境界中，无物消逝，一切既神秘又实在，恰似女性一般圆融。
在东西方这两位哲人眼中，女性都是永恒的象征，女性的伟大是包容万物的。
大自然把生命孕育和演化的神秘过程安置在女性身体中，此举非同小可，男人当知敬畏。与男性相比，女性更贴近自然之道，她的存在更为圆融，更有包容性，男人当知谦卑。

最优秀的男女是雌雄同体的
女性为阴，男性为阳。于是，人们常把敏感、细腻、温柔等阴柔气质归于女性，把豪爽、粗犷、坚毅等阳刚气质归于男性。我怀疑这很可能是受了语言的暗示。事实上，女人也可以是刚强的，男人也可以是温柔的，而只要自然而然，都不失为美。
也许，在一定意义上，最优秀的男女都是雌雄同体的，既赋有本性别的鲜明特征，又巧妙地揉进了另一性别的优点。大自然仿佛要通过他们来显示自己的最高目的——阴与阳的统一。

1. 平面和立体的女人

对于异性的评价，在接触之前，最易受幻想的支配，在接触之后，最易受遭遇的支配。
其实，并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这一个男人或这一个女人。

周国平：你的人物摄影拍得多的是女人，拍男人好像很少。
王小慧：对，其实我对女性题材一直很关注，许多年前在德国出过一本书，书名叫《七位中国女性》，讲中国女人的故事，其中包括我妈妈的故事。
周国平：这本书有中文本吗？
王小慧：没有，有时间的话，我可以给你讲她们的故事。
周国平：写了哪七个人？
王小慧：其实也是很偶然的，开始选了二十个人，最后从中挑了七个，都是我的朋友。其中有女作家赵玫，我很喜欢她写作的细腻柔美。焦扬当时是上海政府新闻发言人、现在的出版局长。还有我干女儿的妈妈雪娅，一位商界女强人，现生活在纽约，帮冯伦筹备一个高端的“中国俱乐部”。还有照顾我爸爸的一个女孩子小兰以及我的母亲。这些女人的选择年龄跨度比较大，职业、身份也很不同，我是想反映中国社会和历史，特别是女性的不同命运。书中有很多细节,非常真实。比如那个照顾我爸爸的女孩子是农民的女儿，小时候在乡下经常挨饿。床上屋顶挂着一个大簸箕，里面有花生，夜里她饿了睡不着觉，馋得直流口水，但不敢出声，不敢吃，不敢拿，因为挂那么高就为了不让小孩拿到。还写了她怎么样来的，在这里学了很多东西，看了许多书，接触了很多高层次人物。至今与我们相处快二十年了，很有感情。这也是为什么她对我爸爸这么好呢，把我爸爸照顾得像亲人一样，甚至比亲人做的更好的原因。而当我们表示感谢时，她总是反过来说她是来报恩的。
周国平：那本书是什么时候出的？
王小慧：北京的世界妇女大会是 1995 年吧？那时候做的采访，大概是 1998 年出的，在德国印了七版了，没有做宣传，但很受欢迎不断再版。2009 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是主宾国，我作为上海馆的形象大使参加，接受过一些电视专访。之后德国电视一台（ARD）的书评栏上公布这本书又跃上畅销书榜。一本十年前出的旧书再畅销不是常事。
周国平：看来你对女人主题的关注是写作在前，摄影在后。
王小慧：其实应当是差不多时间,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我是女性,与生俱来的。我后来好多摄影作品的主题都和女人有关，比如“前世今生”、“粉面桃花”、“失落天使”、“女人的上海花园”、“上海女孩”几个系列，还有之前的妓女和很多肖像。肖像当然男人女人都有，但是女人还是多得多。我不知道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周国平：你关注的是女人的不同生存状态？
王小慧：这是一个部分，比如在德国出版的《女人》那本画册里，我拍不同阶层的,比如说中国女大学生的宿舍啊，妓女啊。在此之前出版过一本书是关于德国成功女性的，包括女市长、女演员、女科学家，这些都是纪实的。但更多则是表现的、观念性的人体照片。好像我对女人也比较熟悉吧。当时这本书在著名的摄影艺术出版社 Braus 出版后，好多出版社都想让我拍男人体，他们说你拍男人体一定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拍东西特别不商业，有女性的细腻和敏锐。拍人体照片是特别容易商业的，充斥在摄影图书市场。
周国平：这个界限怎么分？在表现方法上怎么分？
王小慧：可能没有特别明确的界限，但是，很多男性摄影家拍的女性，往往有很多情色的东西在里边，虽然可能不是赤裸裸的。我拍的女性是很纯粹的，没有情色的东西。他们跟我约稿，想出版我拍摄男人体的画册。他们很好奇，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中国女人怎样拍男人体。现在可能已经无所谓了，二十年前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连拍女人体都是一种冲击的时候，拍男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拍，他们觉得很有意思,甚至可能引起轰动。可是我一直觉得没有太大兴趣，我还是对女人感兴趣。那天有一个什么讲座是给德国人讲，讲到这里，哄堂大笑。有人就问，你是什么意思，你特别感兴趣女人。我说不是不是，我不会和女人睡觉，我不是这个意思。
周国平：误以为你是同性恋了。拍摄女人是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眼光的，比如说，一种是你说的那种情色的眼光，突出表现身体的性特征和性感，许多男摄影家这样，女同性恋者也可能这样，不过我估计和男人的情色眼光又有不同吧。还有一种是女权主义的眼光，刻意张扬女性的强势和权力，把女人拍得特别酷，比男人还男人。前者太生物，后者太政治，在艺术上都不纯粹。我觉得你是在通过镜头表达对自己性别的认识，是你作为女性进行自我认识的一种方式。你给作品取“平面和立体的女人”这个标题，也许就包含了这样的意识。这个标题非常好。对性别的认识应该是立体的，有丰富的层次，只用生物的或者政治的眼光去看，就太平面了。

2.女性的智慧

一个真正有魅力的女人，她的魅力不但能征服男人，而且也能征服女人。因为她身上既有性的魅力，又有人的魅力。
如果说男性的智慧偏于理性，那么，灵性就是女性的智慧，它是和肉体相融合的精神，未受污染的直觉，尚未蜕化为理性的感性。有灵性的女人天生慧质，善解人意，善悟事物的真谛。她极其单纯，在单纯中却有一种惊人的深刻。

周国平：两性在智力禀赋上有很大的差异，大致说来，女性长于感性，男性长于理性，各有短长。有的哲学家比如叔本华认为，因为理性高于感性，所以男性比女性优秀。我对感性的评价要高得多，曾经用灵性这个词来定义女性的智慧。智慧的女人真是有灵性的，直觉非常好，往往既细腻又深刻。
王小慧：而且女人的情感世界特别丰富，触角敏锐，细腻柔美，具有诗性。女性的感觉往往大为超过男性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她们的思维也常可能在男性停止的地方开始延伸。正因为如此，所以女性艺术家有很多创作是男性艺术家不能企及的。艺术与科学技术不同，在科学与技术领域，男人的思维比女性要有优越性，而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我一直认为女性不比男人差。至少是各有所长。
周国平：其实，在人类一切事业中，情感都是原动力，而理智则有时是制动器，有时是执行者。或者说，情感提供原材料，理智则做出取舍，进行加工。世上决不存在单凭理智就能够成就的事业。所以，无论哪一领域的天才，都必定是具有某种强烈情感的人。区别只在于，由于理智加工程度和方式的不同，对那作为原材料的情感，我们从最后的产品上或者容易认出，或者不容易认出罢了。
王小慧：比如我自己既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但也有理性的那一面。我受过建筑学专业的系统训练，又在德国这样一个非常具理性气质民族的环境里生活了很久时间，所以理性于我也不是陌生的东西。在我的艺术创作中，往往也是先有灵感的火花或瞬间的感情冲动，即有很多直觉的东西，同时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有理性的思考，会不断地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合了又分，分了又合，循环反复。我不喜欢纯粹的玩弄形式，我以为只有形式没有思想是平庸之作。但是只有思想没有感性的色彩，没有引人入胜的形式，在我眼里也不是一流的艺术。艺术家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和人文学者，艺术品一定要有感性的形式，而且这形式要独特，这才是艺术。而且，只有感性与理性并重才能创造出好的艺术作品。
周国平：对于艺术来说，我觉得感性是更重要的。我非常讨厌那种纯粹玩观念的作品，那算什么艺术品。你拍了许多抽象作品，但是不给人这样的感觉，仍然富于感性，保持了一个女性艺术家的优点。
王小慧：东西方传统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感性始终是最重要的，可是当代艺术恰恰过于强调理性，强调观念，有点主题先行。即首先有了观念，然后再想用什么方式和形态来表现它。我个人对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也有些不以为然，因为我认为艺术之所以区别于哲学、社会学或者是人类学等等，是因为它基于感性，感性可以说是它与其他人文科学区别的独特性。许多当代艺术好像在喊口号，枯燥，缺乏可看性，或者太生活化，没有提升到艺术的高度。这样一些影像作品，既然和我们每天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内容，一样的形式，那我们为什么要去一个双年展，而不是呆在家里看看新闻呢。而且我认为这种暴力、凶杀、灾难，在我们的世界上已经非常多了，我们为什么再要到大的双年展去看这些重复的东西。我认为艺术应该和生活有距离。
当然艺术创作不能脱离理性，也就是说，在创作过程中，我倾向于理性和感性的互补。当然，无论有多强的理性，真正创作的瞬间，应当还是感性占上风的，应当富是有激情的，太冷静的艺术我不喜欢。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我自己的艺术构思最初都是感性的，然后又和理性相互作用，从感性出发然后经过理性思考，最后还是回归到感性上。好像是种化学过程，而且是有机的，并非物理过程。从总体上看，我的创作是一个感性主导的过程，所谓创作中的灵感就是感性的。没有灵感就没有艺术。
周国平：对，从感性出发，又回归到感性，创作的动因是感性的，作品的形式也是感性的，这才是艺术上真实的受孕和分娩，作品才是活的、有生命的。那些热衷于玩观念的艺术家，在我看来恰恰暴露了在艺术上没有生育能力。我尤其希望女艺术家不要走这条路，应该发挥自己性别的优点，以丰满的感性和良好的直觉取胜，不要受概念思维的支配。
王小慧：其实，在这一点上，男女都一样，都应该把感性和理性统一起来。
周国平：当然，男女在智力特征上的区别是相对的。柏拉图讲过一个寓言，说一开始的人是一个圆球，男女同体，后来才分开成了男人和女人。他的意思是说，两性特质原本就并存于每个人身上，因此，一个人越是蕴含异性特质，在人性上就越丰富和完整。事实上，许多杰出人物是集两性的优点于一身的，但前提是要保持本性别的优点，丢掉这个前提，譬如说，直觉迟钝的女人，逻辑思维混乱的男人，就很难优秀。
王小慧：好像是伍尔芙说的：“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的。”我欣赏那样的女人，既有深刻、智慧、思想的一面，又有细腻、优美、感性的一面。我也欣赏那样的男人，他不光有智慧，有远见，有雄才大略，同时又很浪漫，很重情感，很懂女人。
周国平：不过，还是有所侧重，女人必须有我说的那种灵性，才真正有女人的魅力。
王小慧：我欣赏能将美丽与智慧结合起来的女人。智慧的女人能使她的美丽随着岁月而增加，就像那真正好的葡萄酒，不会变质发酸，只会越来越醇香浓郁，让人迷醉并回味无穷。我认识很多不同的女人，有的女人，你会觉得她很俗气、很无聊。有的女孩子，你会觉得她可爱、天真，但是跟她时间长了就会觉得没意思。还有的女人，她可能不是很年轻了，甚至已经满头白发，但你仍会觉得她非常有魅力，你跟她一起待上几个小时，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就度过了，而且你还会难以忘怀，甚至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一天，她所散发的那种魅力绝对不是单凭一张美丽的脸就能够达到的。
周国平：我看到你拍的人像中有赫本，她就是这样的女人，你拍出了她的非凡气质和魅力。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你是特意去找她的吗？
王小慧：那是九十年代一次慕尼黑电影节上，好像放映了张艺谋刚刚拍出的《菊豆》那部电影。电影节邀我做嘉宾，同时也请我在电视访谈节目讲讲这部电影，因为那次张艺谋没来。那部电影我很喜欢，表现了中国人性中许多被压抑的东西，其中的不少象征意义外国人并不是都明白，包括政治上的隐喻，至少在我个人理解上是有很多的。那次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也应邀参加，我们见面。别人介绍说我是拍摄人物肖像很著名的摄影家。那时我拍摄了大量人像作品，都是近距离的，用 50 mm镜头而非长焦镜偷拍。这样人物才能交流，才能真正抓住人物的眼神。可惜我那次拍的许多彩色幻灯片被冲印店的自动装框机把每张底片全部从中间切断，在当时成了废片。我十分惋惜但也无奈。可惜那时不知道用现在的电子扫描技术和 photoshop 软件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废片”修理得天衣无缝，大概十年前我偶然看到这种技术时，真后悔当时把这些“废片”丢弃了。所以现在只剩下几张黑白照片了。
周国平：你是一个著名的美女，在你的生活和事业中，你觉得你的美貌起的作用大吗？
王小慧：我从来都不是那种让人惊艳的美女，有人赞誉我说是“美得恰到好处”，这也已是过奖。不过我从来都觉得让人喜欢、或至少不令人讨厌并不一定要靠“美貌”，更在于你给人的感觉你的态度等等。态度亲切、平易、温和而长相普通的人可能比一个美貌但傲慢冷漠的人要更让人喜欢。我觉得男人跟女人在这点上不太一样，男人会更注重外在的这种美，而我更注重女人的深层次的美。仅仅外表的美，我觉得可能会浅薄，没有太大意思。
周国平：可是男人终归会看重外表的美，这很难避免。当然，内在的东西也很重要，一个女人外表漂亮，内在空虚，和她相处稍久就会感到乏味。而且，我从来觉得，女人的美不是一种物理的性质，内在的东西一定会在外貌上显示出来，也就是所谓气质、风韵，这都是看得见的，使美有了光彩。不过，男人好像难以避免对外貌的在乎，甚至往往把这作为一个前提，一个不漂亮的甚或丑的女人，她再有内涵，好像也不容易激起性爱意义上的那种痴迷的爱。
王小慧：我的好朋友齐格利特（Siegrid Neubert）是一个我说的那种智慧型的女人，有一次她和我讲到她年轻时办的一个假面舞会。当时她邀请了很多朋友，她这个舞会做得比较极端，每个人除了戴假面具以外，全身从头到脚都要用白布包起来，就像一个大袍子一样，所以互相之间是看不到对方的脸或胖瘦身材的，只能听到声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想要吸引对方，就只能靠语言，而这个语言是表达智慧与魅力的唯一的手段。这个舞会办在她家附近一个老皇宫的公园里。参加舞会的那晚之后，很多人又互相约会了，而这样的约会一定是他们已经被相互之间的智慧所吸引，因此才有兴趣再约会。这样就可避免相互仅仅被外表吸引而事后发现完全不合适。这个舞会上的好几对人，后来居然成了夫妻，到二三十年以后，我发现仍有三对是当年通过她这个舞会认识而结合的夫妻。
周国平：不妨设想办一个相反的舞会，互相看得见，但都把嘴封住，这样配成的对，能长久保持的一定很有限。我听一个朋友说，在旅途上，他常常被那些漂亮的脸蛋吸引，可是对方一开口说话，他很快就大失所望。单纯外貌的美很容易激起幻想，但也很容易幻灭。
王小慧：如果你搞这样一个舞会，那你就害苦很多人了。女人不是因美丽才可爱，而是因可爱才美丽。女人应该是有个性和品味的，这种美应该不仅是内在美也不仅是外在美。这种综合的美形成一种“态”，而这种“态”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你可以感知它，享受它，但又抓不住，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而且，这种东西是靠多年积累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成或模仿的，是从骨子里透出的东西。一个小姑娘不会有“态”的，她可以有“姿”甚至有“色”。姿色可能随着年龄消失，而“态”则可以长久保持。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比喻，说有的女人五十如淳酒，六十如夕阳，七十如晚霞，八十如明月。赫本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周国平：你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态”其实就是内在的“神”的外显，有“神”才有“态”，合起来叫“神态”。一个女人因为神韵充沛，才会仪态万方。

3.永恒之母性

女人比男人更接近自然之道，这正是女人的可贵之处。男人有一千个野心，自以为负有高于自然的许多复杂使命。女人只有一个野心，骨子里总是把爱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一个女人，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那么，不论她在痴情地恋爱，在愉快地操持家务，在全神贯注地哺育婴儿，都无往而不美。

周国平：看到作品《孩子梦》，我很感动，也很震动。一直以为，你是一个一心扑在艺术上和事业上的女人，没想到你内心中深深地藏着母性，曾经这样渴望有自己的孩子，这样渴望当妈妈。
王小慧：那组照片的拍摄是在我与那个艺术家男友分手之后，想要自己孩子的梦彻底破碎时拍摄的。那时他曾给我描绘过非常美好的家的图景，包括可以拍摄自然光照片的带玻璃天窗的大房子等等。那次失败使我感到心灰意懒，甚至有些绝望。我拍的小娃娃是残破的，背景是漆黑一片的……但我所幸有艺术作为我自我疗伤的心理医生，伴我一点点走出感情煎熬的苦海。那过程是漫长的，艰难的。那次经历还让我至今害怕太爱一个男人而失去自我，所以我绝不会再为爱而放弃自己的重心。
周国平：最近你拍了许多孩子脸，这一组《红孩子》，是不是把你对孩子的爱投向了所有的孩子，是一种升华？你是怎么想到这个题材的，通过这些孩子脸想表现什么？
王小慧：我拍这组作品最初的动因是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这是特定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可以透视出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但我拍了几年，而且做出第一批作品之后，发现它的意义更丰富，有多重性。每个人看它都有自己的解释和感受，这就很好。一个作品一旦问世，它可以离开艺术家而具有独立的价值。
周国平：好的作品都会这样，有多层次、多视角的丰富的涵义，艺术家自己在创作时未必意识到，但内心的积累在无意识地发生作用，往往在接受过程中才被“发现”出来。当然，也有的是接受者“添加”进去的东西，而能够激起“添加”的冲动，这本身也证明了作品的魅力。
王小慧：你看我把这些孩子的脸都简化了，变得有点抽象，包括把脸的颜色变红，但我觉得还是看得出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你看不到他们穿什么衣服了，是吧？
周国平：是的，都是红色的脸，充满稚气，但是显得不太真实，仔细辨认才能看出差别。
王小慧：里面还有民工的小孩，我特别喜欢这个小孩，他就是民工的孩子，很小，才四岁，但特别聪明。
周国平：看得出来。
王小慧：最小的小孩五六岁，多数是七八岁了。这个九岁多的孩子非要跟着我们拍，他个子小，只好站着拍，特别可爱，一副思索的样子。
周国平：为什么用红颜色？
王小慧：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会开玩笑说：“崔健的一首歌叫《红旗下的蛋》你知道吗?”当然这照片里也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此外，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你看这些小孩子的脸，不管这些人长大后是否会很优秀，或很愚昧，或变得很恶,但是他们小时候都是很可爱的。所以，我觉得教育特别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做慈善都跟小孩有关的原因。和小孩在一起，拍摄小孩，我真觉得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周国平：我也喜欢孩子，和孩子在一起，我感到的快乐超过其他任何事。这组照片是一个警示，这一张张天真的脸仿佛在质问社会：我们这么可爱，你们会把我们变成什么样子？
王小慧：虽然我自己没有孩子，但是我能体会到母性是女人最深刻的天性。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认识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位女高音歌唱家之一丽莎•黛拉•卡莎（Lisa Della Casa），她是和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齐名的世界两大女高音之一，她的传奇经历给我很多启发。
作为一个歌唱家，她非常成功，她可以在林肯中心持续十五年签约作为主角来演歌剧，这是欧洲的歌唱家里绝无仅有的。她和卡拉扬合作，在世界最著名的音乐厅里演唱。她得过非常多的大奖，也出过很多的唱片，是无数喜欢歌剧的人的偶像。但是，她遭遇了一个重大的灾难，就是她的独生女儿因病而瘫痪，这使她决定放弃舞台生涯，完全隐居在瑞士的一个古堡里，和她深爱的丈夫一起陪伴她的女儿。在她事业最高峰的时候，她退出了舞台。所有的人都为她惋惜，但她觉得这个选择是找回了真正的自己，她觉得生活中对她最重要的是她的女儿，是她的亲人和家庭，所以她回到了平静的生活中，做一个平常的女人。她曾经那样地辉煌过，现在许多人已经不知道她了，但她的歌迷还怀念她，每年都纪念她。现在她还活着，已是快九十岁的高龄，应和我母亲差不多大吧。她与全家深居简出，连瑞士政府颁发她终生成就奖她都不去领奖。有游艇经过他们古堡时许多粉丝会拍照，如果她刚好在阳台上则会远远地向大家挥手致意。但每天她会对丈夫和女儿说许多遍：“我爱你！”
周国平：太了不起了，这才是彻悟，这才是伟大。母性是女人天性中最坚韧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被唤醒，世上就没有她承受不了的苦难。歌德说“永恒之女性”，按照我的理解，他说的“女性”实际上是指女人的母性，母性是人类繁衍的保障，使永恒成为可能。其实，不论男女，父性和母性都是人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人无论在事业上多么辉煌，如果他把事业置于人性之上，为了世俗的成功而漠视亲情，这样的人在人性的意义上还是比较渺小的。
王小慧：红孩子这个系列作品我已拍了许多，做了一百张完成的作品。我还会坚持拍下去。我相信这些孩子的脸随着时代而变化。假如能再拍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然后把这些照片放在一起，应该能够看出时代、社会等许多变化。其实这个在“纪实作品”基础上做的“观念艺术”很“当代”。我喜欢建议策展人把更多的红孩子一起展出，而不是一张两张挂在那里，这意义不同。
我常常做许多与年轻人有关的创作，比如”上海女孩”、“无边界的自由”、“ 2010 梦想计划”以及“全国创意摄影大奖赛”等等。以这种方式交了许多“小朋友”。昨天，与我一起工作的女老师，一位诗人出身的编辑，非常艺术气质的女人，给我发了一条短信:“王老师你好幸福。他们都很爱你，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你知道吗？”我想，通过艺术的方式赢得友情赢得爱，也算对我没有自己孩子的一种补偿吧。

4.女人的两个面孔

女性是一个神秘的性别。在各个民族的神话和宗教传说中，她既是美、爱情、丰饶的象征，又是诱惑、罪恶、堕落的象征。她时而被神化，时而被妖化。诗人们讴歌她，又诅咒她。她长久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掀开面纱，我们看到的仍是神秘莫测的面影和眼波。

周国平：你的许多作品的题目起得特别好。比如有一幅作品叫“女人的两个面孔”，我由此产生联想，女人一方面比男人更贴近自然，母性是女人最深刻的本性，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弱势的性别，女人又好像比男人更容易受时尚的支配。这是女人的矛盾之处，似乎的确有两个面孔，一个非常自然性，一个非常社会性。你在近些年有几组女性题材的作品，都涉及到了这后一个面孔。
王小慧：对，这是从 2002 年开始的。你看这一组《失落天使》。
周国平：这一组是在哪儿拍的？
王小慧：是在我做雕塑的工场里拍的。我选的场景都是一些不很现实的场景，与日常生活有距离的场景，比如废弃的厂房。
周国平：题词写得很好：
“在梦中游荡，在人间彷徨，她们不知寻找何物，也不知身处何方。”
在今天这个时代，年轻女子是很容易在情感的寻找与物质的追求之间迷惘的。
王小慧：这是一组比较新的作品，叫《粉面桃花》系列，原作放得很大，浓墨重彩的，很有油画效果。这些都是在上海一家著名的会所雍福会里拍的，中文“粉面桃花”有好多文化含义，比如说年轻啊、美丽啊、羞怯啊，也有诱惑的意思在里面。我觉得艺术作品的意义不一定要讲得明白，需要观赏者自己去体会。
周国平：这一组的题词也写得好，其实已经说明了你要表达的意思：
“在记忆的深处走来，我不知她们生于何年何月，她们是这样陌生，又是这样熟悉，她们是这样鲜活，又是这样朦胧，她们是欲望的化身，又是戴着面具的玩偶，粉面桃花是她们共同的名字。”
美丽女孩的青春真是散发着迷人的芳香，充满诱惑力，但青春又是短暂的，这是困扰之所在。花开花落，世代交替，曾经有过多少美丽女孩的青春装点了人间的风景，然后不留痕迹地消逝了，难题留给了女孩们自己：你一生只做一次供人赏玩的花朵，还是能够收获自己的生命果实？
王小慧：你这花与果的比喻也太棒了。我喜欢！我最近两年还有一组作品叫“女人的上海花园”，拍摄是很偶然的，我到一位美国策展人家去，她家特别漂亮，是上海著名的百年老洋房，后来由美国著名建筑流派“白色派”代表人物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重新改造过。我的第一感觉是外面是普通的小楼，在淮海路上一个很安静的弄堂里，但是里面是一个世外桃源，跟外面完全不是一回事。里边和外边完全不一样，外边有看自行车的、晾衣服的、洗菜的，进去感到别有洞天，特别是阳光下的花园，我进去看第一眼就“一见钟情”了,当时就有拍摄一组作品的冲动了。也许就是那阳光下的树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起名叫“女人的上海花园”，英文译为“Isolated Paradise”（“与世隔绝的天堂”）。然后把这些作品挂在她家里。在展览开幕式上，我让同样的这些模特儿穿着与作品上同样的衣服，化着同样的妆站在画的前面，感觉像是从画中走出来一样。
周国平：让人产生现实与梦幻混淆的感觉，很奇妙的。她们都是服装模特儿吗？
王小慧：不是，只有一个比较专业，大都非专业的。有学生，还有我的助手，我不太用职业模特。宁可自己去发现。作品中好多细节都有象征意义，比如这个百合象征纯洁，同时又跟死亡有关系。鞋子也是一种象征，中国人过去骂有私情的女人为“破鞋”，你看外面在下雨，这个女孩爱惜她的崭新的鞋子，脱下后，拿在手中。
周国平：小脚小鞋子，中国人觉得特别性感。
王小慧：昨天吃饭时说到这个话题，一位北京资深女出版人还在说：男人就喜欢所有让女人痛苦的东西，比如高跟鞋之类。
周国平：中国男人？
王小慧：不，她说的是外国男人。
周国平：也这样吗？
王小慧：对啊，高跟鞋越高越好，越细越好，都是让女人不舒服的。苹果在拍摄现场到处都有，展览现场也有许多苹果装置。它的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还有鸟笼子，巨大的鸟笼，很精致，很美。女人也美，但不快乐的样子。
周国平：这是象征女人是男人的玩物吧。
王小慧：这些女人好像是些金丝雀，衣食无忧，但不能远走高飞。说到底还只是供人玩赏。我是去年偶然发现这个美国人的家的，她老公是法国人。她家太讲究太精致了。她的床啊，每天都要放一个戏服作装饰，袖子怎么摆放都有讲究，托盘里几枝毛笔歪一点都不行，一块块的玉从大到小放法都有要求。我一拍照肯定弄得乱七八糟的，拍照的现场不可避免要移动一些东西。她告诉我借给我用的那几天她丈夫出差，但她丈夫回来前一定要恢复原状。想不到她丈夫提前回来了，我带着助手、模特正在她家“大闹天宫”。他没生气，很有兴趣地看我们工作。后来我们也成了朋友，他也特别喜欢这组作品。
周国平：《上海女孩》这个作品呢？
王小慧：这是比较有社会性的一组作品。这个系列特别有意思的是把她们的想法用文字组合到画面中，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我喜欢把文字作为作品的一个视觉元素，我觉得中文这种象形文字本身就具形式美，它与其他视觉元素结合起来是活的，有个性的，有超出文字本身的意义。比如拿大包挡住自己的这个女孩说：“我最佩服的人是我自己”；“我身体上的任何地方都是最大特点”。一个很典型的特别自我中心的、现代的女孩。这个穿小背心的女孩我蛮喜欢的，她曾当选过上海小姐，按理说漂亮的女孩一般不太努力的，一切都来得容易。现在不是许多人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嘛，她很容易就嫁得好。可是她回答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绝对是胡扯，‘嫁得好’得来的幸福是可能消失的，‘干得好’得来的幸福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有事业的女人才更有魅力。”我觉得她蛮聪明的。
周国平：对，她想明白了。一个美女不知道自己美就格外可爱，知道了但不依靠自己的美则是可敬的。
王小慧：这是一个很浪漫的女孩，她说：“就算男朋友不如我有钱，不如我成功，我还是愿意嫁给他，只要有爱，一切都会有的。”呵呵。
周国平：说不定她的男朋友比她有钱，比她成功，她才敢这么说。
王小慧：其实她蛮成功的，看上去挺小的，开了个建筑事务所，管了一帮人。现在很多女孩蛮厉害的。这个女孩开了一个小店，做民族服装的。她的理想是创造一个自己的服装品牌，有真正中国民族特色的。这个女孩是博士后，从大学到硕士到博士全都是免试的优秀生。但她关于爱情婚姻的答卷出奇地“传统”，外国人都觉得好笑，她说她老公如果有婚外情的话，要先看他是如何认识，看他有没有悔改之意，然后她会原谅他。哈哈！再看这个穿牛仔裤腿叉得这么开的女孩，这张照片外国人也蛮喜欢的，她说：“我这人非常传统，未婚同居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可是人家看她的样子，觉得一点都不传统。就是说内在外在似乎特矛盾。
周国平：你设计了几个问题？
王小慧：我也不记得有几个了。问题涉及几个方面：生活的、事业的、爱情的、家庭的等等。比如说择偶条件，从金钱、长相、成功、事业等因素来谈。各人的回答不同，我觉得她们回答得还是挺真实的，许多回答挺好玩，是我想不到的。
周国平：她们是在网上报名的吗？
王小慧：是的。
周国平：你早年致力于比较纯粹的艺术性题材，比如抽象的花朵、人体，近些年来，你的大量作品涉及很社会性的题材，这两种题材之间的关联在什么地方？
王小慧：人不同阶段关注的问题不太一样吧。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的艺术评论家范迪安在一篇序言里写过一句话来评论我的创作，我认为非常到位：“从小我走向大我”。
周国平：我觉得挺好的。抽象与具体，人性与社会，这两个方面的探索是相辅相成的。抽象和人性是哲学性质的，有哲学作为底蕴，社会的关切就有了深度，反过来又使人性的认识有了厚度和广度。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从事哲学，你从事艺术，基本道理是相通的。

5.隔着薄膜的男人和女人

两性之间，只隔着一张纸。这张纸是不透明的，在纸的两边，彼此高深莫测。但是，这张纸又是一捅就破的，一旦捅破，彼此之间就再也没有秘密了。
普天下男人聚集在一起，也不能给女人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反之也一样。
男女关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试验。

周国平：《隔着薄膜的男人和女人》——你这幅作品的构想很有意思。男人和女人之间隔着一层薄膜，这个薄膜是透明的，男人和女人都能看见对方，但又是不透气的、隔音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真正的沟通是很难的。
王小慧：他们看似很近，但又可能是“咫尺天涯”，永远达不到对方。就像生活中许多男人和女人一样，可能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谁也没真正懂对方。男人和女人的感觉差异非常大，西方有一本畅销书叫《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就是专门讲这个差异的。有很多女人觉得非常大的事情，男人往往不屑一顾，反过来说，男人很多关心的事情，对女人来说毫无意义。男人比较粗线条，而女人则很细腻，在艺术上也是这样，男艺术家往往关注宏观的、重大的主题，而女艺术家却喜欢表现比较个人的东西，比如人际关系、情感、心理。
周国平：对，不过这当然是相对而言。我很想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你是否感觉到异性之间这种沟通的困难？比如说，俞霖在车祸中离世已经十九年了，你一直独身，作为一个单身美女，我相信你一定有过许多追求者，而看来你一个也没有完全接受，至少没有走到结婚这一步。我想知道，你在遭遇感情事件时持怎样的态度，是什么阻碍了你重结婚姻。
王小慧：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就是说你的感情和你的理智在打架？
周国平：这是难免的，要不我也不会又离婚又结婚的。后来回顾起来，我就觉得，如果感情是真实的，明确的，强烈的，听从感情就是对的。所以我说，你不要太委屈自己了。当然，各人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如果已经得到一个不错的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应该珍惜。总是还会遇到诱惑的，我现在的态度就是远离，不要去考验自己了。没必要考验自己，也许你经受住考验了，那你不是白费事嘛，假如经不住考验呢，就更糟糕，你也许把一个很好的家破坏掉了。
王小慧：所以，我经常就会有好多的“假如”。
周国平：但是我觉得你不一样，你是可以尝试的。
王小慧：所以有时候我反过来问自己，“假如”我当时“那样”做了的话，我现在的生命轨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很多年我一直都照我自己的一定之规去生活，把很多可能性都排除了，而这种可能性其实挺多的。我没有去试，也没有时间去试，也许也缺乏勇气去试。也许上次的失败让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还有，有时候也不见得是有道德方面的顾虑，不一定是和道德直接有关的。比如说，我碰到三个男人，这三个男人都很优秀，也都很成功，都很富有，虽然钱对我不那么重要，但是可以让我完全变成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未必对我的艺术不利，我可以非常自由地去创作。比如我这两天刚刚碰到一个女孩，她在搞昆曲，她很早就结婚了，她丈夫很支持她，她就辞职了，只做昆曲。她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她太喜欢昆曲了，因为老公的支持，她还能搞专场演出。你看很多专业演员都不能搞专场演出，她甚至在上海大剧院搞专场演出，做光盘啊，开学校啊等等。有好多人的眼中这可能就是所谓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得好可以更快地实现你自己的理想，走捷径。
周国平：这个嫁得好，丈夫不但要有钱，而且要能够理解她，支持她。
王小慧：那我可能一辈子都在走弯路，还不断地坚持走弯路。我当时那么喜欢拍电影，有些追求过我的人自己就是很大的电影人，投资很大的电影，包括一些著名的好莱坞的商业大片。如果我与他走到一起，他完全可以支持我，帮助我，我还用得着自己去想办法吗，去搞赞助啊，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投在电影里面啊。
周国平：你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有人对你有意，并且要赞助你，你动心过没有？
王小慧：没有爱情的话，我一点都不会动心的。比如说这个人，我会觉得很有好感，也有过些很感动人的地方，但我在想我能跟他一起生活吗，我跟他生活的差距太大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基本上就是永远的休闲状态，或者说像一般人眼里的度假时光，他们一般都住在湖边山上等风景美丽的地方，他们也有些城里的房子，甚至世界一些名城里都有自己的房子，但很少去住。平时住的大房子有很大庄园，进城要一个小时才行。如果我问他明天打算做什么，进城吗？他就说，那我得早晨起来后看心情好不好，如果太阳很好，很开心，那我就进城，心情不好，我就不进城了，我们要遵守“兴趣和时间”的原则嘛。其实他时间有的是，就看兴趣了。他基本上是在周游世界，今天是威尼斯双年展，明天是卡塞尔文献展，或是迈阿密的艺博会啦，萨尔茨堡歌剧节的开幕式啦，老在这些地方转。或者滑雪啦，马球赛啦，他们基本上在休闲生活中过日子。我们是大部分时间工作，很少很少时间休闲，他们是以休闲为主业。
周国平：他的职业呢，是艺术商吗？
王小慧：他们也是收藏家，不仅他本人，他的孩子也收藏我的作品，只不过喜欢的题材不尽相同。一般喜欢我、追求我的人都特别喜欢我的艺术。他们中曾有人开玩笑说不知道更喜欢我的人还是我的艺术。他们一般都有很成功的事业，但是他们自己不需要去管这个事业了。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董事长，但肯定不是总经理了。他有足够多的经理在帮他管他的产业，也不用过多操心。但是，我就觉得这样的生活跟我的距离很远很远。假如我真的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的话，我还会完全照我自己的方式生活，我觉得不让我主要时间去创作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我也是喜欢旅行的人，但是这么过一段时间，我可能会觉得空虚，觉得是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生命。
周国平：假如你们达成协议，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你的大部分时间是工作，你能接受吗？适当减少一点工作，增加一点休闲，还是可以的吧。
王小慧：呵呵，他们中间有人甚至说如果一天不跟他一起吃三顿饭，就简直太不人道了。他们还喜欢我烧的中国菜，他们中也有很热衷于自己烧菜的，他们觉得那是一种极大乐趣。他们喜欢投资很多做非常高档的厨房。而且他们认为吃饭是一种非常好的交流方式，至少一起早餐和晚餐。他们觉得住在一起吃早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而且很享受慢悠悠的没时间压力的早餐。在湖边，在阳光下的花园里更好啦。而我是多年不吃早饭的，我觉得吃早饭很浪费时间。
周国平：因为你总是夜里工作，早上没起来呀。
王小慧：不仅是因为起不来，就算起来也不吃。我知道起来以后吃东西，哪怕喝一杯牛奶也是好的，这是我现在的医生对我说的，我已经有胆结石了，好几个很大的，就是多年不早餐的结果。但是我经常就是几个小时一直忙，没时间，不管几点起床。如果中午要一起吃饭，晚上又要一起吃饭，仅仅想一下就觉得是很大的负担。其实我就是觉得和这样的人缺少在一起生活的基础，他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体育运动上，高尔夫，游艇，每天还要健身、游泳，他们觉得这些都是应该的，生活必须的，但是我仅仅想一想这种生活很没意思，所以我就已经又害怕了，你想去吃饭，去听歌剧，去打高尔夫，多花时间啊，还得换衣服，洗了澡还得吹头发……总之，我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未尝就止步了。不仅对“男朋友”，对大部分一般的朋友我也总没时间交往。为此，我得罪了许多人。他们好意请我吃饭，我总是没时间。他们说饭你总得吃吧，你也不用自己买了烧了。可我说，我自己吃十分钟搞定，与你们吃至少二三小时。特别是与外国人共进晚餐，实在太久了。朋友之间好多聚会。甚至我的经纪人给我安排活动我都常常没时间参加，因此造成许多误会。有人说我搭架子，有人说我不合群。我也不想解释。因为真正的朋友是不会说这些的。这几个追求过我的朋友后来都理解我。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他们常开玩笑说与我生活会太累了。我觉得与他们生活也太累，累法不同。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活法不同。
周国平：你对工作太热爱了。
王小慧：口头上他们都不会反对我创作，但我觉得他们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很欣赏艺术家，我就说不让我没白天没黑夜地工作，我也不可能创作出这些让你们赞赏的作品。可是，他们误以为，你可以既做一个很休闲的沙龙女主人，“全陪”状态的太太同时又能创作出艺术作品出来，好像牛不用吃草就能挤奶那样。
周国平：你有时候会不会有感觉，你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创作上、工作上了，好像是嫁给了艺术，这本身也是一个缺憾？
王小慧：对，有的呀。
周国平：但是克制不住？
王小慧：也不是克制不住，我自己感觉归根结底我是没有碰上一个真正合适的人，可是，反过来说，我又没有给这些有可能合适的人机会。没有时间，也没给我自己机会。
周国平：这两个方面是互为因果的，因为没有碰上真正合适的人，你就把全部精力投在工作上，因为把全部精力投在工作上，你就失去了碰上真正合适的人的机会。不过，我相信，真正合适的人真的出现了，那个人和你在心灵上能够沟通，在生活方式上能够合拍，这个连环套就会被打破。上帝太应该给你这样一个人了。

灵与肉

灵与肉的奇妙结合
我爱美丽的肉体。然而，使肉体美丽的是灵魂。如果没有灵魂，肉体只是一块物质，它也许匀称，丰满，白皙，但不可能美丽。
我爱自由的灵魂。然而，灵魂要享受它的自由，必须依靠肉体。如果没有肉体，灵魂只是一个幽灵，它不再能读书，听音乐，看风景，不再能与另一颗灵魂相爱，不再有生命的激情和欢乐，自由对它便毫无意义。
所以，我更爱灵与肉的奇妙结合。

灵魂是神在肉体中的栖居
有时候我想，人的肉体是相似的，由同样的物质组成，服从着同样的生物学法则，唯有灵魂的不同才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
有时候我又想，灵魂是神在肉体中的栖居，不管人的肉体在肤色和外貌上怎样千差万别，那栖居于其中的必定是同一个神。

性是自然界的一大神秘
生物学用染色体的差异解释性别的来由，但它解释不了染色体的差异缘何发生。性始终是自然界的一大神秘。
无论生为男人，还是生为女人，我们都身在这神秘之中。对于神秘，人只能惊奇和欣赏。可是，人们却习以为常了。想一想情窦初开的日子吧，那时候我们刚刚发现一个异性世界，心中洋溢着怎样的惊喜啊。而现在，我们尽管经历了男女之间的一些事情，对那根本的神秘何尝有更多的了解。
在一切美好的两性关系中，不管当事人是否意识到，对性的神秘感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没有了这种神秘感，一个人在异性世界里无论怎样如鱼得水，所经历的都只是一些物理事件罢了。

情欲的卑贱和伟大
情欲是卑贱的，把人按倒在污浊的尘土中。情欲又是伟大的，把人提升到圣洁的天堂上。
性是生命之门，上帝用它向人喻示生命的卑贱和伟大。

1. 看人体的眼光

你占有一个女人的肉体乃是一种无礼，以后你不再去占有却是一种更可怕的无礼。前者只是侵犯了她的羞耻心，后者却侵犯了她的自尊心。
肉体是一种使女人既感到自卑、又感到骄傲的东西。
人在两性关系中袒露的不但是自己的肉体，而且是自己的灵魂——灵魂的美丽或丑陋，丰富或空虚。一个人对待异性的态度最能表明他的精神品级，他在从兽向人上升的阶梯上处在怎样的高度。
周国平：什么时候你会想到拍摄人体作品的呢？怎么会想到“阴与阳”这样抽象的有哲学意味的题目呢？
王小慧：“阴与阳”系列是我最早拍的人体作品，那是在 1990年，我刚去欧洲三四年的时候。在这之前，人体摄影对我来说是一个禁区，我从未接触过，甚至想也没想过。我也很少看到人体，甚至在学习素描的时候，我们的习作只是画石膏像。我在德国大学里的时候，常常在附近的古希腊艺术博物馆里带学生一起画那些雕像，虽然觉得很美，但也从来没有把它们和真的人体联系到一起。
我拍人体的契机是一本杂志的约稿，这个杂志叫 “HQ”（“High Quality”即“高品质”的缩写），它是一个设计和艺术杂志，每一期会邀请一些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就一个主题自由创作。我那一期的题目是“左与右”，当时邀请了设计家、画家、雕塑家和我四个人就这个主题来创作。看到这个题目，第一反应是想到了中国“男左女右”这个说法。
后来我发现，这个说法是和传统的道家学说有关的。我突发其想：为什么不能用人体摄影来表现这个主题呢？于是我找了黑人女模特和男模特来共同创作这一组“阴与阳”的人体摄影系列。
第一次拍摄的时候，是在一个空旷的剧院舞台上，当时是深秋天气，很凉。我请的四个模特大大方方地站在舞台中央，等候我的摆布，台下有一位朋友在控制灯光，他们不断地问我好了没有。可是我的心理准备还不足，所以我迟迟没有让下面的朋友打开大灯。对我来说，那绝对是一次文化冲击，模特没有不好意思，反而是我不好意思。
周国平：这些模特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
王小慧：我在德国拍摄的所有人体模特，不管是在电影中还是在摄影作品中，都是自愿的、免费的，其中有专业模特，有业余模特，也有戏剧或者影视的演员，还有很普通的人。唯一的一个中国人也是我唯一付过费用的模特儿。
在我拍的电影《破碎的月亮》中，有一个片断是酒吧的一场戏，那场戏要用很多裸体的群众演员，当时时间不够，来不及去找，剧组里不忙的人，包括灯光师、制片主任、场记甚至剧照摄影师等，他们都主动为我做群众演员，大大方方脱光了衣服。对他们来说，无所谓美丑或者尊卑，他们是非常平等的，他们都以同样的心态非常坦然地相互面对。而且，当然也都是自愿的，不是我用钱买的。
我觉得东西方对人体的观念差异非常大，对性的观念相差也很大，这当然是文化的产物，是多少年来慢慢积累而形成的。这些人的身体并非完美，而他们没有因此觉得羞愧。我跟他们说，我要拍的并不是想表现人体这个层面的东西，我只是用人体作为一种媒介来表达一些内涵，一些理性的或者观念性的东西。例如除了这个“阴与阳”系列外，还有“人际关系”系列，“洗去血迹”系列，“自我解脱”系列等等。
周国平：东西方看人体的眼光的确很不一样。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裸体就是正大光明的，斯巴达的男人必须裸体在运动场竞技，女人必须裸体参加集体舞蹈和游行，这样来激励他们注意保持健美的体型。古希腊的雕塑，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男人和女人的裸体是最基本的题材。对于西方人来说，人体是和生命、美、神话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不同，我们的古人也画裸体，但基本上是出现在春宫画里面，人体是单一地和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鲁迅说，中国人看见短袖就想到胳膊、乳房、生殖器，想象力唯有在这方面能够跃进。
王小慧：对，东西方对人体有很不同的态度。在中国，人体好像总是要遮遮掩掩，而在欧洲，大家都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态度去对待人体， 不少人崇尚一种所谓“天体文化”（FKK）。比如在我居住的城市慕尼黑，这个巴伐利亚的州府，巴伐利亚在德国是被认为比较保守的地区，居然在市中心的英国公园，每年夏天都会有很多人在天气好的时候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晒太阳。在这些人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美有丑，有胖有瘦，他们没有人会觉得自己的体型不够标准不够漂亮而感到难为情，他们会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反而我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在刚去德国的那几年，甚至会舍近求远，夏天天气好的时候不穿过英国公园，而绕路走外面嘈杂的大马路回家，因为我会觉得走过这些人群很不好意思。
周国平：你中我们传统文化的毒太深啦。我在慕尼黑的时候，就经常去英国公园的草地上看这些裸晒的人，有时还拍一些镜头。不过，我看到的情形是，年轻女孩全裸的很少，全裸的基本是男人和中年以上的女人。我觉得裸体是自然的、正常的，而健康的裸体是美好的。
王小慧：从西方艺术发展史来看，好像天经地义女人体是绘画或雕塑很重要的表现对象，甚至用到宗教绘画里面，但大部分是男性艺术家的作品。后来摄影发明以后，也有过很多女人体的摄影，也多半是由男性摄影家来拍的。
我的一个朋友，她是一位著名的女摄影家，叫赫尔林德•科尔伯（Herlinde Koelbl），她在二十年前拍摄的一本男人体的画册引起了很大反响和争论，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不符合社会道德标准，似乎觉得男人拍女人是无可非议的，而女人拍男人就有不正常的情结在里面，至少这个女人是非常大胆，非常前卫，非常有革命性的，虽然后来这样的事情就显得不那么夸张了。
周国平：这很没有道理，要说情欲的成分，男人拍女人是更容易有的。
王小慧：九十年代初，当我刚开始拍摄人体的时候，也有出版社跟我约稿，说希望我拍男人体的摄影集，他们会马上给我出版。在那个时候，女摄影家拍男人体已经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事情了，说明社会在进步，但是当时我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件事情。
周国平：我倒觉得不是什么遗憾。比较起来，男人体更适合于雕塑，表现力，女人体更适合于绘画，表现美。当然，摄影是两者都能表现的。
王小慧：作为一个女性摄影家，一个在西方人眼里很有异国情调的女人和女性艺术家，很多年来经常有人会问我，为什么不拍自拍的人体作品，因为我的“自拍像”已经有点名气了。有不少朋友善意地劝我，说你现在不拍，将来会后悔的，人总会老去。他们觉得，如果我拍自拍的人体，会是在艺术上的一个很大突破，而且有好出版社愿意为我出版画册，也有美术馆愿为此办展。我犹豫了很久仍没有做这件事，或者说即使我拍也绝对不会去发表，因为毕竟我是一个中国女性，我头脑中还有很多非常传统的观念，尽管我同时是一个当代艺术家，又在西方生活了这么多年头。作为艺术家我认为拍自拍人体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我仍然不能突破这一关。这是在我身上传统与现代、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矛盾的一个例子。所以我说我自己也是个“部分被解放的女人”。
周国平：我也觉得挺可惜的。你不拍男人体，我不觉得遗憾，你不自拍人体，我觉得可惜，这暴露了我是一个男人，摆脱不了男人的眼光。这是开句玩笑，其实我认为你做得对，作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和那些拍写真集的人划清了界限。

2. 性的寻常或神秘

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中，性的羞耻心始终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性的羞耻心不只意味着禁忌和掩饰，它更来自对于差异的敏感、兴奋和好奇。在个体发育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性的羞耻心的萌发是与个人心灵生活的丰富化过程微妙地交织在一起的。

王小慧：我觉得西方把性看得并不是很神秘。在西方，异性之间身体的接触是非常自然、习以为常的，异性朋友见面或临别时会拥抱或亲吻脸部，情侣更是在大庭广众之中热吻。毫不避讳别人。在我离开中国之前，也就是八十年代中期，这种情形也有，但会让人侧目而视。
周国平：这是老皇历了。
王小慧：我还记得那时有一对热恋之中的德国学生到我家来做客，我当时请了很多朋友一起来看我与俞霖刚刚去了嘉峪关拍回来的幻灯片，他们俩在看幻灯的时候一直经常地互相抚摸，时不时的还要接吻，结果我们的同学都会用中文小声议论说怎么他们那么没有规矩，那么迫不及待。当时我们觉得可能是自己太保守了，好像是从一个太闭塞的地方来到了非常开放的西方大都市。
周国平：我觉得这种情况有时候有表演性，向在场的人秀他们爱得多么热烈，更多的时候则可能是在真实与表演之间。
王小慧：西方人觉得身体接触是非常重要的。夫妻之间，在上班之前告别的时候，或晚上下班回来见面的时候，总是要先拥抱一下，亲一下，表示一种爱意。在中国，长久夫妻之间就不一定会有这种亲密的表示。
周国平：在西方的夫妻之间，这基本上成了一种仪式，如果仪式维持不下去了，说明夫妻关系也快到头了。中国可能相反，正因为没有这种仪式，有这样的亲昵举动就说明夫妻感情非常好。
王小慧：其实，在西方不管是恋人之间，亲人之间，夫妻之间，包括老人和孩子，甚至和动物，他们都会花很多的时间用在抚摸或一些亲密的举动上面。比如说那些养宠物的人，他可以一晚上在看电视的时候，同时在抚摸他的宠物的身体。特别是对孩子和老人，他们觉得更加需要，而年纪越大的人越有那种皮肤饥饿，但很容易被忽视，所以他们见到老人会有意识地表示关爱，去抚摸他们。
周国平：这是对的。总的说来，我们比较忽略皮肤饥饿及其满足的需要。你看动物界，狗啊，猫啊，猴子啊，身体接触是很多的，可见是一种特别自然的需要。
王小慧：我的一个女友，她的女儿十五六岁，有一次她对我抱怨，女儿新近的男朋友是个朋客，总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所以她的枕套总要用漂白洗衣液去洗，这令她非常烦恼。她的女儿去男朋友家住的时候，她又会嘱咐她不要忘记带避孕套，而且是那样堂而皇之地当着我们客人的面说。在他们看来，让孩子多知道一些性的知识，比让他们糊里糊涂再去打胎受皮肉之苦要好。他们中学的课程里，一定也少不了性方面的生理卫生知识。
周国平：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青年人里面，性观念相当开放了。其实成年人在行为上开放的也不少，但是，一旦作为老师，尤其作为父母，对于孩子就往往加以防备、阻止甚至惩罚，这是很自私的。
王小慧：对于和性有关的词，西方人也不是特别避讳，不像在中国经常会很曲折地表达这方面的意思。我在德国写博士论文时，在州立图书馆里看到一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性爱有关的词的博士论文，“做爱”会用许多不同的隐晦的曲折的说法来表达，比如“云雨”之类，西方人会觉得奇怪，怎么可以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来讲这么一件天底下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我想这是因为中国人不愿意直接讲“做爱”这个词。
周国平：“做爱”这个词已经是一种诗化的表述了，现在用得多了，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直接的词。中国古代有许多讲房中术的书，谈及男女生殖器，用的都是隐喻的词，花样百出。其实，任何一个间接的词，一旦约定俗成，就变成直接的词了。
王小慧：在西方，他们对这些直接的词并不避讳，在谈话中往往很大方地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比如初到德国时有一次我的一位女作家朋友说，她需要男人不是为了性而是为了爱，她的高潮不需要一个男人来帮助她，因为她有一双健康的手。她在我们的餐桌上这样说的，当时我为她的直率和开放感到震惊，这可能也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吧。
周国平：恐怕这是因人而异的，西方人并非都这样。我自己认为，性的羞耻心还是应该有的，有关性生活的细节，除非出于医学的目的，不宜公开谈论，最多只可在很私密的场合说说。
王小慧：你说性是神秘的，是这个意思吗？
周国平：这倒不是，性这个东西，当然可以作为科学的对象，从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等角度去研究，甚至从房中术的角度去研究，怎么使性快感最大化啊，怎么使性生活促进健康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所有这些角度加起来，都不能穷尽性的秘密，或者说不能触及性的终极秘密。中国古人把男女交合看做行天地之道，认为其中隐藏着宇宙的秘密，这是有道理的，错误在于把它伦理化了，因此设立了许多禁忌。自然有两层含义，一是经验范围内的自然现象，那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是超验的宇宙本质，科学不可能触及它，它是哲学沉思和宗教体验的对象。作为自然的重要元素，性也有这两个层次，既是寻常的，又是神秘的。
王小慧：西方哲学中对性是怎么讲的？
周国平：谈得很少，最著名的是柏拉图的一篇对话《会饮篇》。
王小慧：柏拉图是主张精神恋爱的。
周国平：这是一个误解，可能因为柏拉图强调理念世界也就是精神性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人们就把这个理论套在他的爱情观上了，仿佛他主张爱情只是精神性的，肉体不应该掺和。其实柏拉图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在《会饮篇》里，他描写了一次聚会，大家围绕什么是爱情各抒己见。苏格拉底强调，爱情就是在美中孕育，孕育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所以必须在美中进行。直白地说，就是要找你觉得美的人去传宗接代。他实际上是用性的生物学意义来解释两性之间的美感的。不过，他接着就强调，爱情是有不同层次的，应该从肉体美的吸引上升到心灵美的吸引。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他说，最初的人的构造都是一个圆球，有的是一半男一半女，有的是一半男一半男，有的是一半女一半女，其中，同性同体的圆球少，大多是异性同体的圆球。后来，人犯了错误，宙斯把人一劈为二，两半分开了，从此以后，每一半都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王小慧：这也能解释同性恋。
周国平：对，这特别深刻，那时候还不知道基因，但是这已经说明了同性恋是先天的。事实上，在古希腊，同性恋特别盛行，甚至超过异性恋，是一种风尚。在柏拉图之后，哲学家就不怎么谈性爱问题了，都去讨论世界本质的问题了，叔本华对此还埋怨过。到了现代，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从社会的角度关注两性问题，认为现代社会的功利化弊病是男性观念支配的结果，主张应该更多地让女性观念来影响社会。
王小慧：除了跟政治有关，跟性本身没有关系？
周国平：关系不太大，包括女性主义，主要也是强调女性的社会价值。近代以来的哲学家，直接谈论性的，也就是叔本华和尼采，再加上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现当代比较多了，最著名的是福柯。叔本华强调，性爱的激情是为种属的繁衍服务的，激情所在之处，有一个新生命等着投胎。尼采特别强调艺术和性的关系，他提出一个概念叫“艺术生理学”，他说艺术家都是生命本能特别强健的人，更直接地说，就是性欲旺盛的人，但是他认为，这种力量不应该消耗掉，一定程度上的节制是必要的，他称之为艺术家的经济学。
王小慧：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创造力和性欲是成正比的。
周国平：对，是成正比的。
王小慧：那么尼姑、和尚是不可能成为艺术家的？
周国平：他们有的人可能本来也是性欲旺盛的人，但是经过压抑而往宗教的方向升华了，比如弘一法师，开始向艺术升华，后来向宗教升华。
王小慧：宗教是更高级别的艺术。
周国平：尼采举拉斐尔的例子，他说从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拉斐尔是一个性欲极其旺盛的人。
王小慧：对，看得出来，毕加索也是。
周国平：毕加索就不只是作品了，他还有行动。生命有两大欲望，我一直认为，食欲是物质性的，性欲是精神性的。你看，人在青春期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往往是最理想主义的。
王小慧：我在大约十年前去过法国南部毕加索的一座故居，那是一座临海的房子，他在那里生活、创作，终日有美酒、美食、美女相伴，还有阳光和爱情。他曾说过，“我作画就像有些人写自传。画，无论完成与否，都是我日记的一页，也只有在这意义下，它们才有价值。”他的许多小品都是一种“视觉日记”，是他生活的记录。今年我去纽约刚巧看了一个展览，非常大规模地展出了毕加索的速写、版画作品。可以说展览的几百张作品大都是在画一些女人体，她们与他自己的关系，她们之间的关系……他的生活可是够放纵的。这也许验证了“创作力与性欲成正比”的说法吧，哈哈。
3.什么是性感

当我们贪图感官的享受时，女人是固体，诚然是富有弹性的固体，但毕竟同我们只能有体表的接触。然而，在那样一些充满诗意的场合，女人是气体，那样温馨芬芳的气体，她在我们的四周飘荡，沁入我们的肌肤，弥漫在我们的心灵。一个心爱的女子每每给我们的生活染上一种色彩，给我们的心灵造成一种氛围，给我们的感官带来一种陶醉。
“性感”是对一个女人的性魅力的肯定评价，“风骚”则用来描述一个女人在性引诱方面的主动态度。风骚也不无魅力。喜同男性交往的女子，或是风骚的，或是智慧的。你知道什么是尤物吗?就是那种既风骚又智慧的女子。
放荡和贞洁各有各的魅力，但更有魅力的是二者的混合：荡妇的贞洁，或贞女的放荡。

周国平：在你的作品中，我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你拍人体是很纯粹的，表达一种哲学的意味，拍女人体也并不追求性感。另一方面，你又用花朵或水果来表现性感，拍了许多性感的花，现在还做性感的水果雕塑。你是不是觉得，性感应该是含蓄的，露骨了反而破坏了性感？
王小慧：就女人而言，我不喜欢风骚、放荡那一类的，更喜欢优雅、端庄、柔美、安静但又不失灵性的那种。我觉得可能前者像烈酒，可能容易让你醉，但酒醒后什么也记不住了；后者可能更像茗茶，不仅香气沁人，而且可以让人慢慢品味，而我的创作则是另一回事了。首先，我拍摄的人体不是为表现女人的性感，而是表达许多观念，从我人体摄影作品名字就明显可以看出。除了你说的“阴与阳”或“合二为一”等是有哲学意味的，还有如“人际关系”系列中“隔着薄膜的男人和女人”、“女人的两个面孔”等等。此外还有“部分被解放的女人”、“试图带走珍贵的东西”、“洗去血迹”系列等等。
这些人体只是媒介，用来表达观念的，没有服装的人体比较单纯，没有任何社会赋予的附加含义，可以更纯粹、更直接地表达主题。
同样，花或水果也只是我选择的表达观念的媒介，我要表达的是生命主题，我强调它们的“性”也是为这个主题服务的，因此并不矛盾也不奇怪。在这里，如果它的性感不强调、不夸张、不凸显的话，那就和普通的花卉照片没有区别了。
4.性与爱的统一

一切终将黯淡，唯有被爱的目光镀过金的日子在岁月的深谷里永远闪着光芒。
性是肉体生活，遵循快乐原则。爱情是精神生活，遵循理想原则。婚姻是社会生活，遵循现实原则。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婚姻的困难在于，如何在同一个异性身上把三者统一起来，不让习以为常麻痹性的诱惑和快乐，不让琐碎现实损害爱的激情和理想。

王小慧：在生活中，我崇尚性与爱的统一，认为这才是崇高的、完美的，单单肉欲的、与情感无关的性是我鄙视的。
周国平：这是一种理想境界，而且统一有程度的差别，爱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有性，又是因人而异的。
王小慧：有一张照片，是我拍了一个意大利的男人，他们都说这个男人的眼神简直不得了。这个男人就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咖啡馆里试图说服我留下来，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我当然没留。没办法，他说那他送我上机场吧，我也执意不肯让他送。那个眼神就是特别典型的意大利男人的眼神，他们不会掩饰的，很典型的那种。其实理论上我是可以留下来的，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什么事，那时是自由自在全世界到处跑的。可是我不喜欢一夜情这种事情。很多女孩会挺高兴的，有人陪她玩了，到处逛啊，他恨不得开车带我到处跑。我认识的一个中国留学生，她在地铁碰到人搭讪说请她喝咖啡，她都会跟着下车。我说你花那时间陪别人干什么，她说“我也寂寞，我想交朋友。”这个意大利人很坚持，虽然我拒绝了他。最后我去火车站拖着一个平提滑轮箱子，他开着敞篷车随着我的速度“送”到我进站，那情景其实也够搞笑的，呵呵。
这种事情过去在威尼斯遇见得更多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威尼斯的时候，就有一个开贡多拉船的年轻人也这样，那时候我们同去的留学生都舍不得去乘那个船，觉得很贵的，别的女孩可能会觉得机会难得，有人愿意免费单独晚上载你游威尼斯的美景。
周国平：男人和女人在这一点上可能不太一样，男人比较容易把性和爱分开，女人更要求统一。不过，现在好些女孩也很想得开了，不一定要求爱，但这样做往往有利益方面的考虑。
王小慧：我经常感到奇怪，为什么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一点都不理智。所有的男人，女人可能也是。但特别是男人，平时是比较理智的，但一旦爱上一个人，他的好多思维完全反常了，完全不像平常那样子了。
周国平：我就说过，男人凭理智思考，凭感情行动，女人凭感情思考，凭理智行动，所以，在思考时，男人指导女人，在行动时，女人支配男人。
王小慧：他们的判断都错误了，真的是违反常规的。我的一个朋友，他遇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所有的亲戚、家人、朋友都反对，但他不管，事后证明是错误的，但当时谁也管不住他，然后又犯同样的错误。
我的那个德国画廊老板，刚刚离婚没一两年吧，他老婆比他小二十几岁，两个人兴趣完全不一样，女的爱骑马，自己养了好几匹马。他调侃说她爱马远胜过爱他。而且，这是项很贵的爱好，要花他不少钱的。他已经六十岁了，天天在屋里，没有时间陪她到户外去运动，最后她跟赛马的老师好上了。闹得苦死了，两个不到十岁的小孩也怪可怜的，他很长时间也不开心的。最近又开心得不得了，告诉我又有新女朋友了，我一看是一个更年轻的女画家。当然别人也很难判断，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个女画家就是利用他。我觉得他很不理智，可能犯了同样的错误。但似乎有种东西让他变得很盲目。
周国平：男人受女人的青春美貌吸引，这很正常，他的错误是把这误认做爱情了，更大的错误是想在这基础上建立婚姻。因为性而产生美感，因为美感而引起激情，这个东西不能作为现实生活中婚姻的基础。所以尼采就强调，婚姻不能建立在激情的基础上，他主张以优生为基础，目标是产生优秀的后代。
王小慧：他认为婚姻可以没有爱情吗？
周国平：对，可以没有爱情，就像古希腊斯巴达那样，标准是双方都健康。爱情是一个晚起的概念，古希腊人没有这个概念，至少不是婚姻的标准。
王小慧：中国古代好像是讲究门当户对，八字般配，父母之命，各种客观条件都符合了，就结婚吧，结婚后才互相认识，然后再培养爱情也可以。
周国平：这已经不重要了，反正是过日子，有没有爱情无所谓。一般认为在西方，两个个体之间的爱情，就是所谓新式之爱，是从中世纪的骑士开始的，骑士都是第三者，如果有一个骑士去向一个有夫之妇求爱的话，对丈夫来说是光荣。
王小慧：你怎么看性和爱的关系？
周国平：当然能统一是最好的，真正是身心两方面的结合，两方面都达到最佳状态。不过，我总觉得这个统一是相对的，能统一多久也不好说，爱还可能发生变化呢。所以，我就说，在两性之间，发生肉体关系是容易的，发生爱情就很难，而最难的是使一个好婚姻经受住岁月的考验。

我与你

认识你自己
一个灵魂在天外游荡，有一天通过某一对男女的交合而投进一个凡胎。他从懵懂无知开始，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但是，随着年岁和经历的增加，那天赋的性质渐渐显露，使他不自觉地对生活有一种基本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认识你自己”就是要认识附着在凡胎上的这个灵魂，一旦认识了，过去的一切都有了解释，未来的一切都有了方向。

人际关系的限度
以互相理解为人际关系的鹄的，其根源就在于不懂得人的心灵生活的神秘性。按照这一思路，人们一方面非常看重别人是否理解自己，甚至公开索取理解。至少在性爱中，索取理解似乎成了一种最正当的行为，而指责对方不理解自己则成了最严厉的谴责，有时候还被用做破裂前的最后通牒。另一方面，人们又非常踊跃地要求理解别人，甚至以此名义强迫别人袒露内心的一切，一旦遭到拒绝，便斥以缺乏信任。在爱情中，在亲情中，在其他较亲密的交往中，这种因强求理解和被理解而造成的有声或无声的战争，我们见得还少吗？可是，仔细想想，我们对自己又真正理解了多少？一个人懂得了自己理解自己之困难，他就不会强求别人完全理解自己，也不会奢望自己完全理解别人了。

挥霍与慷慨的区别
人们常常误认为，那些热心于社交的人是一些慷慨之士。泰戈尔说得好，他们只是在挥霍，不是在奉献，而挥霍者往往缺乏真正的慷慨。
那么，挥霍与慷慨的区别在哪里呢？我想是这样的：挥霍是把自己不珍惜的东西拿出来，慷慨是把自己珍惜的东西拿出来。社交场上的热心人正是这样，他们不觉得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有什么价值，所以毫不在乎地把它们挥霍掉。相反，一个珍惜生命的人必定宁愿在孤独中从事创造，然后把最好的果实奉献给世界。

爱与孤独
爱和孤独是人生最美丽的两支曲子，两者缺一不可。在爱之中有许多烦恼，在孤独之中又有许多悲凉。另一方面呢，爱诚然使人陶醉，孤独也未必不使人陶醉。
孤独源于爱，无爱的心灵不会孤独。也许孤独是爱的最意味深长的赠品，受此赠礼的人从此学会了爱自己，也学会了理解别的孤独的灵魂和深藏于它们之中的深邃的爱。从而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珍贵的精神世界。

1.孤独的价值

孤独中有大快乐，沟通中也有大快乐，两者都属于灵魂。一颗灵魂发现、欣赏、享受自己所拥有的财富，这是孤独的快乐。如果这财富也被另一颗灵魂发现了，便有了沟通的快乐。所以，前提是灵魂的富有。对于灵魂空虚之辈，不足以言这两种快乐。

周国平：你现在社会活动比较多，包括政府或企业邀请做的一些创作活动，是非常忙的。你有没有感到很孤独的时候？
王小慧：当然，我觉得一个艺术家真正创作时应当是在一个孤独状态下进行的。我很难想象在柴米油盐的俗事琐事中和一大家人的簇拥下，一个艺术家或作家可以有心境、有灵感去创作。我之所以养成夜里工作的习惯是因为至少夜深人静时是可以没有干扰地去独处，去静下心来想点事情。我很珍惜独处的时间与心境。
周国平：对，这很重要。我的体会是，灵感往往是在你独处的时候来到的，它忌讳热闹。它偶尔也会在热闹的时候来到，可是，如果那时候你不躲开热闹，争取独处，它很快就飞得无影无踪了。同时，创作是最需要专注的劳动，这也使长久的独处成为必要。
王小慧：不过我真正感到孤独的是俞霖去世后那几年。德国人说，人生的不幸会把一个人像旧抹布一样用烂了，我庆幸我没有那样。我很感谢那位已经自杀了的钢琴家，如果不是她当年硬是给我买了机票，邀请我去意大利拿波里参加她的音乐节，我可能现在还走不出自闭的圈子。你看我的简历中，有好几年没有办展览，我那时就像一只关闭起来的贝壳一样，跟外界很少联系，但《关于死亡的联想》等作品就是创作于那几年。
周国平：大概有多长时间？
王小慧：前后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非常沉沦，很压抑的，也不参加活动，完全是自闭状态。但我其实没有停止创作，但都是创作给自己的，所以我早期的作品是完全个人化的，完全是为自己的。
周国平：我觉得这特别好，这样的东西会是真实又深刻的。
王小慧：那些年我只跟自己的灵魂对话，日记本用得很快，我把它编了号，总共大约一百多本了。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跟自己心灵对话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好像是去修道院冥想了几年。现在社会太浮躁了，重消费、重娱乐，人们往往静不下心来与自己心灵对话，也没时间与好友谈心，做深层的交流，一切都浮光掠影，流于表面，流于浅薄。如果没有这些对话，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
周国平：对，和自己的灵魂对话，这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情，对于从事精神创造的人尤其重要。你不关注自己的灵魂，对灵魂里的事漠不关心，一无所知，你的作品怎么可能打动别人的灵魂？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芝诺，有人问他：“谁是你的朋友？”他回答说：“另一个自我。”一个人应该乐于和善于和自己交朋友。朋友遍天下，可是不能和自己交朋友，这样的人只是生活在表面的热闹中，内心一定很空虚。
王小慧：怎样算是和自己交朋友？
周国平：有一个可靠的标志，就是看他能不能独处，独处的时候是不是感到充实。如果他害怕独处，一心逃避自己，他当然不是自己的朋友。人们都很看重交往的能力，我始终认为独处是一种更高的能力。独处是精神性的，交往在许多时候是功利性的。喜欢和自己待着，至少说明这个自己比较有意思，不那么贫乏。
王小慧：你独处时做什么？
周国平：和你一样，写日记呀。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是指认真地写，会让自己经常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好像分成了两个自己，一个灵魂的自己显现了，听那个肉身的自己讲述经历，同时给它分析和指点。这大约就是一种与自己的灵魂对话的状态。当然也有什么事也不做的时候，在那里发呆，其实是在沉淀和整理印象。芝诺说“另一个自我”，别的哲学家、艺术家也有这个说法，非常好的说法，也可以叫“内在的自我”、“精神的自我”、“更高的自我”等等，就是一种灵魂在场的感觉。
王小慧：我很多作品都是那几年里做的，只是没有办展览。后来在 1997 年，我在慕尼黑普拉特因泽美术馆和德国摄影节一下子办了两个展览，摄影界感到震惊。几年后，我又碰到摄影节主席尼伦斯，他对我说，他们在后来几届摄影节都会提到我那次展览开幕式的讲座，影响持续了那么久，好像涟漪一圈圈多少年没有平息。
周国平：后来你就太忙了，我觉得挺可惜的。人独处到自闭的程度往往是被迫的，但正是这种时候能出特别好的东西。其实，你经常一个人在世界各地跑，陌生的城市和人群，仍会有许多寂寞时光和孤独体验的。
王小慧：最重要的一次，是我人生转变的那次，就是拿波里的旅行。好像是个人生的转折点，把消极的孤独状态变为积极的孤独状态，心境不同了，孤独的体验也是不同的，看世界的眼光、思考的问题和创作的作品也不同了。
周国平：“积极的孤独”，这个提法好，就是一种内心非常充实的孤独，是最有创造力的状态。其实人都不喜欢孤独，一开始往往是被迫的，那就是“消极的孤独”，它能否转变为积极的孤独，取决于这个人的心性。

2.为自己所累

真诚者的灵魂往往分裂成一个法官和一个罪犯。当法官和罪犯达成和解时，真诚者的灵魂便得救了。
做作者的灵魂往往分裂成一个戏子和一个观众。当戏子和观众彼此厌倦时，做作者的灵魂便得救了。

王小慧：我拍摄有关“自由”主题是广义的。近年来我做的多媒体影像作品“无边界的自由”有更多社会性。但早期的作品更加个人化，比如“自我解脱”啊，“部分被解放的女人”啊，是觉得每个人都有束缚的，男人女人都会有。我自己特别想要自我解脱，我觉得我给自己的束缚特别多，各种各样的束缚。我的理性和感性总是在打架，包括去爱，也不能轻轻松松放心大胆地去爱，我都会给自己许多束缚，对自己说你不要去爱，因为这个爱可能会有一个不好的结果，或者是道德上认为这样不对，不应该的。比如对方是一个已婚的人，虽然我再喜欢他，再欣赏他，再相互理解，甚至有很好的情境能够让我们在一起，他也愿意，我也愿意，我的理智就说不要、不要……我就自己把自己束缚住了。这些束缚可能是一种无形的东西，但是根深蒂固，你没办法摆脱它。我不是那种及时行乐的人，但是，这种束缚阻碍了我和很多人的那种不管是感情上的还是友谊上的发展，担心太多，顾虑太多，好多顾虑可能也没有必要，都是自己给自己加的。
周国平：理性是社会性的东西，许多时候，理性起着替社会监督个人的作用，好像是一个深入敌后的警察，潜伏在每个人的意识中，监视和压制那些不合社会规范的情感。你自己分析过没有，比如在情感关系上，你的主要顾虑是什么？
王小慧：我觉得主要还是所谓的道德顾虑，在欧洲，单身的是很多的，包括许多很优秀的单身女人。很多时候，你可能碰到很优秀的男人，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好像优秀的男人都已经结婚了，都有一个家庭，可能幸福，可能不幸福，单身的女人就会碰到很多这种问题。
我的一个朋友说，她的另一个女性朋友和她不像以前那么好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就因为她是单身，我说单身也不影响什么，她说你不知道，单身女人有时候特别让人敏感，不太受欢迎，因为家庭可能有危机。特别是如果这个单身女人是比较有意思的，也善谈，碰巧又漂亮的话，在很多场合就怕请她。更怕让她一起旅行，因为欧洲人是喜欢度假的，他们度假的时候非常随便。我倒不大和他们去度假，因为我没有时间，其实我初到欧洲时跟他们一起去过一次，觉得挺无聊的。我喜欢到处跑，如果到意大利的海边，我一定要到渔村去，东转转西转转，去拍照。他们就一下午或一整天在海边躺着晒晒太阳，游游泳，到中午去吃饭，下午喝点咖啡，然后又去吃晚饭，晚饭后又去泡酒吧，搞到半夜，早上又一起吃早饭……就这样子，无所事事，晃一两个星期算是对自己的放松。让我不工作、不干事，我就觉得很无聊。在海滩上，他们不是全裸，也是上半身裸吧，她们喜欢晒成古铜色，这样就没有游泳衣的印儿。你想吧，这种近距离的接触，浪漫的环境，没工作压力，放松休闲，大家无拘无束地谈天……好多家庭破裂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好友共同度假而开始的。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互换的，本来都是好朋友，这是一对夫妻，那是一对夫妻，因为这样度假了，他们就互换了。我有两对朋友更好玩，真的好笑死了，最后，他们真的互换了而且都很幸福，他们各有一个孩子，现在变成四个人共同的孩子，还照顾得特别好，四个人一块供他们读书。
周国平：他们是外国人吗？
王小慧：他们其实是中国人，都是海归。我为什么想到可笑呢？因为当时，他们中有两个留守的，结果留守的两个就好了。在国外呢，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德国，这个从美国带点东西来呢，要托这个妈妈带给这两个孩子，在德国的呢，就托爸爸带给两个孩子，就互相总是要照顾，然后，那两个留守的三来两往就熟了，好了。后来他们就说，干脆就换吧。这样对孩子也挺好的。我真觉得世界上什么事都有的。
周国平：如果他们都觉得好，也未尝不可。
王小慧：对，挺好的。我越扯越远了，我觉得任何情况都有可能，正因为如此，在许多萌芽状态的一些感觉我就拒之千里，总想应该防患于未然，需要拒绝很多的东西，包括一些稍微亲近的关系，其实也许是很美好的关系。
周国平：你很矛盾，又觉得美好，又要逃避。你是怕可能会给别人造成伤害吗？
王小慧：假定发展这种关系，肯定会对别人有伤害的。
周国平：你最后就苦了自己，有的人才不吝呢。
王小慧：对自己未尝不也是一种伤害。因为我这个人一但爱就会很认真，而认真爱又可能没有结果的时候，我自己一定会很痛苦。我觉得唯独感情方面的事我不能做到“拿得起放得下。”再加上有时候我自己也比较怕麻烦，怕会有很多的麻烦事，各种各样的，说不清楚，反正……
周国平：让生活单纯一点？
王小慧：我以前有过这种经历的，很多年都觉得很压抑，这种关系不能公开，而且那时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在我结婚前几年。为了成全别人，让自己很痛苦。
周国平：你知道谁是罪魁祸首吗？婚姻。在某种意义上，婚姻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阻碍了爱情上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但是，社会又不能没有婚姻。这个矛盾是靠行动来解决的，会有一些人去打破婚姻的束缚，只要的确是因为爱情，就不是不道德。
王小慧：所以我说的不光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人都有这个东西，不同形式的束缚。比如那个男人“为自己所累”，很多人是为自己身上的某种束缚所累，为名所累，为利所累，为舆论所累，为各种各样的东西所累。我这些早期的作品，可能不是有意识的哲学方面的思考，也许是潜意识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想出这些题目来了。
周国平：很哲学的题目啊。

3.从眼睛到眼睛

使一种交往具有价值的不是交往本身，而是交往者各自的价值。高质量的友谊总是发生在两个优秀的独立人格之间，它的实质是双方互相由衷的欣赏和尊敬。因此，重要的是使自己真正有价值，配得上做一个高质量的朋友，这是一个人能够为友谊所做的首要贡献。

周国平：我很喜欢你的这一组《从眼睛到眼睛》，脸上眼睛的表现力特别强。
王小慧：是近距离拍摄的，这本身就是种观念化的东西。
周国平：我想借这个题目来聊一聊友谊。人和人之间，尤其在初次见面的时候，互相是有直觉的，能不能成为朋友，从对方的眼睛就能看出来。所以可以说，友谊是从眼睛到眼睛开始的。这条通道受阻，从心灵到心灵也就无从谈起。
王小慧：对，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周国平：你朋友很多，其中有没有特别知心的，可以无话不谈、真正谈心的，如果有，多不多？
王小慧：我就说德国的那两个词很好，把朋友分成“Freund”（朋友）和“Bekannte”（熟人）， Freund又有“gute Freund”和“normale Freund”之分。
周国平：好朋友和一般朋友。
王小慧：还有“gute Bekannte”和“normale Bekannte”的区分。
周国平：哦，熟人也这么分，好熟人和一般熟人。
王小慧：外国人会说我是那种“暖”的人。“冷”的人拒人千里之外，“暖”的人让人觉得容易亲近。我是暖的，虽然不是那种特别热情的人，但也绝对不是冷漠的人。我到任何地方，很快就有很多Bekannte，很多人愿意和我交往，其中有多少能发展成“gute Bekannte”，或发展成“normale Freund”，是不一定的。至于“gute Freund”，就不可能有很多了。
周国平：你眼中的“gute Freund”（好朋友）是怎么样的？
王小慧：我就说特别好的朋友，任何时间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你做一切，绝不患得患失。如果几年不跟他联系，你给他一个电话，他还是会这么近地站在你面前，好像昨天还在一起那样，没有陌生感。这种的朋友当然不会很多，不管在中国还是外国，我觉得这样的朋友可以和亲人的关系来比的。就像我妈妈，我打电话她听不到，我只能写信，但是我没时间经常写，她不会觉得你很久没写信就怪你了，或我们之间的关系疏远了。
周国平：对，朋友真的好到最高的程度就是亲人，丝毫不亚于血缘上的亲人。
王小慧：就像一个圆心，这个半径可以拉过来，“天涯若比邻”，亲人离得再远，永远都牵在一起。“Bekannte”可能被淡忘，到一个新的地方，又有一些“Bekannte”，如果没有联系就无所谓了。像你说的可以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不是特别多。第一能倾听的朋友不是特别多，好多人更愿意你倾听他，第二能够互相倾听而且还能理解，能够心有灵犀，就更难得到了。
周国平：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非常知己，关系密切，这叫密友，有一个就够了。还有一种是关系不太密切，相逢有知己之感，可能会稍多一些。
王小慧：为什么水和乳就可以交融，水和油就不可以，人和人之间真的有化学的那种东西。有的人，你还没和他说话，你就看他不顺眼了。相反，有的人远远走来，你已经对他有好感了。
周国平：灵魂是有谱系的，你和这个灵魂之间有没有亲缘关系，是近、是远，还是毫不相干，真是马上就能感觉到。
王小慧：我这个人比较挑朋友的，我觉得时间太少了，我不能花时间和很无聊的人在一起。唯一的办法是敬而远之。
周国平：我的朋友比较少，我宁愿把交往降到最低限度，可交往可不交往的一定就算了。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平时交往也有限。我喜欢大家平时都好好做事，这样聚到一起，就特别轻松，特别愉快。人和人之间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肤浅的。
王小慧：我碰到你就有这种感觉：“酒逢知己千杯少”。你看我也不嫌累，话太多，都是我在说，你说得特别少。
周国平：我喜欢听，你说，我听，这挺好。我这个人不善于说许多话。
王小慧：和有的人在一起说话，就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茅盾的孙子和我差不多大，我们读初中高中时寒暑假总在一块，每次见面，头两天都觉得特生疏,“文革”的时候，男孩女孩挺拘束的。后来一聊天就聊到很晚，一晃就天亮了。他人特幽默，那种北京大院里的调侃，常逗得我捧腹大笑。经常到早晨他看看闹钟说：“那表有毛病吧，怎么多走了几小时？”我俩特别谈得来，每次假期结束要分手的时候，就觉得没谈完，总恋恋不舍的。结果等到下一个假期再见，开始几天又不说话，呵呵。
周国平：你在德国也有很好的朋友吧？
王小慧：慕尼黑市长是我很好的朋友。他很可爱，夏天周末在公园里骑自行车，会有很多的市民跟他聊天。每年他当几次导游，和十五个人一起骑自行车，看慕尼黑著名的建筑，任何普通市民都可报名。我一直想写他，最终在 2010 年出版了与他夫妇的对话集《打开慕尼黑的秘密》。他的爱情故事也极传奇，简直像小说像电影。我就告诉你几个关键点吧：他夫人比他大八岁，她当年差一票当选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市长；她们相识时她结过两次婚，有了六个孩子；她们共同度过十年地下恋情，而媒体全保护他们……至今他们还相爱如初，就像你说的，好的婚姻长久保持，我想他们是典范夫妻。而且这本书我觉得也是中国市长应当看的书，可以学到太多太多，从文化到经济，从政治到生活。
周国平：他当了很多年市长？
王小慧：十七年了，已经连任四届，这很难的，创历史记录了，至2014年他退休整整二十年！
周国平：很受爱戴。
王小慧：他不想当太大的官儿，他是 SPD（社会民主党），也就是施罗德的党派。他不去做部长或更高的官，就要做市长做到退休。他非常幽默的，他是喜剧演员，就是一个人演，有点像现在很火的“海派清口”。他的演出都是售票的，他的光盘也都是卖的。
周国平：他当市长以前是演员？
王小慧： 他不是演员，从来不是，他是律师和记者，但他口才好，喜欢演说。
周国平：现在也演！很可爱。
王小慧：特别可爱。所有演讲、表演，额外的收入他都捐掉。像给我宝马展览开幕式上演讲，他把出场费马上捐出。他很廉洁的，不拿第二份工资，除了稿费可以拿。他是那种很暖的、有亲和力的人。
周国平：好朋友还有谁？
王小慧：齐格丽特，一个对我有蛮大影响的老太太。她年轻的时候也是非常独立的，她拒绝过一个跟她有二十年情人关系的人。那个人非常有名，有一个非常大的私人美术馆，政府还为他的美术馆修了高速公路通过去让更多人参观。他们二十年都在一起，如果她愿意的话，他们早就结婚了。你想一个艺术家和一个大收藏家，其实是非常合适的。
周国平：门当户对。
王小慧：对，年纪也都差不多。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他们好像应该在一起，后来她说他们两个个性都太强了，做朋友可以很好，在一块儿生活不合适。齐格丽特也拍花，特别美，特别柔。我拍花和她不太一样，我拍的比较性感。我跟她曾开玩笑说，她是我三分之一的德国妈妈，三分之一的女朋友，三分之一的老师。她说，她希望朋友的成分越来越多，老师的成分越来越少。
周国平：你好像和朋友聚得比较多。
王小慧：这是我没有办法的办法。很多朋友都想请我吃饭与我见面，但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与他们约会。但很长时间不见面又不好，我就找个机会或想个理由把许多朋友约到家里来聚一聚。反正一类的人往一块儿弄，我那些德国朋友本来不习惯这样的，现在已经很认可我的办法。我总能把很多朋友聚到一起，所以我的朋友们也互相交了朋友。我的德国朋友都知道我时间少，很谅解我，所以才接受我的方式。这些朋友都是真正的朋友。大家都是无所求的。在一起聚会也没有功利目的。这些年我在中国的时间多了，我的中国朋友也慢慢接受我的这种方式。当然，我没有时间给太多的朋友，因此还是有人对我有误解，我很无奈。有人与我接触多了以后才对我说，你很好相处，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有次我在天津美术馆的大型回顾展请来了四十多位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他们都挺大牌挺有个性的，开始有些不合群，很傲慢，最后都成了称兄道弟的好友了。有个女友问我：“你怎么认识那么多有意思的人？”我说连“有意思的人”我都没时间常常见，怎么会有时间给那些“没意思的人”呢。大家都笑了。
周国平：你有当沙龙女主人的能力，你做艺术那么投入，但主持一个沙龙也很轻松。
王小慧：我总把很多人聚到一起，完全不同行业的人，有的是建筑师，有的是收藏家，有的是做生意的，也有搞文化艺术的。不同行业的人愿意相互认识，了解对方的圈子。这在德国不太容易，他们不像中国人容易自来熟。
周国平：我发现，异性之间比较难有很亲密的友谊，原因是性在捣乱。这里用得上“过犹不及”这句成语，“过”是自然倾向，“不及”是必然结果。
王小慧：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有智慧的人能把男女之间的亲密友谊，即使没有性的关系，仍然保持在最亲密的状态。这是需要智慧的，还需要魅力。很多人只要没有性的关系，这种亲密关系就淡化了。
周国平：拜伦说过：性的神秘力量在异性友谊中也占据着一种优越地位，使这种关系达到了一种微妙境界；如果能摆脱一切友谊所防止的那种热情，又充分明白自己的真实情感，世间就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做女人的朋友了，如果你过去不曾做过情人，将来也不愿做了。不过，这真的很难，我估计毛病出在男人方面，拜伦自己好像也没有做到。

4.我非我

“众生”都各个把自己视为“自我”，但我听见佛教导说：诸法无我。也许“自我”只是“众生”的一个载体，那么，何不借这个载体来看一看“众生”的变幻？

周国平：我在你那个天津回顾展看到“我的前世今生”系列，我当时挺震惊的，有社会的元素了，以前好像没有。
王小慧：对。不过，这实际上也是过去的自拍像的延续。我觉得我的作品虽然看上去主题很多，但是如果真的了解我，还是能看到我的一种内在的延续的，例如主题、题材，还有风格。我的作品，从长时间看，是有内在的联系的，包括从早期的自拍像到现在，连续二十多年了，在各种情况下拍的自拍像。自拍像变化、发展的方向，从关注个人到关注社会，有所加强。
周国平：这和你早期的自拍是不一样的。早期的自拍实际上是记录自己的生活，是对人生特殊关头的记录。比如车祸之后，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是顾不上艺术的，什么也顾不上的，这是所谓的临界状态。
王小慧：我觉得写日记也是这样，事情发生愈多我就越写，太平淡的时候我就不想写。其实我不是每一天都写，要是事情特别多的时候，感觉特别累了，那个时候我还是逼着自己写。一定要自律，哪怕写不动了，还得写。因为不写时过境迁遗忘了太可惜。
周国平：你的灵魂很清醒，在临界状态，人往往被肉体的痛苦给支配了，而你的灵魂在那个时候却格外清醒。这是一种特质，我觉得和你的作品关系很大。听你讲你的早年经历，特别是“文革”经历，我对这个作品就可以理解了。我以前很疑惑，一直以为你的生活是很单纯地就过来了，其实你还是经历过中国社会这种特殊的苦难的。
王小慧：我过去在“文革”中的许多经历，真可以写成书的。有过许多苦难。这个以后有时间再说吧。说到创作，我特别喜欢长卷的形式，这也有点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一直有这个情节，做系列的作品，都是连续几张讲一个故事。
周国平：这些镜头都是连续地拍的？
王小慧：都是单独拍的，拍了大概二三千张，选好了再合成。我就想用一种形式，一种中国的形式，一种长卷的形式。中国古代用长卷是有它的道理的，那时候没有电影，所以它有一点电影的因素，它可以把一段时间展开，把一段历史展开。摄影是很受局限的，它不像文字可以讲述历史，或者分析精神的各种层面的东西，但它直观，你至少在很少的时间内看到它，在十五米长度之内，看到一百年的变化。不是表面的变化，其实人的气质也都有变化。你看从前的服装，那种精致啊，那种精美啊，那种美学上的水准有多高啊。这件袍子全部是用真金线绣的。而“文革”前后，那么无聊、枯燥、乏味，抹煞女性色彩。当时的蓝布裤子居然用白的线包缝，粗糙到这种地步。
周国平：这是借的？
王小慧：这件是在上海电影厂借的。这是当年宫廷里贵夫人的衣服，那时就算农妇的衣服它也很讲究模样，盘扣啊，绣花啊等等。“文革”时候的衣服绝对不会想着给你在腰部处理一下的。七十年代的衣服也都是很傻的，但有了花边和格子，已经很了不起了。七十年代后期才开始有点喇叭裤，当时不太有高跟鞋，大多都是平底的布鞋。人的表情动作也是不一样的，后来就比较开放了，有人说是我们的时代“她时代”，这个世纪是“她世纪”， 过去女人没有什么地位。
周国平：在服装上有地位。你看过左拉的《妇女乐园》吗？女人对服装的追求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王小慧：我这个作品加了很多社会的、历史的、人文的因素。过去更多关注的是自己。
周国平：过去真的是日记，这个已经不是日记了，已经是表现了。
王小慧：你觉得我是在表现自我吗？
周国平：自我的变形，自我对社会的一种探索，通过自己的变形来探索社会。
王小慧：有人说我这是自恋，虽然我不这么看，但我觉得就算是自恋，也没什么错。人不自恋反而不健康，没有人会不爱自己，不爱自己的人也很难去爱别人，他连自己都讨厌，还怎么去爱别人。所以我说，如果不是不健康的自恋，就很好。但是，如果把这个作品只看成是自恋，我觉得有点悲哀，我这么大的功夫白花了，他根本没看懂我的作品。
周国平：说得对。首先一点，自恋、自爱是做人的第一个条件，不爱自己的人，这种人对别人是没有价值的，他连自己都讨厌，别人喜欢他，不可能的。不过，这仅仅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拍的不仅仅是自己，我非我嘛，在这个作品中，你到非我的世界里去经历了一番，在各个时代经历了一番。反正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挺震撼的。
王小慧：大幅作品的效果很好。那次展览的展厅大约三十米宽，这幅长卷也 30 米每个人物基本上真人大小。
周国平：你拍的同时又是众生，是众生相。可以说你经历了众生，同时众生排着队，一个一个经历了你。
王小慧：我是这样想的。
周国平：这里面是有一种悲悯的，有一种佛教的感觉。
王小慧：“前世今生”本身就是从佛教里来的。但“前世今生”这个词，这层意思在英文、德文里都无法译。我有时候很直觉地想一些问题，德国人写我是同时活过七条生命，还有人看我做过的事情像经历了一百年，这两个比喻启发了我，所以这个作品我译成“我的最后一百年”，叫“My last hundreds Years”，本来想的是“past hundreds”，就是“过去的一百年”，后来想还是“last hundreds”（最后的一百年），前面还有好多的一百年呢。我当时是这样写说明文的：
这是中国女人百年生活的意象
我在每个年代找到自己
历史在我身上流逝
浓缩为影像的瞬间变幻
我其实还做了一个影像作品，更有意思，真的是图像一直在变、在变。五分钟的时间，全部是这些影像一点点在变幻。就是把照片变成动的了。这部影像作品，在意大利的中国艺术节上展，很多意大利人来看，他们都特别喜欢。在开幕式上，中国文化部长陪同意大利州长啊，还有很多官员和媒体都来了，一般在开幕式上都是礼节性地看一下，但是他们那天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之后热烈鼓掌。
周国平：你这个作品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解释，有多重的含义，自我、社会、历史、宗教。
王小慧：好的艺术一定要有多层面，一个人也要有好多面，如果太单一了，你就会觉得无聊，就没意思了。
周国平：那天在天津展，开研讨会时，有人说这组作品是“自恋”、“自我中心”，我觉得莫名其妙。表面上看来，这组作品的主角都是“我”，都是王小慧，但是，实际上，就像你拍的花朵是“花非花”一样，你拍的“我”也是“我非我”。在前世今生的轮回中，“我”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是“我”，那么，这个“我”还是王小慧吗？当然不是了。王小慧的形象只是一个载体，是宇宙大化和社会变迁借以演示它们的悲喜剧的一个舞台和窗口。我在这组作品中看到的不是王小慧，而是许多受苦受难的生命，这种苦难既是生命本身所固有的，也是历史和政治造成的，我看到这些生命遭到了扭曲，但依然是活生生的。
王小慧：虽然“文革”在我的人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但是我觉得我确实不是在表现我个人。而且和文字比较起来，我的表达还非常有限，图像的好处是直观，但文字的表达会深得多，广得多，厚得多。假如有一天我有时间把我“文革”的经历拍成电影，或者哪怕写成剧本让别人去拍，或者写成小说啊，回忆录啊，至少记录了一个时代。

5.要有一个宁静的核心

我身上有两个自我。一个好动，什么都要尝试，什么都想经历。另一个喜静，对一切加以审视和消化。这另一个自我，仿佛是它把我派遣到人世间活动，同时又始终关切地把我置于它的视野之内，随时准备把我召回它的身边。即使我在世上遭受最悲惨的灾难和失败，只要识得返回它的途径，我就不会全军覆没。它是我的守护神，为我守护着一个永远的家园，使我不致无家可归。

王小慧：好多人会觉得我每年做那么多项目，像个空中小姐一样飞来飞去，然后一年做的事情比有些人一辈子还多，觉得不可思议，奇怪我什么时候去创作，有没有可能静下心来创作。其实，我这个人能把动与静很好地统一起来。我可以动的时候非常动，我助手都知道，我常在家走廊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之间跑来跑去，她们常常要闪在一边“让”我的。但是，我静下来的时候，可以连续几天不见人，不接电话，非常投入地做一件事情。大概十年前，湖南卫视采访我和陈丹燕，问到我们的创作状态，陈丹燕说她在创作的时候穿得很宽松很随便，不见人。我也是这样，可能一个星期都只是穿着睡衣，不见人甚至不听电话。如果你没有相对静的时候，你是很难进入一个氛围去好好创作的。
周国平：我可能更偏静一点，坐在家里看书写作是我的常态。我不喜欢在外面奔波，不喜欢参加社会活动，也不喜欢上电视，我觉得这些都是干扰。我不像你这样，在动和静之间能够收放自如。当然，你做艺术，必须和制作商、画廊等等打交道，我不需要，作家就是一个个体劳动者。
王小慧：对，许多时候我是身不由己。
周国平：老子主张“守静笃”，任世间万物在那里一齐运动，我只是静观其往复，如此便能成为万物运动的主人，叫做“静为躁君”。当然，人是不能只静不动的，即使能也不可取，如一潭死水。你的身体尽可以在世界上奔波，你的心情尽可以在红尘中起伏，关键在于你的精神中一定要有一个宁静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你就能够成为你的奔波的身体和起伏的心情的主人了。
王小慧：我的被动是在大的方面，宏观地看，我很随缘，我不强迫自己做达不到的事，也不刻意追求机遇。但微观地看，具体到我要做的每一件事上，我又变得十分主动和积极，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周国平：这很好，宏观被动，顺从本性，微观主动，事在人为。
王小慧：我是个很重感觉的人，人生的重大决定和选择，基本上是跟着感觉走。我不喜欢可以一眼看到底的生活，我喜欢永远的新，永远的变化，永远的已知中的未知。另一方面呢，我从小到大一直在漂泊，走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家，所以我也很想有一个家，也希望被呵护、被骄宠，有一个依靠。我喜欢浪漫情调，喜欢听有人对我说“我爱你”。在我的内心，大概有一半是想做单枪匹马、走南闯北的“英雄”，另一半是想做一个温柔妻子的“小女人”吧。两者往往不能兼顾，想要做事业的“英雄”，就会牺牲掉很多女人的乐趣。
周国平：其实还是能兼顾的。
王小慧：没有时间，也没有人。
周国平：因为你舍不得花时间，所以没有人。
王小慧：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有很多“小女人”情结的女孩子，可以不厌其烦地给我的洋娃娃做衣服，自己裁剪，自己缝制，然后自己移情娃娃扮演好多角色。我喜欢很多女人喜欢的东西，我愿意把家布置得非常漂亮，注意到很多细节，包括插花、房屋布置的色彩、气氛，直到洗手间和厨房的每件摆设。我喜欢穿好看的衣服，而且喜欢自己设计，自己缝纫。在读大学以前我就迷上了改制衣服，改制一些家里妈妈不敢再穿的老衣服，会整夜整夜地缝衣服改衣服，虽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能够公开去穿，还为这个事情不能加入红卫兵，因为同学发现了我在家里穿所谓资产阶级衣服。读大学期间，我也做了很多衣服，好像除了大衣，所有的男装女装都做过，当年俞霖穿的很多都是我亲自缝制的衣服，到现在我妈妈还留了两件做纪念。一件是他的夹克，上面许多口袋，双排明线的，很难缝的，还有金属扣。另一件是件短风衣，两面可以穿的，一面还是米色小格子，缝制要求挺高，因为要两面穿，所以车线正反面都得整齐。我也没缝过，就是喜欢，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个师傅也没有，就因为喜欢。
周国平：这是女孩性情，同时，做手工是一种特别好的让心安静的方法。
王小慧：我的一个女作家朋友，她的书很畅销，但她还是愿意花时间给她女儿织毛衣。她的母亲就说，如果你抓紧时间写作，多少件毛衣都能买了，何必花时间一针一针地织。
周国平：这是心理需要，和经济核算是两码事。
王小慧：那个女高音歌唱家丽莎也是这样，对她来说，在舞台上演唱，底下有无数的歌迷，掌声不断，一次次谢幕，给她带来的满足感，比不上在家里做一桌好吃的晚餐，受到她挚爱的丈夫和女儿的称赞所带来的多。她已经被称为第二大女高音歌王，与玛丽亚•卡拉斯齐名。事业这么成功，可是她经常会抱怨过圣诞节或新年要去为人家演唱，不能陪自己的家人。她渴望这种家庭生活，最后义无反顾地告别了歌坛，几十年了，没有丝毫后悔。与亲人在一起的确是人生最大享受之一，就像我们说的天伦之乐，什么都代替不了。
周国平：对，反正是不可缺少的。一个人可以去开创事业，但是如果为此抛弃亲情，牺牲平凡生活，他的人生就有重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