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舞2015-7-25在陆家嘴金融城白领诗社演讲）

今天讲的题目是现代诗的写作。

第一，先改变一个想法：现代诗就是现代派。

我们不从概念说起，说写现代诗就是做现代派，一说到现代派，你就想我不是现代派，什么叫现代派，做学问的人肯定一套说法，我们不去研究，今天我们从自己的写作实践说起，我们要不要写现代诗？我们活在当下，当下是现代，一个现代的人，写现代诗想想也是理所当然的了。问题又来了，当我们写了一首诗，给别人看，会说你这是新诗，不是旧体诗，没问题。也许别人还会多说一句，你这个诗还不够现代。问题就这样产生了。你不想做现代派，人家却要用现代人的感觉要求你。现代，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新的真实，它不是现代派所独有。人有从前、现在、未来。你也许还活在从前。

第二、真正去读一首好的外国诗，实证一下我们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常常听人说，新诗是受外国诗的影响。我想，我们要考证一下我们受了怎样的影响？

今天我推荐顾彬的一首《道观》。

关于顾彬的《道观》我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题为《顾彬的诗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给一家报社，被认为不适合发表，理由是没有就诗论诗。后来我重新写了第二篇文章，《日常随意之处，乃机天成——读顾彬的诗》，发表了。现在我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进行自我辨读。

第一篇：《顾彬的诗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

我首先注意到顾彬一首“先由德文写就，旋即又被他亲手译成中文”（柏桦语）的《于道观中》(In einem taoistischen Tempel) 。

穿过后门，我们进来
本该左行，却误入右门
道姑静待在那里，一袭白衣
法名曰常琼
她让我们回转过去，重新迈出生命的步伐。
此刻是岁月永恒，幸福无量。
我们在太一打听太一：
是神还是榜样？只是榜样，她答道。
她纤细的左手中，轻握一部白色乖巧的手机
如微风安抚下，乖顺的我们
手机闪动，有来电，静静的，她接起。
是什么？她轻轻接听着，是神的急切启示吗？
她在与谁作答？远方的神，
眼前的神像，还是人间的先知？
但我们没有问她，而只是在猜测，她很忙吗，
得道后寻道，得答案后寻答案？
每一次，她感知世界，她的左手会轻颤，
我们也会随着轻微的抖动，就像以前从感受世界的气息中受到触动。
她的手指可通过220伏电压，掌控着高峰上的道观，
她愿意为我们这样的人医治，用她的左手和右手
为什么她没有凭此力量，使青苔覆盖下的遗迹复生，
而是途径这山间难行的小路，用木石搭起这座道观？
被毁掉的，我们不会刻意重修，
就如同茶内不必加糖，因其本身的甜味与生俱来！
我们在门庭外放生乌龟，在深色药酒中不迷失自己。
每个人都会愿意，起身，穿过那片竹海。

这首诗不在诗选的正编中，而在柏桦的一篇题为《顾彬是谁》的文章中全文引录，同时呈现德汉两种文字，我不知道作为德国的汉学家同时操持两个语种写一首诗，究竟是什么感受？（是不是会有博尔赫斯说的两种语言面对面地出现，双重性的感觉｝包括他写作的顺序，先母语后汉语，那么假如他把这个写作顺序换一下，先汉语后德语，又会如何？要是他能够把写作过程中的经验性的东西挖掘出来告诉我们，说说不同语种在表达诗意的时候你内心感受的东西，那该有多好啊！我们现在很少看到这类由汉学家本身、诗人亲手做成的实证性的材料。因而我们在读诗时经常会产生盲目的不合理的接受，一些推崇文章未必可信的地方很多。

我不懂德语，我请教了翻译过诺奖作品的德语翻译家沈锡良先生，他猜测顾彬是先写汉语，然后再翻译成他的母语的——我很惊讶，他说顾彬的汉语很精练，他的母语文本基本上是长句，不是很精练的那一种，好像散文一样；而柏桦说“先由德文写就，旋即又被他亲手译成中文”的话，在没有得到印证之前，这种猜测会给我们什么启发呢？一个外国人用中文写作比他用母语写作更好吗？我想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于道观中》的中文本之所以看上去比德文本要好，其原因首先是表现的对象是中国的地方风物，不管怎样用汉语表达肯定更亲切；其次，做出这种猜测的是一个中国人，如果是一个德国人，他更容易接受的肯定是德语。而在我看来，顾彬的中文本《于道观中》，从汉语角度看，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自由诗文本，甚至是一个散文化的文本，虽然它是分了行的。绝大多数的翻译文本都是自由诗，大部分中国诗人接受的就是这种翻译文本的影响；中国新诗接受外国诗歌的影响莫过于这种自由的语言风气了。我刚才说的一点异想依然萦绕在我的心头，要是顾彬先用汉语写这首诗，他会用什么方式写呢?原本就有几种可能：一种是写成他现在翻译的那样，那是因为他心目中的汉语诗歌就是这样的（且先不说我们现在的汉语诗歌已经被西方诗歌影响得不知何去何从了，在这种情况下顾彬反倒成了我们的一个榜样）。那么，这种样式是怎么来的呢？当然也来自他读汉语诗歌接受的影响。进一步的问题是他读过哪些汉语诗歌呢？可以肯定的是，他读的汉语诗歌也是受翻译诗影响的自由体汉诗，据说他主要接触的中国诗人是那些海外某些大学的编外教授，如杨炼，如北岛，如多多……他不能不在这些影响圈子里面进行选择。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如果他偏爱一些风格独特的汉语诗人，如闻一多，他会不会强调形式的建筑美呢？如果他读过现代山水诗人孔孚那样很空灵的极简风格的诗，会不会写出《千仿佛山巅我拾到一个贝壳》里的那样的诗句？他也可能采用翻译家辜正坤译诗那样的元曲风格呀，当然，他还可以写得比大陆先锋诗人更先锋、更看不懂……甚至写成完全是中国风格的旧体诗词，只要顾彬想那样写，一切皆有可能。我这样揣测，显然有点过度，顾彬是德国的顾彬，顾彬是现代的顾彬，他有他的表达自由。其实，我想问的只是，我们对顾彬的汉语诗苛求一点好吗？如果我说顾彬的诗不能算是最好的汉诗，甚至说看不出我们的汉语特征来，你同意吗？这显然不利于表达我们和顾彬之间的友谊，也不利于推介《顾彬诗选》的出版发行。但有一点我们无须回避。我们在接受大量的翻译诗的时候，我只会发现一个个我们的“新的榜样”，却很少想过我提出的这类问题：这些译文是不是好的汉诗？甚至我们的新诗作者忘了自己是汉语诗人。我想，吃什么，长成什么，这是写诗的“食道”。

我接下来提出的问题是：顾彬的诗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一个需要实证的问题。我们看看柏桦是怎么说的，排除了一个中国诗人对一个外国汉语学家的出于友谊和尊敬的礼节，出于某种引起关注的需要（柏桦是在顾彬关注范围里的，大多数中国诗人不入圈，当然算不算诗人也值得怀疑），我们权当是真的，柏桦说：

至今我仍能回忆起当时读这首诗时带给我的震动。需知，这可是一个德国人写的一首咏四川风物的诗，作者理应持有一种“他者”的眼光来打量这个陌生的世界，但我通读下来，却感觉是一位中国诗人在写他熟悉的事物，并无“他者”之隔，诗性非常自然地从“自我”之中畅流而出。戏剧化（诗中所写常琼的小故事）与现代性（手机及220伏电压）在中国乐山的一处道观（亦是古典性）被顾彬随手就写出来了。真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得来如此天然，即古今在此被不着痕迹的一一打通，又犹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这样的表扬规格是很高的，“需知，这是一个德国人写的咏四川风物的诗，”的确我们的许多中国内地的新诗人的诗有时候真的是徒有虚名，写得连顾彬都不如，要是让他写《于道观中》恐怕做不到如此“古今打通”，这是写诗的“气道”不通。公正地说，顾彬的诗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只是在这个地方，延伸开去说，翻译是中西诗性话语交融的家园，但许多西方诗歌经过翻译后，文字上的美感无论从它的母语角度看，还是从汉语角度看，总是有缺陷的；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要清醒。我个人读外国诗歌的经验，感到最得益的还是能获得一点世界眼光，许多中国诗人不缺语言，缺的只是眼光。我认其为写诗的“气道”。

这“食道”、“气道”的说法我是借助“忍道”武功的说法了，还有“香道”和“药道”呢。“香道”者，味道也，那一定是由语言体现出来的，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是也。若用有意味的形式去看顾彬的诗，我们会读出哪些意味，那意味多半由其感觉、立意和主题带来的，那可以说是“药道”所致，所谓顾彬的硬派诗风所致。那形式又如何呢？形式在语言上的最高表现又如何呢？恐怕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吧？我们的诗坛太少了这种“仁者”和“智者”的讨论和对话。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反对谁，只是想制造一点争辩的“药引子”而已。我通读了这本《顾彬诗选》，觉得在艺术形式上他采用的只是“说话式调子”，记得卞之琳在谈到诗歌的格律问题时曾经说过：“我不看重分现代格律诗和非现代格律诗，我看重分哼唱式调子和说话式调子”。对顾彬的诗歌艺术形式，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做出这样的判断，那就是他的“说话式调子”。在此前提下，再认识其如何“说话”，如何“戏剧化”，如何“一切景语皆情语”等其实至今也已经“不新鲜”的艺术特色也好，技巧也好，这样我们就会站稳自己的阅读立场，因而会有一个好的阅读态度。
我是受了顾彬说话式诗歌的影响的，有一次我经过徐家汇的光启公园，看到徐光启夜观天象的雕塑，想起顾彬的《愚人塔》卷里的诗，我写了下面这首诗。

《徐光启夜观天象》

半夜一点 你还在
工作

那根长筒望远镜
一定是西洋的
为什么白天不能看
为什么黑夜是宇宙的底色

如今你一定站在云端
地球成了天的一部分
我们是处在黑夜里吗？
想象光明
我的渴望

一个少年站在你的位置
问他爷爷——
“光启”的含义
我拨转
天堂的电话

光在窗外
伴随鸟鸣
早晨三点
我醒来

是不是有点顾彬诗歌的“一种压抑的、不完美的美学”在里面呢？你是否也看出其中“名字和地点大多隐含着历史的秘密和掌故”呢？是否也能说得上“戏剧化”、“一切景语皆情语”呢？一首诗如何受人影响，这算是一次亲验的实证吧！（012.4.9）
第二篇：《日常随意之处，乃机天成——读顾彬的诗》

顾彬作为一个德国的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曾经说过一些非常雷人的话，又据说，他对中国的现代诗还是比较肯定的，曾经把中国的许多当代诗人向国外做过介绍。作为一个汉学家，同时又是一个诗人，这一点却又不太为人所知，也许他的学术知名度和为他人工作的热情掩盖了他自己作为诗人的一面。这一回，朋友借给我一本《顾彬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让我开了眼界。

我特别注意到顾彬一首“先由德文写就，旋即又被他亲手译成中文”（柏桦语）的《于道观中》。这首诗不在诗选的正编中，而在柏桦的一篇题为《顾彬是谁》的文章中全文引录，同时呈现汉德两种文字，柏桦说：

至今我仍能回忆起当时读这首诗时带给我的震动。需知，这可是一个德国人写的一首咏四川风物的诗，作者理应持有一种“他者”的眼光来打量这个陌生的世界，但我通读下来，却感觉是一位中国诗人在写他熟悉的事物，并无“他者”之隔，诗性非常自然地从“自我”之中畅流而出。戏剧化（诗中所写常琼的小故事）与现代性（手机及220伏电压）在中国乐山的一处道观（亦是古典性）被顾彬随手就写出来了。真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得来如此天然，即古今在此被不着痕迹的一一打通，又犹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记得卞之琳在谈到诗歌的格律问题时曾经说过：“我不看重分现代格律诗和非现代格律诗，我看重分哼唱式调子和说话式调子”。读顾彬的诗，我就觉得他给我们提供的是说话式调子；只是他说得非常好——日常随意之处，乃机抒天成，令人叹服。“穿过后门，我们进来\本该左行，却误入右门\道姑静待在那里，一袭白衣\法名曰常琼\她让我们回转过去，重新迈出生命的步伐。”这个导入就非常有戏剧性，诗人由一点小小的惊讶——本该左行，却误入右门\道姑静待在那里——进入一种情绪，不是简单的场景描述，直接生命感悟，它不是用抒情方式而是用叙事方式表现的。顾彬原先用德语写，旋即又亲自改用汉语表现，也许他觉得用汉语表现中国风物更能传神。是的，我们如果细细体会，这里的每一个字、词似乎都在发光，“重新迈出生命的步伐”这一句让我们经不住要回过头去咀嚼，想想“后门”“左行”“右门”的方向性的含义，那个“静待在那里”“一袭白衣”的“道姑”又意味着什么呢？——法名曰常琼——难道不能让人想得更多、更深？

诗在本质上是抒情的，顾彬这首诗的抒情动机可以从以下诗句看出来。此刻是岁月永恒，幸福无量。\我们在太一打听太一：\是神还是榜样？只是榜样，她答道。纯口语，但句式的安排，不单一；此刻即当下，生命的步伐至此，竟会上升到永恒——关于时间，无量——关于幸福。这是人类的终极关怀。如果说，这还是现成词语的随手取用，那么下面紧接着的叙述——发问——回答，就非常巧妙了。我们在太一打听太一，既是叙述，又包含疑问，为什么要打听呢？大有身在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太一”是什么？中国最高深的哲学追问，西人自然会想到神，顾彬心里很明白，“太一”不会是神，但为了发问方便，还是把神带进去了，他的过人之处，说出了“榜样”这个词，这个词在国人眼里太过于平常，“学习雷锋好榜样”，但在这里被擦亮了。只是榜样，她答道。这个简练的陈述和文句是并置在一行诗句里的。顾彬这首诗的抒情动机出于一种对人类生存的终极思考，他又极善于从日常中进入，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和作者达到了高度一致。

现代诗歌的说话方式是纯粹的口语，但不是如白开水似的没有意味的说话，它同样需要诗人把自己的情感寄意在具体的物象上。你可以是叙事或描写，小说写作要有“历史现场”，现代诗则该强调“生活现场”，只是这种现场另有意味在外，当然这种意味不经细察，你决不能抵近。《于道观中》这首诗的题目，就预示着这首诗写“道观中事”。顾彬十分敏锐的观察力，让他自始至终抓住“道姑”这个人物，从一开始的静待到后面的静静接听手机。

手机这个物象显得非常玄妙，诗中若无手机这个物象出现，道姑再美妙也活不起来，她仿佛是从一个古代走来，活于当下的一个古人，而当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她纤细的左手中，轻握一部白色乖巧的手机——时，顿让人感觉到古今打通了，一种现代感的微妙呈现，更通过以下诗句——如微风安抚下，乖顺的我们——的连接，而微妙倍增，微风安抚对应她纤细的左手中，轻握，乖顺的我们对应白色乖巧的手机，对应、并置本来就是我们古《易经》的基本思维方式，被顾彬应用得如此纯熟而不露痕迹，不知是偶然还是有意；这样的对应并置，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好。由于存有这样的关联，品味下面的描述就意味无穷了。

手机闪动，有来电，静静的，她接起。
是什么？她轻轻接听着，是神的急切启示吗？
她在与谁作答？远方的神，

眼前的神像，还是人间的先知？但我们没有问她，而只是在猜测，她很忙吗，
得道后寻道，得答案后寻答案？

可以看出关于神，关于先知的思考并未因前有只是榜样的回答而告终。诗人对终极问题的寻思追问，永不会停止；但我们没有问她，而只是在猜测，她很忙吗，\得道后寻道，得答案后寻答案？猜测是几乎出于一种本能，出于一种天性，得道后寻道，得答案后寻答案，这在意念中暗叠了在太一打听太一的诗句，作为艺术手法也值得肯定。也许这正是这首诗歌要表达的主要意念（我不用主题这个词），如湖面一轮一轮的涟漪扩展情感的波澜，每一次，她感知世界，她的左手会轻颤，\我们也会随着轻微的抖动，就像以前从感受世界的气息中受到触动。这样的表达，非常感性，句式在这儿变得拉长了，这种散文化的句式与情感波澜的迭起是相符合的，简洁的妙用自有它的胜处，但不能说明繁富的好处。

顾彬的诗歌可以归于硬派诗风，所谓硬派相对于婉媚，又不同于豪放，它主要的特征是微妙又直率，常常植入一些通常不作为诗语的词语，常常是现代生活里活在口头上的，如她很忙吗，对应于现代人的忙碌，连道姑也不例外，很有张力。甚至还有些新科技的词语，如她的手指可通过220伏电压，掌控着高峰上的道观，\她愿意为我们这样的人医治，用她的左手和右手\为什么她没有凭此力量，使青苔覆盖下的遗迹复生，\而是途径这山间难行的小路，用木石搭起这座道观？这种“说话式”的语言，信手拈来，活脱脱口语，十分鲜活，由于诗人富于哲思，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联，（如掌控\医治）再加上句子和句子的前后照应（如此处的左手和右手和一开首的左行、右门）诱人作深长思考。

思辨明显是这首诗增强诗意的结构特征，但它不是逻辑的，它依附于物象，又附随于他的细致观察和深入体验，顾彬于道观中经验之后诗情躁动于心，沉思默想后才先用自己的母语写出，感觉不足以表达，唯有汉字才能更确切的表达中国风物，才“旋即又被他亲手译成中文”，从而成为我们今天的榜样，柏桦的震动不是没有来由的，这可是一个德国人写的一首咏四川风物的诗，却像是一位中国诗人在写他熟悉的事物，能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

被毁掉的，我们不会刻意重修，
就如同茶内不必加糖，因其本身的甜味与生俱来！
我们在门庭外放生乌龟，在深色药酒中不迷失自己。
每个人都会愿意，起身，穿过那片竹海。

这样的结尾是生活的，又是哲理的，想想“药酒”和“医治”的关系，为的是“不迷失自己”，而末句又略带唐诗韵味。

由于这首诗是顾彬自己本人的双语写作，所以对整个一本《顾彬诗选》的汉译文本是一次最好的引领，我们由此进入顾彬的诗歌世界当然最好的。
以上说的就是我的第二点主张：真正去读一首好的外国诗，实证一下我们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下面说的是第三点，最好亲自做一回翻译工作。

自己去读一首原作，并尝试翻译，模仿写作，亲验一下这个过程，这是由好处的，你可以争取到一点真正的发言权。今年的《英语世界》每一期都介绍一首现代诗，有原文，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但没有翻译。
在这里我仅举一首：

译诗

Lime Light
石灰光
By Kay Ryan

One can’t work by 人在聚光光下
lime light 不会有创造
A bowlful 一满碗 一满碗石灰
right at 就摆在
one’s elbow肘部 臂弯边上
produces no 生产 所产生的
more than 只不过是
a baleful 凶恶 餐桌上
glow against 发出的
the kitchen table. 不祥之光
The fruit purveyor 正式 卖水果的小贩
whole unstable不坚固的 垒起的不坚固的
pyramid 锥体 金字塔
doesn’t equal 比得，等于 比不过
what daylight did. 日的光华

人在聚光灯下工作
不会有创造

臂弯边上
那一满碗石灰
发出的光，
落在厨房
餐桌上，
不仅不是荣光，
还有点凶相。
卖水果的小贩
垒起的不坚固的
“金字塔”，
绝比不过
日的光华。

这种诗不是让人感动的诗，这种意象是深度意象。三个意象是并置的，（我们的《易经》也是），它不直接评介。感动常常缺少灵魂的沉淀，或智性的光芒。
受这首诗的影响，我写了一首《眼球橡皮》：

眼球橡皮

一个人不能
冬青似的
像一棵树
活着 如果
只是
或者只是
一颗眼球
死去
变成橡皮
在小学生手里
活着
和纸摩擦
居间
是一个个
汉字错误
——这
优于
一切活着
我看到
光斑
血丝
和那粒眸子
又亮
又黑

（2015-6-24）

我每读一首好诗，总会产生一点冲动：我来写写看，当然首先要有写诗的材料。我的脑袋里不缺少材料，一直在寻找表达方式，我不会轻易抒情。
我在这首诗里放进去了一些灵魂性的东西，有人读得出，有人读不出。
我只是提供一个学习方法：取其结构，补充细节，抄添剪裁，换句话说，就是精心构思。
最后，我想建议大家好好想想美学老人朱光潜的二段话：

“中国诗只达到幽美的境界而不能达到西方诗那样的伟大的境界。”
“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受。”

我想我们今天创作现代诗是为了贡献出伟大的诗，我们该怎么做，要靠创作实践来回答。

铁舞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