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第二期《文学自由谈》刊登上海诗人铁舞的一篇长文：《名不副实的“新海派诗”》，全文如下：
【名不副实的“新海派诗”】
铁舞/文 有没有海派诗歌？今天，在上海，“海派诗歌”这个提法落到谁身上都好像是一棵害羞草一样，试问问，哪个上海诗人敢一口承认自己是海派诗人？但是，最近有几个“新上海人”把自己的诗歌集结起来，和出版社合作，公开推出了一本《新海派诗选》， “海派诗歌”本来还是一件没有着落的事，突然跳出一个“新海派诗”来，实在令人莫名其妙。 写这篇文章，我最初想到的题目，叫做《要想做“新海派诗”？带100张A4纸，来找我》，是借用一位美国电影金融公司大佬的口吻说的，他到上海来吆五喝六，说“拍电影缺钱？带上100页A4纸，我们谈谈”，为什么他能这样说，我不能这样说？从美国大佬那里我借来了一点思维，那就是想得不好，就一定做得不好；做得不好，就是文化赝品。“带100张A4纸”的含义是什么呢？美国大佬说，这100张A4纸足足有4000多个细节。我想你要做出个“新海派诗”出来，不是不可以，你要考虑很多细节，没有4000个，至少也要考虑100个细节吧，一张纸一个细节，这是起码的。我这样说，只是有点儿夸张地表明我的观点，编著者要想通过编书做出一个“新海派诗”，没有什么不可以。他们压根儿没有考虑过像他们这样做，全是因为思想走私的原因，急功近利，匆匆发动一场诗歌的圈地行为而已。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警惕自己要看清楚事情，千万不能够仅以自己为尺度。要“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啊！哲学家赵汀阳说得极是，因为任何一个立场都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一个立场不可能被另一个立场驳倒。关键是把一个立场用在哪里才合适，也就是讲究分析对象和分析框架之间的协调匹配。《新海派诗选》所犯的错误就是不能“以身观身”——“以海派观海派”，从而做出了一个“对象和框架”不协调的一个文化赝品。若果说这是行为上的一个创意，故意挑起一个事端，以引起一场大讨论，那么，本文正是响应这场讨论来的。 那么，何谓海派诗呢？在假定存在的前提下，我的意见是，不管新海派，老海派，只要你是海派，必须是：作品要有上海味道，它属于中国但异于中国，它属于世界，但异于世界；所谓“新海派”就是今天的上海味道异于过去的上海味道，但依然是上海味道，依然属于中国但异于中国，依然属于世界，但异于世界。这是海派的本质。作为海派诗歌的特征就是要有上海质地格式的味道。 由此正说，我们才能坐下来谈谈如何做出个海派来呢。要创造出独属上海的诗歌，这里有一个确定“海派诗歌”的方法论问题。 《新海派诗选》的序这样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学重新扬帆起航，开启了一段漫长的崭新旅程。其中，新诗界曾经发生过许多诗艺的论争、观念的歧异、美学的裂变与群体的分化重组，诞育了不少早已载入历史及个体记忆的重要事件和现象。同样，近年来我一直较为关注的大致从新世纪以后融入上海城市生活的一批新上海诗人的写作，也无疑是一种值得瞩目的新生文化现象。陈忠村、汗漫、聂广友、徐俊国等一批新上海诗人在诗坛的竞相涌现，既为海派诗歌的创作研究拓展疆域，竖立标杆，更给热力喧哗、斑斓多彩的上海民间诗坛的风云流转留存了一份诗意的写真，甚至会构成我们聚焦当下中国文化语境的某种思想维度。 将这批诗人的创作归纳为新海派诗歌，而非纯粹以‘新上海人’命名，我既感觉理论层面上确实仍有存疑之处，又期冀以此来为这批富有创造活力与艺术潜质的诗人以及海派文学的未来生长性举纲张目，摇旗呐喊。如果有可能的话，《新海派诗选》将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再行编选续集，以飨读者，并求教于学界方家。惟愿新的选本能够收集更多有代表性的新上海诗人的佳作，更有力地体现出新海派诗歌群的艺术特征，更名副其实。” 对新时期以来的新上海人诗歌创作投以热烈的关注，并不为过，作为一个评论家的研究方向，更是无可指摘的。但序中的这一句话：“将这批诗人的创作归纳为新海派诗歌，而非纯粹以‘新上海人’命名，我既感觉理论层面上确实仍有存疑之处，”颇让人感觉到，该诗集对“新海派诗”的命名是可疑的，我们对这句话做一番逻辑改正，即是：以‘新上海人’命名这本诗集是纯粹的，不会有异议，而将这批诗人的创作归纳为新海派诗歌可能是不纯粹的，因为在理论上确实有疑义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问，一件事在理论上有存疑的，难道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就不存在疑问了吗？也许有两种情况：一、实际操作能够解决理论上的疑问；二、实际操作不但不能解决疑问，倒是暴露了所指错误的结果：随便几个新上海人的诗歌集聚起来，只要有资金，诗还像诗，谁都可以挂名“新海派诗歌”（这在实践上几乎是畅通的）。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了激励这批富有创造活力与艺术潜质的诗人，就能以此种“指鹿为马”的方式以表某种期冀吗？在纲和目还有存疑的情况下，哪来个什么“为海派文学的未来生长性举纲张目，摇旗呐喊”？在我看来，这种命名的方法就是可疑的。 如何确定“海派诗歌”呢？ 首先，海派诗歌之存在的确证，须由全局考虑。 于上海而言，全局就是整个中国诗坛；于中国而言，全局即是世界诗坛。于个人而言，是否独一无二，其全局也是整个上海，整个中国，整个世界。正如评论家陈思和所说，每个个人都可以是世界性的，问题是，我们都不愿意这样想，所以也就没有了个人。 这种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的考察方法，我是一贯坚持的。我在考察中国现代主义的时候，在《现代主义这只猫》一文中写道：“现代主义作为现代大都市的文化现象，全球范围看，其中心自然是在欧洲、北美几个中心城市，如柏林、维也纳、布拉格、芝加哥、纽约、巴黎、伦敦。以德国为中心的超现实主义，以英国为中心的意识流文学。那么，以中国为中心的又是什么样的现代主义呢？———假如我们这样提问的话，不是一片茫然了吗？”我想同样可以把这种方法运用到考察“海派诗歌”上来。 “海派诗歌”之有无要放到全局的面上看，在全局这个面上，你那个标准的东西是否存在？如果那个标准的东西不存在，那就是无；你要的那个“海派诗歌”要么是假的，要么还没出现，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 用全局观点看“海派诗歌”之有无，一如用全局观点看“京派诗歌”之有无一样，要是全国通用了，何来“海派”“京派”之区别？当下的中国，由于得到改进的交通和通信技术加速了日常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另一方面互联网影响，全球化使得再边缘的地区，能知道世界各地的信息，于是人们的感念表达都会出现趋同现象。试看看，各种旗号下的诗歌，完全是可以互搬的，放到哪一个旗号下都行，那些极端的“垃圾派”、“下半身派”，也都像全国性的通用粮票一样。各路诗人涌来涌去，涌到北京的想号召中国，涌到上海的想做个“海派”，哪有这么容易！考察一下《新海派诗选》里的有些诗，放到什么地方不行？ 海派诗歌的存无其实一直是个纠结。联想几年前《上海诗人》创办前，一直有人说“上海没有诗人”。乃至《上海诗人》就一直就此刊文声辩“上海有诗人”。现在想来，说“上海没有诗人”的实质不是说上海没有写诗的人，也不是说上海没有诗歌，而是指没有能够影响全国的能够称得上“海派”的诗歌；要是有，能被人接受，人家会说，上海没有诗吗？ 既然上海没有诗，我们就送上来，一批新上海诗人来了，把他们写的诗（不管是在外地写的，还是在上海写的）凑起来，说这是海派诗歌，而且是新海派的。
这在全局观点看，能够得到承认吗？当局部的东西被全局消融了以后，这个局部的独立性就不存在了，就像普通话普及以后，作为方言的沪语消失了一样；你要是拿普通话作为上海话端出来，说这是“新上海话”，不是要让人笑话吗？ 我要是带着几个上海诗人，去北京住一两年，把在上海写的诗放进去搞一本诗集出来，说这是新京派，不被北京痞子骂一顿还怪呢！ 其次，以历史性的观点确证海派诗歌的继承和发展。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假设以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历史上有海派，现在也有海派，我们要看看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暂且不管被收入诗集中的诗歌是否能够称得上“海派诗歌”，新海派诗歌与海派诗歌应当属于一个族类。后者应该是继承前者基础上的发展。同属于一个“海派”，一定有一个共同的基因，这个共同的基因是什么？简单的回答就是：要有上海质地格式的味道。只是“今天的海已不是昨天的样子”，“昨天的”属于旧的，“今天的”就属于新的了，味道肯定不一样。 上海曾经有过“海派诗歌”吗？《人民政协报》2010年11月18日第7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海派诗人为新诗贡献了什么》，作者：朱少伟。文章根据一些史实：1936年，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在上海创办《新诗》杂志，它成为海派诗人共同交流的重要园地，把海派诗歌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诗》杂志主要作者有艾青、李白凤、金克木、林徽音、陈江帆、徐迟、曹葆华、周煦良、梁宗岱等；所发表的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在海派诗歌的形式方面有较多的探究。《新诗》杂志由新诗社发行，于1937年7月停办，系当时我国最负盛誉的诗刊之一。由此推论：海派诗歌在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中孕育，因“博采众长”而成熟。可以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不少著名海派诗人，都是从我国古典诗风中吸取营养，并把晚唐诗人婉约、含蓄和朦胧的抒情手法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互相糅合在一起，来从事自己的诗歌艺术创造。 这样说来，海派诗歌是有的，而且还是整个新诗的滥觞。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说法，是一种事后认定。这种认定也许可以延续下来。但是《新海派诗选》看不出这种延续。（这种不延续是否就是一种“新”的理由呢？）事实是，面对当下诗坛，恐怕只是评论家们在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学”那样宽泛的范畴里偶尔提起只字片语而已，没有看到过关于“海派诗歌”的专题论证和专论著作。 接下来，我想以地理性的观点确证海派诗歌的存在和特征。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诗歌圈里一直有人在画诗歌地图，但听那地图上的歌声，能辨别出“地方感”吗？苏珊•汉森编的一本《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中揭示了相互联系的万千世界之空间组织及相互依赖的关系，地理信息系统下的人类调适，告诉我们地理学来源于世界，又改变着世界。该书的第十章《地方感》，Edward Relphde 的论述，对我们思考“海派诗歌”问题有点帮助。 在全局性的视角下，我们探索了地方感的消失，指出海派诗歌不能任意指定，它必须有地方感的标准；在地方感的视角下，我们现在又必须提出“真实的尺子——地方的共性”问题，我们不能把变化误认为消失。世界在其整体性上没有成为不可见的电子脉冲的网络。地方并没有因为铁路和电报使遥远的地方不断被人熟悉而曾在19世纪消失，也没有因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在当下消失。文化之间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总是存在着漏洞，趋同下的地方感的消失与寻回同时存在的，只是我们常为趋同所蔽，一如《新海派诗选》的编选者那样轻率的指认什么。然而，不管怎样，我认为《新海派诗选》出版这件事在地理学上还是有点意思的。正如苏珊•汉森在《导言：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的开头所说：地理学家“想知道事情为什么在那儿发生。答案往往就在地图中。” “事情为什么在那儿发生”？要是上海的诗人们肯想这个问题，也许会有一场很有意思的讨论。 就拿海派诗歌的地方感问题来说吧，我想借用 “洋泾浜”三个字，提出我的“新海派”观： 洋——与国际接轨。充分考虑到上海的地理位置。我在那篇《现代主义这只猫》的文章里说到，上海，作为东方一个大都市，未能成为世界现代主义文化的中心，这是由我们这座城市本身的现代情状决定的，我们这座城市日益多起来的形式上有现代感的建筑，从其命名的隐喻性来看还是充满了保守的本土精神，再加上歌手们的流于表象的歌唱，就显得有点尴尬。
我在另一篇《诗和一座城市》的摭谈里写道，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上海诗人的定位的问题。“做强做大”是一个口号，但还没解决好一个定位问题。我认为，上海诗人应该面向太平洋，背后有一个中国。那是我在跟一个美国来的朋友谈话时说的。在外国朋友看来，上海是了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容易吃“洋奶”，因为面对太平洋，海风日夜不息地吹进来，上海的诗歌要做到让外国人通过它来了解中国诗歌，任重道远。诗，最能体现一个城市文化生命的厚味。事实上我们还很浅薄，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一切还刚刚开始。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说，无论诗人还是诗篇，上海诗坛还有很多潜在的价值没有被挖掘。我觉得我们似乎应该有一个“新诗研究所”这样的机构，对新诗做一些认真的梳理工作，要能这样，我们就可能弄明白新诗已发展到什么阶段了，我们究竟能为诗歌做些什么；海派诗人的建构也才是可能的，否则就很容易停留在一片持续“热闹”的水平上，有些有价值的东西反而会被遮蔽。 泾——海派必须清晰其源流。作为海派诗人，应该了解海派写作的历史，这也是我当时建议上海诗歌委员会应该建立一个新诗研究所这样一个机构的原因。 上海有很多很多写诗的人，前面说了，曾几何时有人说，上海没有诗歌，为什么呢？因为上海的诗人写出来的诗，和全国诗人写得差不多，是全国通用“粮票”。上海诗人写诗缺少一种地方感的源流意识。 “浜”喻指是要汇聚成河，不成河，如何成派？源和流，没有了，哪能成河？茫茫九派流中国，海派在哪里呢？这样一问，又很茫然了。 最近，有好事者，把长篇小说作者金宇澄《繁花》的开头分行即诗：读读倒还真像那么一回事，说它是有上海的海味，你倒还真的不能不承认呢。
还有人举出杨小滨的一首洋泾浜诗来，倒也真像： 【赤佬十四行】 杨小滨/诗 赤佬拿外滩吃下去了伊讲。先咪一口
黄浦江，再吞一粒东方明珠伊讲。
中国银行忒硬，嚼不动伊讲。赤佬
霓虹灯当葡萄酒吃醉了伊讲。 额骨头挺括，徐家汇胖笃笃像罗宋面包伐？
赤佬不欢喜甜味道，情愿去舔
像块臭豆腐个城隍庙伊讲。 花露水浓，淮海路湿嗒嗒像奶油浓汤伐？
赤佬吃不惯西餐，情愿去咬
像盘红烧烤麸个静安寺伊讲。赤佬 大世界吃了忒涨，吐得来一天世界伊讲。
哎，赤佬戆有戆福，屁股野歪歪，
馋唾水汤汤点，吃相覅忒难看，
拿钞票当老垦搓出来含了嘴巴里伊讲。
说其独属上海，是可以的。但这样的诗，要成派也真难了；弄不好，会是灾难。
《新海派诗选》两位主编，都是我的朋友，我对他们从来就是有一说一的。书一出版，他们就送给我了。那篇序写得不太爽，遮遮掩掩的，谈得多的是“海派文化”，而不敢直言“海派诗歌”这个概念，殊不知，以“海派文化”来掩饰“海派诗歌”这个概念，并非一个评论家洞若观火的表现。即使从制造事端和创意角度看这件事也没做好。那时我正好在看一本丹纳大律师的书，其中有一句话触动了我，自由的思考必须建立在“他们可能是错的”这个假设上。我就假设他们是做错了。因为我相信简单的逻辑，本来没有A，你哪来新A? A就是A，假如没有A,你岂能把B当作A！很显然，《新海派诗选》不是硬货，说其是文化赝品，其实是把一个“软货”升华到文化高度上去说了。说得通俗一点，则是新娘没有穿好衣服就出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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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简介：铁舞（朱铁武），诗人，文艺学硕士，曾在《当代作家批评》《社会科学》《上海文化》《上海文学》《鸭绿江》《百花洲》等刊物上发表过文论作品，主编《城市诗人》，编选出版过《《忘却的飞行——上海现代城市诗选》、《采访钱谷融》《手稿时代》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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