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新民/文

“一只苹果倒过来放/和一位漂亮姑娘的摔倒/本没什么关系/由于超薄/风筝还是飞了起来”。这是诗人曲铭一首叫《超薄状态》的诗中的句子，它竟如此轻易地像牵掣风筝一样，让读者不由自主地飞了起来。

在一些场合，曲铭的诗往往被“超薄状态”这四个字所涵盖甚至所替代，这缘由也许就来自于诗人这首诗或一本同样也叫《超薄状态》的集子。什么是超薄状态——“像实验室里的杯子/那样纯净/容易破碎”。诗人不在诠释，而是在表明一种并非被命名的状态，轻灵、飘逸、然而也可能薄如刀片似的于不经意间在个人隐秘的内心划开一道口子。

与古典主义诗歌不同，现代诗人往往将言语确立为一种封闭的自然属性，在词语的连续性中显示出诗人的情感密度。就如同《超薄状态》中的一句“把玻璃檫得/好象没有玻璃一样”，言语更富有精神构思，其思想——如果有所谓思想的话——是逐渐被词句的偶然性所加工并确立起来的，不是被思考出来的。诗中的意象，或者说各种关系，只不过是“超薄状态”的扩张，而使人入迷的恰恰在于它的被想象的客观性：“由于超薄/风筝还是飞了起来”，这种表象所承载的可能性一下子被确立起来。诗人利用他的风格，而不是对历史或社会的理解、认可或阐释来面对客观世界。

因此可以说诗人的叙述对象看似是表象的，“地图上的歌声此起彼伏”（《地图上的歌声》），“墙上的鱼才是真实的”（《墙上的鱼》），“他们向往着海上的帆船/酒杯里的暴风雨”（《在阳光充沛的屋子里开着灯，还故意放把雨伞》），“最美丽动人的是树叶/它们随风起舞”（树和树叶）。诗人就那么一点一点把他所察觉到的内在的东西带给世界，变之为生动的、可感知的事物。按诗人自己的表述，就是有感觉，就记下来。如果用批评的术语或略带形象的叙述，就是当灵光乍现的时候，就抓住它！因此在诗人笔下，常常出现尖利、漂浮、灵动、轻捷、以至可能迅疾消逝的词语与句子，而且——可能是刻意为之吧，言语活动的各种关系被一一消解、被重新组合，被引向一个定点，又迅即消亡如无物一般。“迅疾消失的美丽/让你的记忆措手不及”，所有的意象被串连在一起，一直抵达诗的本质。

也许这就是诗人的追求所在，超薄状态的涵义就在它所蕴涵的超脱、感官与丰富性。尖利、漂浮、灵动、轻捷、易逝等物象与意境的营造，对诗人而言是出之于天然。诗人明白宣告，不追求深刻。因此诗人下笔，无论题材、辞藻、风格，不作厚重状，不作沉甸甸状，不作浓得化不开状，它践行“小快灵”，屏弃“抢逼围”。深刻是自然而然的事，并非刻意的想象之物，正如“薄”也同样具有“杀伤”的力量。在上海，“超薄状态”一词已成为诗人特有的代名词，它的风格——或状态——已经隐含在他的创作中，而并非仅仅因为被命名。语言特色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此，不可能以“意象派”的标准去要求“自白派”，也不可能以“隐逸派”的标准去要求“未来派”，艺术如果不被限定，那么它将居无定所。

诗人或艺术家之所以为诗人或艺术家是由于他对某种相对价值更偏爱，他祈求绝对所凭借的价值就是相对价值，确切说是美学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格林伯格所说，一旦前卫成功地从社会脱离，它继而转过来将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治一起否定。曲铭的诗，恰恰摒弃了无谓的“深刻”教条，在看似单纯的言语包裹中同样寄托了对理想主义境界的追求。诗人的一首《陌生的地方》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其中的“向往”，“陌生的地方/突然感觉自己/分外轻松”、“陌生的地方/不顾虑深刻和目的/想怎样就怎样”、“我们不懈的努力/不就是为了到陌生的地方/东张西望吗”。

这样的诗，就像读“床前明月光”，读“春眠不觉晓”，没有天将降大任的深刻，没有世披靡兮扶之直的沉重，更没有欲解救他人于水火的亢奋，但其中所蕴涵的不正是人人所期待的吗。这么说的意思，并非否认大吕之声，只是想说，更多时候，不妨把诗写得薄一些，再薄一些。借用尼采的一句话，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轻是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