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东兵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医治人们心灵的创痛，给予他们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当然指的是好诗）。

那么好诗究竟怎么评判？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英国剑桥大学瑞恰兹教授曾做过实验，把诗的作者隐去，让学生说出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诗，结果，一首坏诗，竟被多数学生选为“好诗”，在我的诗歌美学课上也有这样情况，学生在对诗发表意见时，往往把好诗说坏了，坏诗又说好了，这种偏差不是个别现象。比较劣诗可知，好诗应浑然天成，往往循着美丽的诗意，寻觅自己的心灵的归宿。我们读惠特曼的《草叶集》，一股田园风扑面而来，惠特曼相信，幸福的生活是简单的，优秀的诗歌语言总是自然的。“诗者，天地之心”天地山川巨变，万物草木生长，人与自然合力，凝聚成诗。陆机在《文赋》中说“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壮阔天地，辽远历史，那种感动就会产生诗意，表现出来就是诗歌：“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法国印象派诗人瓦雷里在为梁宗岱《法译陶诗选》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写道：“试看陶潜如何观自然，他将自己融进去，参与进去，……有时像情人，有时像多少带点微笑的智者”。

中国诗歌以及文学走向是读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由于共同信仰的破灭，文坛在价值取向和精神走向上发生了深刻的分化，一种 “共同话语”的世界不复存在了，代之以“由统识、共识到个识”、“多元共生”的格局，一个 “众语喧哗”、“上帝死了”群雄争霸的时代，呈现出精神上互相背反、深刻分裂的两级趋势：一边是对社会错乱的忧患和责任，一边又对个人低下欲望的任意放纵；一边对现实和未来的疑虑，一边又是精神上的沉沦与迷醉……不一而足。大众对文学的要求是两方面兼顾。一方面，要正视它的精神走向的多向度，这样的多向度是一种必然现象，是生命自由的需要，对于文学创作至关重要的，应该给诗人以充分的选择自由，包括意识形态上的选择自由等，不过这种自由应以不损害整体利益，特别是不损害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并在总体上应该有益于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现实中读者看到更多的是物极必反。另一方面，提倡文学家应该有文化自觉，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文学总体上应该有益于陶冶人的性灵，提高人的精神文化素质。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教化、认知、审美、娱兴消闲……不同的读者，从中寻求某一方面的精神补偿。百花齐放的花园，展现的是春天的美丽，而没有鸡毛的鸡，白天泄粪，夜晚孵“诗”，说出来痛快，排出去舒畅，岂有好诗？

坏诗是各式各样的，好诗一定有相同的特质。劳·坡林在《怎样欣赏英美诗歌》中写道：“伟大的诗引起人的全部反应——包括他的感受、想象、感情、智力；它所触动的不只是人的天性的一两个方面。伟大的诗不只给人带来快感，把他引入新的天地里，已忘记的、很重要的洞见里，人类体验的本质里，伟大的诗歌能使读者更为广阔、更深邃地理解生活，理解他的同类，理解他自己；……它使人认识人性的复杂性，认识作为人生经验特征的悲剧与遭遇、激动与欢乐的复杂性。”任何好的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金瓶梅》和《红楼梦》比较，并不在于其不犀利，不鞭挞现实，而在于其缺少作为文学应有之义的人性理想的关照，这恰恰是人性关怀对生命敬畏的文学价值所在。因此，好诗的必备条件总体上说只有两点，从主体上说，好诗必须是内涵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即思想与情感的内核，必须与意象、情境、节奏、语言及形式的和谐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统一体。另一方面，从客体上说，给读者带来新的感受，包括新的发现、新的构思角度和语言风格等。

因此，诗歌是最精致的语言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艺术是在“语言刀刃”上的舞蹈。“诗歌从语言开始”、“诗到语言为止”，语言成了诗的目的与归宿。蒙胧诗精致华美的语言，或浓丽或含蓄，总好像与平民的生命意义隔着一层；而另一些诗人则选择走口语化的道路，像呼吸一样自然，如流水一样轻松，这种口语化的诗极端推崇语感，即用语言自动呈现一种生命的感觉状态，注满诗人内在生命节奏的有意味的形式，是诗人对生命方式、形态的原初体验的呈现。但往往会滑向另一端，过于松散、过度放纵，堕落成与日常生活语言毫无区别，甚至更龌龊、更下流的“垃圾派”、“下半身”的口水诗。诗歌对语言及形式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而不是简单地从外国诗歌当中寻找标签，这样生搬硬套的所谓创作，导致晦涩难懂、诘屈聱牙。“你生活在这个时代，却呼吸着另外的空气”，某些作品的西化现象实在太严重了，几乎抹煞了现实日常生活中诗意的存在。当我们年轻诗人向梭罗的《瓦尔登湖》一再顶礼膜拜时，而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却表达了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哲人的向往。诗不但要求书写出来，还要能够以适当的方式解读出来，这种书写和解读是诗的题中之意，否则诗就不能成其为诗。

一方面，一些盲目乐观的诗人、诗评家认为当今诗坛呈现繁荣景象，另一方面，读者却很难读到喜闻乐见的诗作，那些歪诗、劣诗甚至非诗大量充斥着诗歌报刊，连写诗的人自己也很少读别人的诗，读者更是“敬”而远之，大众鄙视那些写诗的人自吹自擂，看似诗歌满天飞，诗人遍地走的虚假繁荣，造成了巨大的诗坛泡沫。然而，这种表面繁荣实则泡沫的现象，又岂止是诗坛一家，当今诗坛固然没有李白、杜甫，文坛难道就有苏东坡吗？书坛就有王羲之吗？画坛就有八大山人吗？诗坛、文坛乃至艺坛存在经典失效、批评失语、刊物失职、文人失德的现象，实在令人痛惜！即使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意味着中国文学艺术界存在的问题就会自行消失。

那么，今天诗歌为什么会衰落呢？不要一味埋怨“市场霸权”，因为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中国特有的境遇。从世界范围看，恰好是市场经济的国家产生了许多杰出诗人。当代诗坛从来都不是一片宁静的乐土。诗坛山头林立、流派泛滥成灾，却没有与山并肩而立的作品，没有与流派相提并论的诗歌，喧闹过后只剩下一片荒芜。因此，任何文学艺术的创作，都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文化功底和追求艺术的价值，以及贴近大众的亲和力、接地气的创作灵感。无论诗歌创作的门槛高低与否，诗人最终以作品优劣来评判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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