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储有明

随着民营经济和路边摊的蓬勃发展，近二三十年来，“老板”这一旧上海十分普遍的称呼，又逐渐在坊间风行开来；而与此相伴而生的另一称呼——“小开”，却鲜见有人提及。

一般把老板的儿子称作小开；如颜料行老板的儿子被称为“颜料行小开”，照相馆老板的儿子，也照例被称为“照相馆小开”；其他如“米店小开”、“糖果店小开”等皆可以此类推。

然而也有两种情况例外：一是一些京剧名伶，如梅兰芳、周信芳，虽然被称为“梅老板”、“周老板（麒老板）”，但他们的儿子却一般不被称为“小开”，而往往被称为“梅大少爷”或“周公子”；二是一些在外国洋行内打工的年轻华人职员（这有点像今天的“小白领”们），虽然被称为“洋行小开”，但他们决不是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洋行洋老板的儿子。

“洋行小开”虽然不是洋行内洋老板的儿子，但“洋行小开”这一称呼却与洋行老板脱不了干系。原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沦为“五口通商”的重要口岸。大批来华寻求发财机会的外国冒险家若沙逊、哈同之流，纷纷乘远洋轮船来沪；他们大都从黄浦江登岸，在外滩开设了不少洋行和银行。当时上海本地的原住民，看到这些洋人都是从大轮船舷梯上器宇轩昂地走下来的，便一律称呼他们为“船长（开普顿captain）”，简称“老开（老K)”。后来看到不少在洋行内打工的华人“小白领”们，也和洋人“老开（K)”们一样西装革履：穿洋装、打领带，就顺势把他们称为“小开”；“洋行小开”由此得名。

“洋行小开”的收入不菲，但要能在外国洋行内当差事、当“小白领”，则必须懂得英文。一百多年前的上海滩，哪有象今天这么多的培训机构；要学习英文，殊不容易。幸好这些打算去洋行谋职的年轻华人，之前都在私塾内或多或少地接受过一些传统文化的教育，都背诵过《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之类的蒙童教材。于是乎，当时报章上便出现了一些通过旧体诗的形式，来帮助记忆英语单词的时文；这，受到洋行小开和西崽们的普遍欢迎。

一，洋行小开学英文

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清廷广方言馆学生、襄理盛宣怀办理洋务实业的杨勋在《申报》上连载，介绍通过旧体诗学习英文的方法；

清晨相见谷猫迎（good morning），
好度由途（how do you do）叙阔情；
若不从中肆鬼肆（squeeze），
如何密四（mister）叫先生。

短短四句诗中涵盖了四个英文短语和单词，每句诗都押韵，朗朗上口，是从小饱读诗书的年轻学子喜闻乐见的形式，便于记诵。其中第三和第四这两句诗，把当时读书人看不起洋鬼子，但为了赚取（squeeze）他们的钱财，又不得不虚与委蛇，与他们周旋，称他们为先生（mister）的复杂心态剖析出来：如果不是为了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赚他们的钱，我干嘛称他们“先生”呢！

对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些英文单词，通过旧体诗，也能让学习者耳熟能详起来；如：

毛夫（mouth）是口迪夫（teeth）牙，
办特考夫（bad cough）伤肺家；
如此夏间生买退（summer day），
华端梅论（water mellon）破西瓜。

对英文中发音相近的单词，杨勋也通过旧体诗，提示当时的学习者予以分辨，如：

小车（car）卡片（card）总称“揩”，
灰二（wheel）车轮沙四（shose）鞋；
买得尘帚勃腊喜（brush），
照牌新做煞因排（sign_board）。
小汽车和名片在英文中的发音很接近，都读“揩”，这一点要提请中国学生注意，不能搞错。擦皮鞋的鞋刷和汽车的尘帚，在英文中是不分的，都叫“勃腊喜”。

对于刚去洋行做“小白领”不久的中国人，必须要了解洋行内有关文件收发的一些规矩，以及与此有关的英文单词。这一点，通过旧体诗教英文的杨勋也注意到了；他为此特地写了一首诗：

兑四克（desk）为写字台，
吉无来脱（give letter）送书来；
杀阴薄克（sign book）签名字，
立待还云唵煞回（and So wait）。

当洋行小开坐在写字台上办公时，有人送文件来，必须马上签收，同时还要请送文件来的侍应生稍等片刻。

当然，旧体诗教的都是洋泾浜英文；但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反映了一百多年前上海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当风气之先的洋行小开们，职业生涯和学习英文的生活风貌的一个侧面；不啻是上海城市记忆中的一支诙谐的小插曲。

二，从“洋行小开”到“红色小开”

“洋行小开”在生活上处处接轨国际，无论装束打扮、举手投足、行为方式，乃至追逐时尚的消费模式，包括吃咖啡、泡酒吧、逛舞厅等，皆与外国老板如出一辙。影响所及，不少上海小老板的儿子也刻意模仿起洋行小开来；久而久之，“小开”这一称呼，便逐渐成为老板儿子的“专利”。

旧上海的不少小老板都是苦出身，有的从学徒、伙计做起，历经艰辛最终侥幸成为老板，而更多的则是一辈子辛苦当伙计。即使当了老板，不少人平时在装束打扮乃至行为方式上，仍和普通店员没有多大差别，居常穿着竹布长衫，圆口布鞋；只有在外出应酬时，才换上花呢长衫和皮鞋。逢到店里生意忙起来，老板也会和店员们一起招呼客人，甚至亲自为熟识的老顾客挑选和包扎商品；就像电影《林家舖子》中的林老板那样。而小开们就不同了，他们自小养尊处优，在老板和老板娘的呵护下，宠爱有加，那知稼穑的艰辛。有的在穿着打扮上刻意模仿中外影星，西装革履，梳着小分头(上海人俗称“飞机头”)，一派“奶油小生”的派头。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美国好莱坞电影在沪上大行其道；小开们纷起效尤，穿上紧身的小裤管牛仔裤，上身配大花格衬衫，再戴一副雷朋式太阳眼镜，活脱一付西部牛仔相。有的成天泡在舞厅里，成为一些二三流舞女的“拖车”。当时一些出道不久的舞女，为生计必须从下午跳茶舞做起，到深夜往往要赶几个场子；小开们自然像“拖车”似地跟着相好的舞女转场子。这种舞女与舞客之间“龙头”与“拖车”的关系，随着上海解放，不少舞女与小开相继南下赴港，便也在香港娱乐圈内风行开来；并逐渐演变，融入港英文化，最终定格为今日港台演艺圈的“拍，拖”关系——“拍档（Partner）”与“拖车”之谓也。

小开作为特殊的社会阶层，在旧上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我党潜伏在敌后的地下工作者中，就有以“小开”身份作掩护的；如潘汉年一度以“小开”身份与敌人周旋 。事实上，确有一些小开在马克思主义的感召下，参加了革命斗争，被称为“红色小开”。当然小开中也有作奸犯科，干出伤天害理之事的肖小之徒，如“洋行小开”阎瑞生。他原本是一名普通的洋行职员，因为迷恋四马路会乐里长三书寓的当红名妓王莲英，加上嗜赌成性，终于床头金尽，阮囊羞涩，落得个被老鸨逐出的下场。恼羞成怒的阎瑞生心生歹念，向朱葆三的五公子朱老五借来一辆轿车，佯装买吕宋券（彩票）发了财，骗得老鸨信任，让王莲英上车随阎兜风。行至市郊僻静处，阎竟残忍地将王杀害，并劫掠随身所佩金饰及钻戒，潜逃至广东；案发后阎被拘回上海，旋被枪决。

这是发生在八九十年前的一段公案。当时文明戏风靡上海，《枪毙阎瑞生》便成为不少剧团竞相搬演的时装新戏。打开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报>，竟有十多家剧团同一天在不同的剧场公演这出时装戏；有的戏院还以真汽车上台作招徕。姜文在2014年拍摄的献礼大片《一步之遥》就取材于这段公案。

1956年对私改造，老板成为公私合营后的私方经理，“小开”这一称呼似乎也寿终正寝，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