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有明/文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赵丹、周璇、魏鹤龄联袂主演的影片《马路天使》脍炙人口。其中，魏鹤龄饰演的报贩，老是寻思着怎样用卖剩的报纸把房间内的墙壁裱糊得更加平整；而赵丹饰演的吹鼓手，除了善于吹奏小号外，还擅长表演魔术；至于周璇饰演的邻家女孩则最喜欢看变魔术。一次，小号手变魔术时，把一枚银圆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手中变走，又从自己的口中变出来。正当大家目瞪口呆、啧啧称奇时，报贩出人意外地从刚裱糊好的墙壁上撕下一截报纸，指着上面的标题对大家说:这一招叫“白银出口”。

《马路天使》既然是一部文艺作品，其中自然不乏想象和虚构的成份，但“白银出口”却有史可据、有案可稽。

据《中华民国银行史略》记载:1936年中美签订“白银协定”，中国对美出口白银7500万盎司，以换取美对华贷款美金2000万元。代表中方签字的是时任上海银行的总经理陈光甫。

上海银行全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于1915年。肇始之初，仅有资本7万银圆（对外则号称10万银圆）；股东7人，职员7名；比规模稍大的钱庄都小。故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报》在报道其开业庆典时，竟戏称其为“小小银行”，言外颇存讥刺之意。

上海银行创办之初，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当时欧洲列强正忙于战争，但上海的金融命脉仍控制在他们手中。当时上海外滩计有外商银行19家，不仅资本雄厚，而且拥有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币的权利；更何况当时他们还掌控着中国关税的收入。而国内各官办、商办或官商合办的银行，其在上海的分行、总行，掐指算来也达11家之多。其中尤以位居“北四行”之首的盐业银行，允称资本最为雄厚，达195万银圆之钜，是上海银行的27.8倍。即使以资本最少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作参照，其资金也达25万银圆，是上海银行的3.6倍。至于上海的钱庄业，则历史更为悠久，且在经营上历来以存放款业务为主，其中永丰、福康、顺康等钱庄的资本都远比上海银行雄厚。

然而世易时移，迤逦到了抗战前夕的1937年6月底，上海银行迭经22个春去秋来，已发展成为一家在国内外均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商业银行，拥有资本500万元，存款总额近2亿元，约占全国商业银行存款总额的10%；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80余处，鼎盛时期竟达110家之多；员工2775人。其排名一度名列“南三行”之末，最终定鼎“小四行”之首；被银行史研究专家和学者推崇为“中华民国银行业之一大奇迹”。

上海银行由小变大，发展到如此规模，端赖其创办人、总经理陈光甫的经营有方。

陈光甫1881年12月17日生于江苏镇江，初名辉德；11岁时随父赴湖北武汉，入祥源报关行学徒；7年后考入时谚有“海关金饭碗，银行银饭碗，邮局铁饭碗”之称的邮局任职员。1902年，陈光甫21岁时因缘际会，转入汉阳兵工厂任专职英文译员。其时得识日本正金银行汉口分行买办景维行；未几，即入赘景家作东床之婿。翌年，世界博览会在美国圣路易斯市举行，湖广总督端方急觅精通英文者充任大清帝国参展团随员。凭藉岳丈与端方的交情，陈光甫先是在美工作了8个多月，嗣后又以官费生滞美留学。自1904年起，先后在美之辛普森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专攻经济学，并于1910年获得学位，当年即回国；先任端方组织之南洋劝业会的外事科长，旋任江苏巡抚程德全之幕僚。辛亥革命后，程德全任光复后的首任江苏省都督，陈光甫被委任为省财政司长，兼任官办江苏银行经理。由于在银行业务上与省府高官意见相左，加上陈光甫自有雄心壮志，遂于两年后离职，随即联手曾任信义洋行买办的海上闻人庄得之，紧锣密鼓地筹划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于1915年6月3日择吉开张；从名称上就开宗明义地标榜有别于官办银行，是一家纯商办的银行。

在强手如林的上海外滩金融圈，上海银行要赢得一席之地，必须以经营灵活来取胜。陈光甫亲手制定了“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的十六字方针，在上海银行业内首创“一元开户”。孰料此事竟在钱庄业内引起轩然大波，被认为是与钱庄业争抢小储户。先是上海银行江西中路总行底层的营业大厅，有人携来一百银圆，要求按“一元开户”的服务承诺开一百份存折；陈光甫闻讯亲自从三楼总经理室赶到底层的营业大厅，不仅热情接待，还与柜面职员一起按来者要求，照办不误。嗣后在陈光甫的故乡镇江，又有几个彪形大汉，抬着几个大箱子，声称内装银圆八千枚，要求开设八千个帐户。陈光甫闻讯不愠不怒，妥善处置。事后获悉，这两件事均系钱庄业人士的故意刁难；陈光甫将计就计，请来《新闻报》记者予以如实报道，结果反而引起轰动。钱庄业人士刁难不成，反而替上海银行充当了义务广告宣传员；而陈光甫也成了化解危机公关的高手。随着越来越多工薪阶层的中小储户纷纷涌向上海银行，那些原来不屑于接纳小额存款的银行也纷起效尤，其中甚至包括“北四行”旗下的大银行。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外滩金融圈内的各大银行，“吸储大战”愈演愈烈，为了更多地吸纳储户，“北四行”还组建了“四行储蓄会”；当时的远东第一高楼——上海国际饭店，就是“四行储蓄会”利用储户的存款投资建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光甫的“一元开户”，掀起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普通民众的储蓄热；而在储蓄热中应运而生的“四行储蓄会”，投资兴建了远东第一高楼。当时民间遂有“没有陈光甫的“一元开户”，就没有“四行储蓄会”，也就没有国际饭店”的戏谑说法。

话题再回到“白银出口”。陈光甫之所以有资格代表中方与美签署“中美白银协定”，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摩根韬私交相契甚深。原来上海银行早从1919年起就开始经营国际汇兑业务，一贯恪守信誉，赢得美国银行界的信任；而摩根韬在就任美国财政部长之前，曾长期担任纽约化学银行的总经理和董事长。该行与上海银行是长期合作的生意伙伴；在这种情况下，赴美谈判自然非陈光甫莫属。

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急于把白银出口到美国去，是因为自1935年起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时，恰遇国际市场白银价格猛跌，导致“银本位”的中国币制基础动摇。通过“中美白银协定”，由美国政府提供的美金贷款，作为当时中国发行法币的外汇准备金，储存在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而使当时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有了稳定的基础。从那时起，中国的货币发行权，才开始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

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在报纸上对币制改革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白银出口”遂成为不少上海市民茶余酒后的谈资。由左翼文艺人士编导的《马路天使》，不失时机地利用剧中人变魔术的细节，巧妙地对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进行讽刺和揶揄，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民国银行史中一段湮没已久的史实，以及其在普通民众间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